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民勤》是一部长篇纪实著作。在这部洋洋四十万言的作品里，作者李玉寿全景式地展示了甘肃省民勤县的人口来源、迁徙途径以及错综复杂的历史渊源，勾画了民勤地区百年来的移民群像，重点描绘了民勤生态的变迁和当今民勤移民的生存状态。作者投诸十余年心血，披阅典籍，追根溯源，找寻古人踪迹，进而深入民勤移民聚居的城镇乡村，做了大量的田野考察和社会调查，以悲天悯人的文化情怀道出了“环境与人”的唇齿关系。
　　 一个被古人称为“弹丸之地”的边陲地区，近百年里究竟发生了何种变故，致使移民达百万之巨？二十世纪社会大转型中接连不断的兵燹、动乱、饥荒等等，都是造成移民的原因，但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造成民勤移民的主要根源却是生态问题。
　　 地处河西走廊北部、石羊河下游的民勤县，是楔在腾格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之间的一条狭长绿洲。《天下民勤》记述了绿洲曾经的“光辉岁月”：十九世纪以前，祁连山融雪汇成的石羊河水，曾使这块绿洲“粮棉繁盛，驼羊成群”，一派兴旺景象。滔滔河水在民勤县城以北积成了方圆数百公里的湖区。湖上水鸟翔集，湖底土色乌青。如此优良的水土，加上明清时期的移民“实边”政策，江浙晋陕的大量移民这里拓荒垦殖，将湖边沃土改造成了“人烟辐辏”的世外桃园。
　　 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石羊河上游成几何倍增长的人口不断地截水分流，柳林湖迅速萎缩。干旱和风沙，以湖区为中心扩大着危害范围，民勤的北部防护林带和天然草场几近全军覆没，风沙毫无顾忌地以每年15米至20米的速度蚕食着绿洲腹地。
　　 人与自然的博弈，往往以破坏环境为高昂代价。世界环保主义理论家利奥波德说：“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已经知道（我希望我们已经知道），征服者最终都将祸及自身。”这块三千年前就有人类生息耕作、“水草丰茂”的塞外江南，变成了沙尘肆虐的渊薮，旱魔横行的天堂。劲风过处，来自腾格里和巴丹吉林的沙尘遮天蔽日，干涸的湖区泛出刺眼的白色碱土。昔日的“瀚海明珠”，蒙上了一层抹不去的尘埃。日渐恶劣的环境激活了民勤人血液里的流动性。民勤县迁往新疆、内蒙、宁夏等地的人口急剧增加。而其它地区的人则惧怕这里的艰苦环境，很少有人迁居民勤，＂天下有民勤人，民勤无天下人”的说法即由此而来。《天下民勤》诠释了这个漫长的过程，评价了明清移民对民勤文化的贡献，也试图分析民勤移民给其它地区输出的文化元素。
　　 历史上的民勤移民，经历了大量迁入和陆续外流的两个阶段。迁入是国家主导，迁出则情况各异。《天下民勤》突出了普通人物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该书是一部社会史学著作。作者根据民勤现存的族谱，梳理当地姓氏源流，清点了明清主流移民进入民勤的轨迹。这些移民来到“塞外奥区”，带来的不仅是江南的农耕技术，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发达地区的文化。这一脉生生不息的香火，在数百年的风水流转中砺炼为独具民勤特色的地域文化。
　　 民勤人口自清末和民国开始外流，形成了移民的第一拨高潮。作者以饱含深情的笔触，精细入微地描述了清代和民国年间走西口、闯山关的民勤人。他们长途跋涉，在西去北往的坎坷道路上留守驻扎，开辟新家园，挑战自身生存极限，藉此完成“自救救人”的天命。在敦煌镇番坊、新疆芳草湖、内蒙巴音浩特等地，无以数计的民勤移民唱着家乡南腔北调的小曲，操着未改的乡音，像随风流散的沙粒飘落天涯海角，继续谋生和发展。
　　 民勤移民的奔走和生存，多赖于号称“沙漠之舟”的骆驼。这种抗饥耐寒的动物，是民勤人最好的旅伴。《天下民勤》的前半部，一言以蔽之，就是“驼队上的民勤军团”。作者在历史的沙漠里，挖掘时光遮蔽的往事。明清两朝，西部边境时有战火燃起。在双方鏖兵的刀光剑影里，民勤的驼队作为运输主力，征战准噶尔，参与西藏平叛，跟从左宗棠收复新疆，为国家统一立下了煌煌功劳。《天下民勤》重现了这些富有传奇色彩的史实，场面宏大，情节跌宕，如“西关大汉，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豪放淋漓，回肠荡气。其主人公的所作所为，印证着民勤人爱国爱家，百折不挠的优秀品质。
　　 战乱间隙，民勤驼队穿行在华北、西北的千山万水，垄断了北部蒙古的茶叶市场，名震西北的著名商人马合盛即是其中佼佼者。民勤驼队来往于北京、西安、乌里雅苏台、库伦等各大商埠，把民勤驮到了天下，也把天下驮到了民勤。黄沙漫天，驼铃清脆，驼背上的民勤土布和食盐，源源流向外地。驼把式的行走路线，为民勤移民在危难时奔走异乡埋好了伏笔。
　　 1951—1954年，民勤驼队六万峰骆驼进藏转运军用物资、护送十世班禅大师、修建青藏公路，三次进藏，驼队所剩无几，驼夫牺牲百余。无法回到家乡的骆驼及其主人，永远留在了异地他乡：“漫上个花儿了我回头头看，望不见家乡了我心窝窝里寒……”这些凄苦的驼夫号子，合成了苍凉悲壮的移民叙事曲，听者怎能不潸然泪下，扼腕叹息！
　　 民勤历史上的第二个移民高潮，当在1959—1961年的“大饥荒”期间。民勤饥民硬是用双脚走出了一条血淋淋的移居他乡求生之路，逃荒者沿着先辈的足迹，多在邻近的内蒙落脚，有一部分远走河套，还有一部分西上新疆。移居者将他乡当做第二故乡，与当地居民融洽相处，最终摆脱了被死亡追杀的噩梦，幸运地生活了下来。其中的苦乐酸甜，见诸文字表述，使人悲喜交集，感慨不已。
　　 民勤的第三次移民高潮是1990年代至今。在《天下民勤》成群结队的移民背影里，一张张焦渴的脸庞在倾述背井离乡的苦难，一段段揪心裂肺的故事在演绎命运的多舛。
　　 民勤移民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全部蕴藏在行走的路上。他们勤劳勇敢，不畏艰难、敢于闯荡天下。这种精神既具有鲜明的民勤地域特色，更是华夏民族伟大精神的缩影。
　　 然而，《天下民勤》并未局限于移民的历史，其焦点对准的是当下和未来。作者透过纷繁杂呈的表象，探寻民勤移民的实质根源，虽归结为宏观意义上的生态恶劣，关键词却是“水荒”。
　　 作者关于“水荒”的思考，涉及中国农村社会行政管理的深层次制度性障碍。从1950年代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开始，行政管辖的制度链条日益强化。民勤所在的石羊河流域由上级政府统管，水资源的分配格局也因权力倾斜而改变。政治权力的介入，掌控“水权”的机构在上游修水库、打机井、开垦荒地，不断挤压下游民勤农民的生存空间。在行政管理的另一个层面，1950年代以后实行的户籍制度和商品购销制度，隔绝了乡村和城市间人口流动的通道，农民迁徙的机会微乎其微。而就民勤县农民的主观动机来看，似乎没有太多的流动意愿。“水荒”导致贫穷，贫穷产生移民，正如美国科学家芭芭拉?沃德夫妇所言：“贫穷是一切污染中最坏的污染”。行政管理的缺陷，终于在1990年代显露无疑：河水供应无保障，地下水资源急缺，农民负担加重，外加农业的不景气，农民苦不堪言，只靠种庄稼已无法维系生存，更谈不上发家致富或长远发展。于是只有一条活路——自发移民。
　　 《天下民勤》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民勤移民划成两种类型：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期移民多是整户搬迁，1990年代末至今的移民多以“子女移民”为主，即教育移民或“子女移民”。
　　 民勤是甘肃的高考名县，近年来每年高考外出的学生都在2000以上。民勤人血脉里固有的刻苦精神和逃离风沙侵害的强烈愿望，在高考中找到了最佳契合点。学生一旦考中，绝大多数不会回到故乡就业。在当地居民眼里，子女移民是家庭成功的标志，而非一种无奈选择。农民将未来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倾注大量心血促成子女移民。年轻一代能在城市和其它地方扎根，对农民而言，至少是博取了生活的希望。
　　 《天下民勤》剖析了群体移民中的诸多个案，促使人们关注“三农”和生态问题。受全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员海潮般涌向城市的大气候影响，民勤移民的新高潮即将再现，如何引导农村理性移民，也是亟需讨论的现实话题。
　　 “水荒”蔓延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民勤县农村经济的虚假繁荣败落，农民的土地文章基本做到了尽头，一切复归原点。缺水、缺电的农户户均8—10亩地，年纯收入在5000元以下，勉强维持生计，诸如婚丧嫁娶、子女教育、医疗等大项开销则无力支付，农民生活依然窘迫。
　　 蕾切尔·卡逊在其《寂静的春天》里总结过杀鸡取卵式的生存形态：“我们冒着极大的危险竭力把大自然改造得适合我们的心意，但却未能达到目的，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心痛的讽刺。”改革开放后，农村行政村掌握了更多的自主权，中国古老的土地伦理被肢解粉碎。一些沙漠沿线的甜水区村庄，将其无力开垦的荒地承包给苦水区农民获取收益。此种行为很少受到相关部门的监管，致使贫困线上的农民又一次“挖坑自蹈”，给本来就已经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加上了沉重的砝码，农民不得不在故乡之外寻找出路。
　　 在创作《天下民勤》之前，李玉寿介绍过其作品的取向：从民勤这个“巴掌大”的蕞尔小县，放眼中国乃至世界的生态问题。“民勤不仅是甘肃的，也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重视民勤的移民和生态，就是重视人类的未来。惟其如此，《天下民勤》是一阕与苦难抗争的生命颂歌，是生态保护与人类前景的警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