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一天，我从国企“买断工龄”回家，就对老婆说：“我去媒体应聘当一名新闻记者吧？”老婆犹豫了半天说：“想去你就去呗！”我就这样来到了省城。
　　 其实到了省城以后，我没有当记者，而是当了一家杂志的编辑。考试那天十分有趣，七八十人考试，我第一个到，最后一个离去。别人刷刷刷笔走龙蛇，我却总是觉得笔头那么艰涩。题答完抬头一看，偌大的会议室只剩下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我。我跟另一个搭讪：“伙计，哪来的？”那人一边用草纸盖住卷子一边答：“郑州！”我心里一震，妈呀，郑州的也跨省来了，那么远。我说：“我是西秦来的，认识了就算有缘，我们交个朋友好吗？”想不到他一口拒绝了，他说：“想跟我套近乎抄我的题是吗？做梦去吧！”说毕，就赶紧拿起试卷交给监考，兔子一样窜出了门。
　　 会议室里剩下我孤伶伶一人。看一眼时间，还有十来分钟，我就磨磨蹭蹭检查试卷。这一瞬间，我感到我笨，试题在别人手里像喝凉水一样哗哗哗就答完了，而我还在这儿磨蹭。我砸了一拳自己的脑袋：怕是完了，彻底完了……
　　 想不到，若干天以后，杂志社却通知我去上班。放下电话，我自言自语，该不会搞错了吧？当我确认没有搞错时，那个叫“自信”的东西已慢慢回到了我的身边。世界上的事就那么巧，在我去杂志社上班的路上，又碰到了郑州那个男的。他问：“喂，急匆匆干什么去呀？”我说：“去上班呀，杂志社昨天通知我的。”他脸一红，埋了头脚步趔趄地走了。
　　 一边上班，我一边租房子。找了一圈，房子都很贵，很小的楼房都要几百块钱，而且要一次性交三个月或者半年的房租。初来乍到，兜里没几个银子，一下子要掏很大的一笔钱确实困难，我只有想办法跟别人合租。幸好西秦提前来了几个乡党，他们分别在华商、三秦和早报，几人合租了一套房，在南廓门曹家巷，七层，四十多平米。我给其中一个乡党打了电话，说明了本意，那乡党说他们房子住了三个，已经很挤了，他要跟另外两人通了气以后再说。我就等。左等不见回音，右等不见回音。我又打电话去问，那乡党吞吞吐吐地说，他们还没商量好。再明白不过了，这多半是不同意。我就问那乡党，他们的具体位置、楼层和房号，然后就哐里哐当往那儿搬。管他的，先赖进去再说！好歹也叫一声乡党，他们总不会把我的东西扔出来吧！
　　 就这样，我“赖”了进去。他们几个心里不高兴，脸上却没表露出来。我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也装稀里糊涂，不去管他们。40多平米的房子，住了四个人，再加上杂七杂八的东西，要多挤有多挤。正值流火七月，睡在床上热得要死，就铺了凉席睡到地上，但还是热得要死。脸上的汗一股股，胸前的汗一股股，背上的汗也一股股……受不了了。怎么办？一人说，到楼顶试试，兴许凉快。这办法好。大家就卷了凉席，猫了腰，一前一后钻到了楼顶，一股风就飕地刮了过来。果真不错，凉快。七层的楼顶，已经不低了，蚊子飞不上来，臭虫也飞不上来。躺在凉席上，伴着凉风，数着星星，惬意极了。好爽！但是，这种时光非常短暂，大概持续了六七天，也许更短，另一个单元的房主买了一条狗牵到楼顶（楼顶是通的），和我们隔席相望。房主怕我们偷东西！他把我们当贼一样防。
　　 那天晚上，我们一上楼顶就听到汪汪汪的犬吠，接着一个很老的老头握着一把老虎钳就过来了——来的正是那个房主。他绕我们走了一圈，又走了一圈，手电筒死死地照着我们，喷一股酒气说：“原来躺在楼顶的是几个民工啊……该不会是小偷吧？”他把狗一指又说：“看见了吧，那是一条很厉害的狼狗，你们要是不老实，它就会毫不客气咬你们。告诉你们，强龙不压地头蛇呢，你们要是在老子的地盘上动心思，小心我敲掉你们的门牙，狗咬断你们的大腿。”说完，老头走了。可是，老头的狗没走。我们稍有响动，狗就会汪汪汪地叫。楼顶再也不安静了，那飕飕的风似乎也不再凉快了。没办法，我们只好搬回房子，继续承受“桑拿”之苦。
　　 这一夜，我怎么也睡不着。身在省城，总有一种人在异乡的感觉。五光十色，名扬中外的古城，曾是我做梦也想去生活、工作的地方。可当你真正和她融为一体时，她给人的感觉竟是那么的不好。但我在心里不停地宽慰自己，刚来一个地方免不了被欺生，也许熟悉了以后就好了。
　　
　　 二
　　 打那以后，我就失眠了。真的，从那一夜以后，我再也没有好好睡过。失眠的后果是严重的。杂志社是早上八点半上班，下午五点半下班。失眠的头几天，我还能勉为其难地准点上班，时间一长，我就开始迟到了。每每一夜难眠，天亮时却沉沉地睡去，以至舍友起床的响动都惊不醒我。等我醒来一看，早已过了上班时间，便起床抹一把脸，没命地往杂志社奔去……
　　 有一次，主编把我叫到她房子里狠狠地训了一顿。她不看我，只看着桌子上的台历说：“有人反映你编稿、校稿的时候打瞌睡，怎么回事？杂志社有的编辑八点就到了，你怎么九点还不到？”我说：“我远呀，骑车得一个多小时，坐公交都得30分钟。”主编说：“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坐公交需要一个半小时，我从来都没迟到过，你这才多点路？”我哑口无言。
　　 更糟的是，主编从此盯上我了。干编辑、记者这行的，大都缺乏锻炼，我也不例外。成天不是写就是编，东奔西颠，食不甘味，身体就越来越弱。杂志社的楼下，是另一个单位的活动室，每天有人在那里打乒乒球。为增强体质，我就在午饭后插科打诨进去玩两把，以期调理一下筋骨更好的工作。不料，我的行动被主编知道后，她就在一个中午站在室外声嘶力竭的喊：“斜阳，几点了还在玩？你是来上班的呢，还是来玩的？要玩了回家玩去，我这需要干活的人，不需要玩的人！”她声音很大，楼上楼下的人全都听见了。我灰灰的走出活动室，耳根一阵阵发烧。一把年纪了，我还头一回让人这么吆五喝六。心里的滋味不好受，喉头一股酸水绞来绞去，咽不下也吐不出，可表面上还要装得没事儿一般。
　　 不久，杂志到了征订季节，需要对外宣传。上街摆摊之前，主编给大家发了一件印有杂志社标志的红秋衣，要求每一位采编人员自配一条牛仔裤。下班以后，我就到处打电话告借。但凡认识的朋友都打了电话，竟然没借着。他们都是那句话，谁还穿牛仔裤啊，现在早就不时兴了。我说旧的也行。他们说扔的扔捐的捐了。由于囊中羞涩，实在没钱新买一条，上街摆摊宣传的那天，我只好穿一条统裤去杂志社上班。刚上楼梯，就见主编像一根桩一样站在拐角处，她问：“怎么没穿牛仔裤？”我如实相告：“我四处借了，没借着”。她又问：“为什么不买一条？”我说了两个字：“没钱。”主编脸一吊，极不高兴。上完楼梯，我直奔办公室而去。在我进门的一瞬间，我听见主编在背后说：“连牛仔裤都不穿，他哪像个编辑！”这句话不仅我一个人听到了，编辑部的同事们都听到了。我问一个姓张的女同事：“如果编辑不穿牛仔裤不像个编辑，那主编要穿什么才像个主编呢？”女同事一脸茫然：“不知道。”停了停，她又说：“大概主编要穿骆驼裤才像主编吧，骆驼比牛大嘛！”
　　 我正想笑，楼下有人吆喝：“上街宣传的同事，该上车了”。我急忙整理了桌上的稿件，锁了抽屉，就去坐车。但我还是去晚了。上车一看，车上齐刷刷坐着人，只有第一排和中间一排各留了一个位子。当时，我实在不知道第一排那个位子是留给主编而中间那个位子是一位同事留给我的，我就照着第一排坐了进去。刚刚坐定，主编上来了。主编盯了我片刻，我没反应，她就坐进了中间那个位子。坐下后，她说：“斜阳，也不给晕车的女同事让个座，你怎么这么没教养，没眼色？”她声音威严得让我不寒而栗。车上的人也惊得瞪大了眼睛：人都是有尊严的，她怎么能这么骂人？没给女同事让座就没教养了？但我没有争辩，立即起来做了个给别人让座的姿势，但没有人表示要坐进来。我不知哪个女同事晕车，也不知谁想坐第一排，便又坐下了。但我如坐针毡。
　　 后来我才恍然大悟：主编说的晕车的女同事是指她自己。她是杂志社老大，她理应坐第一排。当时我确实没眼色，但她骂我没教养我不服并且愤怒。没给她让座就叫没教养，是不是她瞌睡了就要赶忙递枕头，口渴了就得马上送水杯才有教养？从此我的情绪一落千丈，工作热情也一落千丈。看来这个鬼地方是呆不成了，赶早撤吧！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三
　　 离开杂志社我到了一家日报。还是当编辑，特稿部编辑。特稿部人满为患，刚到那几天，我显得无所事事……
　　 不久，机会来了。适逢报社要在元旦推出省城“百年百变”大型特刊，任务压给了特稿部。我铆足了劲，成败在此一举！所谓百年百变，就是要用手中的笔，描绘出省城乃至全省一百年来的一百种变化。为了一试我的能力，特稿部主任先给我分了“两变”。想不到两天我就圆满完成了任务。主任拿着我的文章，给那些写得不合格的记者看，让他们照猫画虎依葫芦画瓢。得到认可，我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主任随即又给我分了近十变，我都圆满完成了。
　　 特稿部所负责的栏目，除了特稿还有小说连载、军事天地、动物世界、情感倾诉等等，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特稿。由于我在百年百变中的上好表现，主任突然决定让我编特稿，而让原来的那位特稿编辑负责其他栏目。我感到意外，那位编辑也感到意外。可没办法，已经这么定了。后来我才了解到，那位编辑能力还是有的，只是做人上有点问题。他是个婆婆嘴，喜欢翻弄是非。这一点很要命。比如主持情感栏目的那位女编辑刚来的时候，他就对人说其丈夫有了一个第三者，他们已经分道扬镳了。实际上女编辑的家庭很幸福。话传到女编辑的耳里，女编辑要扇他的嘴巴，被大家苦口婆心地劝住了。
　　 有位同事提醒我：“这个人你要小心点。”我就处处小心，可我还是中招了。那一天，有一位业余作者给特稿部寄了一篇稿件，我从信封中抽出稿件后，就撕了信封。等我出门以后，那位已经不编特稿的编辑，从废纸篓里一点一点捡起信封又一点一点粘上，然后小心翼翼地贴上一张稿签，在“编辑处理意见”那一栏里写了一段话就交到了领导那里。我说的领导不是我们的主任，而是编辑中心主任、编委。我们主任受人家领导。他“越级”向上反映，是想把我和我们主任一块收拾一下。用心好险恶！但他的如意算盘并不“如意”，他射出的那一支毒箭只伤了我一点皮毛没有伤到筋骨。
　　 中心主任把我叫去，将那个贴了稿签的烂信封扔给我说：“自己看看吧，是个什么情况，说说？”当中心主任叫我时，我心里还忐忑不安，是不是我编的稿件出了差错？待他扔给我信封时，我才平静下来，原来是为一个烂信封。我看见那位编辑在稿签上写道：“此信封由斜阳撕碎，由某某某一点一点粘上，这不仅是编辑态度不端正，而且是对业余作者不尊重的表现……”云云。中心主任阴了脸问：“我们的报纸就是办给读者、作者看的，你怎么能对他们不尊重？”我说：“主任，你有所不知，所有的来稿末尾都留有作者的地址、邮编，还有电话，留在信封上的，我也都一一抄在了稿件后面，还留着信封有何用？”主任若有所悟，就换了脸色说：“你以后注意一点，不要授人以柄。”
　　 这件事总算挺了过去。可没过几天，又来了一件。事情发生得很蹊跷。是一个中午，社会部一位记者，也是和我关系很好的一位朋友，他的一篇稿件评上了当期的好稿一等奖，领了100元钱。一高兴，他就请我中午撮了一顿。无酒不成席，我们一人喝了二两。可怜我不胜酒力，二两酒下肚就有点飘。虽不至于东倒西歪，但回到特稿部还是满嘴酒气。我就去水池边冲了冲，然后钻进供编辑、记者午休的宿舍躺下了。我想，躺一会儿我就起来。特稿是下午四点开始编，完全来得及。谁知我刚钻进被窝，总编办的头儿就来了，随后考核部的头儿也来了。来人告诉我，有人告诉总编，说特稿部有人耍酒疯，他们是受总编之命来查处的。虽然他们看见我没有耍酒疯，但我嘴里有酒气，而报社规定，中午是不允许编辑和记者喝酒的。我就这样被纪录在案，月末发工资，我被扣去300元。钱虽不多，但总像肚子里吞了一只苍蝇，好恶心。我四处“追查”那个黑心的告密者，但一无所获，我就有了心病。
　　 后来，这家报社因内部矛盾和经营不善而一落千丈，编辑、记者们四散而逃，各奔前程。在另一家报社，我和当年那位考核部主任不期而遇。时过境迁，当我无限感慨地追问“喝酒事件”背后的告密者时，主任才告诉我，正是那位一直对我耿耿于怀的原特稿编辑所为。
　　
　　 四
　　 市场经济注定了报社的不平静，也注定了编辑、记者的不平静。老编老记们走马灯似地串来串去，似乎是当今媒体特有的风景。短短的三四年，我就先后“走”了五六家媒体，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自己是一棵无根之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