据说兰州曾经有很多鸽子，满城都是，可是当地人不敢食用，怕吃了之后带来灾祸。鄂温克族有一种禁忌，就是不让小孩吃羊的肥肠，鄂温克人相信吃了之后，会找不到好的草场，影响放牧，给大家带来不幸。鄂伦春族人禁忌妇女吃熊前半身的肉，他们认为，吃了之后会被熊抓住。
　　 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的各种禁忌。禁忌，顾名思义，就是约定俗成地禁止去做某事。比如王士祯《中国民间风情》记载了这样一条禁忌：“吃新禾这一日，若有家人在外未回，则切忌谈及，偶或有人不慎谈及，则全家戚然不安，认为不祥之兆，被谈及的人必遭不测，非为虎啮，亦为蛇伤，终不能归来了。”以前民间有家人外出，必定要祭祀路神，但是祭祀路神时禁忌获罪受刑者以及凶服者参加，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会冒犯路神，从而对出行者不利。《史记?五宗世家》记载有路神的身份：“祖者行神。行而祭之，故曰祖也。《风俗通》云，共工氏之子，曰修，好远游，故祀为祖神。又崔诰云，黄帝之子螺祖，好远游而死于道，因以为行神。”古代交通不发达，出远门的人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才能回家，所以都要在出行前祭祀行神，以保佑出行者平安归来；在祭祀行神时，假如触犯了某些禁忌，那么出行者就会路途坎坷，凶多吉少了。在中国一些信仰树神的少数民族当中，比如云南路南撒尼彝区每个村寨都封一片山林为“密支林”，在林中又选一棵古老高大的树象征密支林中的“密支神”，密支林中的一草一木，自封为神之日起，严禁砍伐，不可冒犯，否则就会引来灾祸。
　　 大多数禁忌都是与神话联系在一起的。神话是古代人民对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自然景观拟人化，加以神话思维创造，口头相传，逐渐形成。它们或者说明某种自然现象为何如此，比如黑夜与白天的分别，上古人民就创造出烛龙“其瞑乃晦，其视乃明”的神话；或者说明某种自然景观是如何形成的，比如星辰多聚西北，水总是往东流，上古人民就创造出共工氏与颛顼争天帝，不胜后怒触不周山的神话。因为自然现象和规律几乎是不能改变的，所以对应的神灵地位也是不可撼动、不可侵犯的。为了维护神灵的权威，或者确切地说是为了维持自然现象常态化，人们就制定出各种禁忌。谁要是有意无意违反了这种规定，最后的下场只能是悲剧。不自量力的夸父，追逐日影，想要留住时光，可是日出日落、出生死亡是自然规律，时光岂是可以栓得住的？他违反了自然规律，冒犯了日神，最后无非落得一个渴死的下场。
　　 既然文学发源于神话已经是定论，文学中也会有很多的“禁忌”，分析文学中的“禁忌”，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
　　 关于聚少离多，人生短暂的诗歌，可谓多矣！其中的佳篇好句更是数不胜数。从孔子的“逝者如斯夫，曾不舍昼夜”，汉武帝“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叹，到晋代王羲之的“俯仰一世”，刘希夷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李白的“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再到晏殊的“夕阳西下几时回”，苏轼的“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他们共同揭示了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时光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停止流逝。夸父的逐日，只不过向人们显示了他的不自量力；活了八百多岁的彭祖，也要感叹“数遭忧患，和气折伤，荣卫焦枯，恐不度世”；秦始皇的求仙问药，不仅没有让他能够长生不老，让他的秦王朝相传万万世，反而给后人留下了讽刺、嘲笑的谈资；后羿从王母得来的长生不老药，最后也让嫦娥偷走奔到了月球上。所以正如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里借昆丁的口说的：“因为时间反正是征服不了的，他说。甚至根本没有人跟时间较量过。这个战场不过向人显示了他自己的愚蠢与失望，而胜利，也仅仅是哲人与傻子的一种幻想而已。”挑战时间，挑战日出日落，挑战四季更替，是一种既充满诱惑，但下场又无一例外会很悲惨的禁忌。被闻一多称赞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的唐代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作者在这首宫廷诗里也表达了自己想要突破这个禁忌的欲望。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在这里，作者多希望一个人的青春，一个人的幸福时刻，也像这江月一样不会变老，每一年都一样。可是这花开花落，日出日落，四季更替，生老病死，是一个庄严肃穆的祭祀仪式，没有人敢打破、也不能打破这禁忌，于是作者在这样一种“求不得”的矛盾中，伤感地看到的就只是“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与其说那个月夜站在楼阁上远眺的怨妇感叹“昨夜闲坦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是盼望着时间能过得快点，好能见到久别的离人，还不如说是明月楼上的愁人害怕时光易逝，容颜不再，盼望着那个远行之人能够趁她最美好的时候归来，一起渡过难得的良辰美景。倘若说张若虚的诗比刘希夷的诗略胜一筹，那么好就好在张若虚心底里是明白“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禁忌是触碰不得的，所以他并不是一味沉浸在“洛阳女儿惜颜色，坐见落花长人叹息”的惆怅氛围里；而是看得更高，更远，抽出一份南北朝宫体诗遗留下来的柔弱的脂粉气，吸纳进对“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对大自然奇丽景观的赞叹，和对“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的人生哲理的积极探索。在对待“禁忌”这个问题上，张若虚在此诗中的态度和曹植在《洛神赋》中的态度是相似的。不论这个洛神指代的是甄皇后还是自己的理想抱负，曹植都是心向往之，然而却不敢越雷池一步。“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道出了曹植矛盾的心态。
　　 以上是心想打破禁忌，而不敢行动的例子，这些文学作品带给我们的无非是一点点的忧伤情调；可要是打破了禁忌，那后果就是悲剧了。陶渊明到底是不是真的厌恶官场生活，喜欢田园风光，古今往来一直很有争议，不过在本人看来，陶渊明是真的很厌恶官场上卑躬屈膝、阿谀我诈的日子。他在《归去来兮辞》里一直在强调自己的愿望和乐趣，“富贵非我愿，帝乡不可期”，“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他的情趣是与官场生活格格不入的，也就是说他与生俱来的情趣其实就是官场生活的禁忌。我们可以以他的另一首诗歌《归园田居》互相证明：正是他打破了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禁忌，所以才“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从陶渊明上溯到战国的屈原，屈原不愿屈从于“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教条，高声呐喊自己反抗禁忌的决心：“世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于是乎怎样？落得一个溺死汨罗江的悲剧！从屈原我们再上溯到《诗经》。《谷风》里那个女主角一直在控诉她的丈夫，“黾勉同心，不宜有怒”，“不远伊迩，薄送我畿”，“宴尔新婚，不我屑以”；她心里弄不明白的一件事是，为什么自己对丈夫那么好，曾今“德音莫违，及尔同死”，为什么他还抛弃自己，另娶新欢？到底自己犯了什么错儿？或许我们可以从首句“习习谷风，以阴以雨”感觉出不好的预兆来。“习习”是和舒状，“以阴以雨”是晴雨不节，两个不同性质的天气现象结合在一起，就预示着一种突然的悲剧，悲剧的发生就是因为弃妇触犯了禁忌。这个禁忌我们可以在“采葑采菲，无以下体”，还有在另一首诗《氓》“于嗟女兮，无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脱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找到答案。这个禁忌就是：既然已经知道丈夫是个注重外表不注重内在的人，那么为什么还要信誓旦旦地与他厮守终老？当我们习惯了从诗歌主人公身上找出“禁忌”行为以后，我们便很难在《黄鸟》这一篇诗歌里找出禁忌的主题。可是我们稍微变换一下思维，便可豁然开朗：犯禁忌的不是诗的主人公，而是诗中的“穆公”，也就是秦穆公。“交交黄鸟，止于棘（酸枣树），止于桑，止于楚（荆棘）”，意思是鸟得木而栖，比喻人死得其所。秦国子车氏三良是“百夫之特，百夫之防，百夫之御”，应该得到良好的待遇，可是竟然也要随秦穆公殉葬，可谓是死不得其所，所以秦穆公犯了大大的禁忌。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诗中“彼苍者天，奸我良人”一句话，不仅仅是在向苍天诉说痛苦，它更具有控诉、诅咒的意味：谁要犯了禁忌，必将要得到惩罚！而这控诉、诅咒的对象，依我看来，除了殉葬制度，还有秦穆公。
　　 以上是诗歌作品中的禁忌主题。神话传说，小说，历史典籍中的禁忌更是随处可见。《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射。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这是古代人祈雨的巫术仪式，人们将它传说为一个神话故事。这个祈雨的仪式首先要“除水道，决通沟渎”，也就是说它的禁忌是，“不能让水道、沟渎堵塞”，否则祈雨仪式就没有用。《神仙传》录《左吴记》记载了一个神话传说：“安（刘安）未得上天，遇诸仙伯，安少习尊贵，稀为卑下之礼，坐起不恭，语声高亮，或误称寡人。于是仙伯者奏安云不敬，应斥遣去。八公为之谢过，乃见过，谪导都厕。三年后为散仙人，不得处职，但得不死而已。”刘安就因为犯了不尊敬仙伯的禁忌，先是被罚去洗厕所，然后又失去当神仙的机会。这让我们想起平常过年过节祭拜祖先、天地的仪式，要是我们也神态倨傲，举止轻慢，是否也会遭到祖先、神灵的惩罚？这一年中，是否也会诸事不利？
　　 假如我说，《史记?项羽本纪》首先是一部虚构的悲剧故事，然后才是历史人物传记，读过的人大概都会同意我的看法；因为这样近乎天神、下场却如此凄惨悲壮的人物怎么可能在现实中曾经存在过？怪只怪司马迁的文采太好了，把项羽杀宋义，破釜沉舟，九绝秦兵甬道，巨鹿之战，鸿门宴，救彭城，广武对语，瞋目楼烦，垓下悲歌慷慨，乌江自刎，写得一波三折，惊心动魄。看罢这一篇，总让人掩卷唏嘘长叹：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个英雄了得、近乎战神的人物落得如此下场？有人认为，项羽的悲剧是命运的悲剧，命运是上天注定的，谁也更改不了，他在自刎前不也这么说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就好像希腊众神一样，哪怕有再高的本事，也难逃最终的厄运，阿伽门农，俄狄浦斯都是这样的悲剧。有人又从战略眼光来评论项羽的悲剧，第一不应该早早杀死楚怀王，失掉天下之心；第二不应该在鸿门宴放了刘邦，养虎为患；第三，不应该都彭城，而却使章邯、司马欣、董翳王关中。还有人用尼采的悲剧学原理来分析项羽的悲剧，项羽与刘邦争天下，是酒神狄俄尼索斯与梦神阿波罗之间的斗争，也是非理性与理性的斗争，因此从一开始，项羽就注定失败了。还有人从性格缺陷说来为项羽的失败找原因，正如韩信分析的那样：“项王项王喑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诸侯之见项王迁逐义帝置江南，亦皆归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上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本人从神话学出发，认为项羽的悲剧乃在于他触犯了禁忌。这个禁忌是什么呢？我们从《史记》开头对他的外貌描述，“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以及最后司马迁对他的评述，“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争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可以找到答案。如果我们把争取天下视为一个祭祀行为，把夺取天下视为祭祀的目的，把顺应民心的道视为祭祀的对象神灵，那么项羽所犯的禁忌就在于自恃才力过人，“欲以力争经营天下”；殊不知在他之前，秦始皇也犯了同样的禁忌，得到的下场是“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首”。刘邦虽然仿佛小人（作者观点），可是他并没有犯天下之大忌，他的所作所为都在按祭祀的流程按部就班，取悦了“神灵”，所以他也理应达到祭祀的目的。
　　 李广所犯的禁忌或许我们可以在“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用此，其将兵数困辱，其射猛兽亦为所伤云”找到答案，概括来说就是文中所说的“数奇”。为什么“数奇”呢？就因为他没把军事行动当作一种严肃的“祭祀”行为来看待，而是当作儿戏。司马迁在《刺客列传》里说：“夫行危欲求安？此所谓‘积怨而助祸矣！’”《孙子兵法》亦有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而我们从李广追杀射雕者，安营扎寨的方式，可见其视兵事如儿戏之一斑，无怪乎他从结发之日起，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却终生只为二千石。
　　 荆轲的禁忌可以在开头他与盖聂论剑，与鲁句践争博中看出端倪。后来在荆轲死后，鲁句践也道出了荆轲的禁忌：“嗟呼，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也许要有人像《红楼梦》里的那个癞头和尚，告诉林黛玉从此以后不许见到哭的禁忌，或者像《水浒传》里鲁智深的师傅告诫他的“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兴，遇江而止”的禁忌，洪太尉看到“遇洪而起”禁忌，假如也有人这样告诉荆轲不可以剑术刺杀人，那么或许荆轲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