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站在山洞前轻轻的舒了一口气，现在这个山洞已经被略加整修，添了一些日常用品，打扫得干干净净，可住人。他打定主意，将此洞命名“阳明”，与浙江老家山洞一样。此时，随从们都休息了，阳明来到洞口一块大石墩子前，这个石墩子是特意从别处弄来的，面子修磨平整， 可在上面静思冥想。静坐功夫是他少年时养成的习惯，十二岁，颇为顽皮，遇一相士指点，自后常常对功辄静坐。现在，静坐默想了一会，心绪渐渐平静，往事又一幕幕在脑海里浮现。因为仗义执言，得罪宦官刘瑾，阳明被廷杖四十，从兵部主事贬到贵州西北的龙场，当了一名小小的驿丞。这个驿站只有一名驿丞，二十三匹马，住的地方都没有。刚到时，只能自己动手建茅草棚，勉强安顿下来。“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诗中道：“草庵不及肩，旅倦体方适。开棘自成篱，土阶漫无级；迎风亦萧疏，漏雨易补缉。灵濑响朝湍，深林凝暮色。群僚环聚讯，语庞意颇质。鹿豕且同游，兹类犹人属。污樽映瓦豆，尽醉不知夕。缅怀黄唐化，略称茅茨迹小草棚子不及肩膀高，风一吹就疏漏，下雨一定漏。树林遮天蔽日，昼日如昏。土人聚集周围，语言不通，颇费周折，只得成天跟鹿和野猪相伴......阳明就这样被扔到了这个“鬼不生蛋”的荒蛮之地。随从们相继因为水土不服而生病，阳明只好亲自砍材汲水，煮粥侍候。为了能排遣大家心中的失落与忧郁，阳明给他们朗读诗词，唱自己家乡越调。后来，在土人的帮助下，他们开始垦荒种地，过上了自给自足的日子。度过了最初的困境，阳明在当地龙岗山寻找到一洞，觉得颇适合居住，尽管简陋，但是终究有了安身之处，感到非常满意，不仅又一次自吟诵起“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三首：古洞閟荒僻，虚设疑相待。披莱历风磴，移居快幽垲。营炊就岩窦，放榻依石垒。穹窒旋薰塞，夷坎仍洒扫。卷帙漫堆列，樽壶动光彩。夷居信何陋，恬淡意方在。岂不桑梓怀？素位聊无悔。”“童仆自相语，洞居颇不恶。人力免结构，天巧谢雕凿。清泉傍厨落，翠雾还成幕。我辈日嬉偃，主人自愉乐。虽无棨戟荣，且远尘嚣聒。但恐霜雪凝，云深衣絮薄。”“我闻莞尔笑，周虑愧尔言。上古处巢窟，抔饮皆污樽。互极阳内伏，古穴多冬暄。豹隐文始泽，龙蛰身乃存。岂无数尽榱，轻裘吾不温。邈矣箪瓢子，此心期与论。”最重要的是，这个栖息安生的地方，虽然简陋，但避免世事纷扰，能静心思考。
　　 宋明是程朱道学的天下，想自己少幼饱读前贤的书，对宋儒的教诲是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倦怠：“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要寻得“理”则必须“格物致知”。
　　 十七岁那年，随父居住京城的时候，在父亲官邸花园一小片竹林面前开始静坐苦思，想将竹子的理格明白，许久，许久没有丝毫感悟，却因为用心过度，生了一场大病，格物失败。这场“格竹”失败导致自己对程朱理学产生了动摇，尤其是程朱将心理分成两个东西，一直困惑，事物的“理”究竟应该怎么去“格”，从外面能“格”到吗？找不到答案，无奈，和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心思开始转向“佛老”。想起来，也是在十七岁那年，新婚之夜，偶尔路过铁柱宫，遇到一位道士，被道士的仙风鹤骨吸引，立即与道士攀谈起来。道士将养生之法进行了详细讲解，阳明大为叹服，遂与道士攀谈一夜，竟然将新婚妻子一个人冷落在家。自此，先生开始出入名山，“访道寻仙不辞远”。期间，在九华山竟然动了出家学仙的念头，但是道士“蔡蓬头”说他“官气”还没有散，不可能出家的；后又遇一“仙家”，点明了他不能“出儒入道”，他只能回家养病，在会稽山自己的“阳明洞”里修炼，“行导引术”。阳明的精神世界似乎已经被佛老的那种神秘，却又平和而安谧所包容，悠哉悠哉。儒家的阳明终归是儒士，“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齐治平”早就在他的心底打下了深深烙印，成圣、强烈的入世思想，又使他对佛老又心存将信将疑，就这么，阳明的内心，精神始终躁动不宁。回忆和思考，使他内心如同惊涛骇浪，汹涌澎湃。前半生宦场沉浮，使他经常愤愤不平；荣辱得失，备尝艰辛又使他觉得天理难寻......。现在，被摔到了这个“鹿豕且同游”的荒蛮之地。“圣人处此，更有何道？”阳明责问自己，个人荣辱得失，生活的艰难不足为念，唯有生死之念不能忘却（弟子钱德洪在《王阳明年谱》中记载：“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越，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是啊，生死乃人生第一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其他都无从谈起。孔子可以杀身成仁，孟子有舍身取义；庄子齐生死，老子要长生；佛家有轮回，各说各的，都有道理，但莫衷一是，难以取舍，透破得失荣辱容易，破生死难！每每想到这里便感到犹如一座大山横在面前，生死之关不能跨过，精神就不能得到解放，这是自己心神悬浮不实，躁动不安的根源；子路有生死之问，孔子有答：未知生焉知死，看来应该重生，把心思放到此生，才是根本。阳明似乎若有所动。该到哪里去找到这个朱熹称为天下万物无一不在的“理”呢？肯定不能走十七岁的老路，去面对竹子“呆格”。突然脑中一道电光闪现：外面找不到，那就回到里面来找，到自己的心里来找。阳明至此大彻大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年谱》说：“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这就是“渐悟”必然转向“顿悟”的结果。根本问题解决，精神就有了安身立命之处，心就会平静，阳明此时与从前判若两人了，在“疾病，穷困、夷狄、患难”中明白了圣人当如何自期自处，常能“苦中作乐”，一切皆泰然处之。
　　 年少时期，和大多数青年才俊一样，阳明是“好言兵，且善射”，对于学问则是“泛滥词章”，好吟诗作赋，浸润于华丽词章，遍读考亭之书。这样长久下去，本心无所依托，稍遇挫折“出入于佛老”，这就是后人所道的阳明思想之“前三变”。《年谱》说他：“驰骋于词章、出入二氏（佛老）、居夷处困（即被贬龙场），霍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这是“教三变”。他自己后来总结：“学如韩、柳，不过是一个文人；辞如李、杜，不过是一个诗人；有志于心性之学，以颜、闵为目标这才是第一等德行。”不过这“心性之学”可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悟得，看见了目标，后面必须脚踏实地的下功夫，才是真正“希圣”。最让阳明头疼，困惑的就是程朱道学的“理、心、性”，现在想通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程朱将这三个东西割裂开来，是极其错误的，心性本来就是一个东西，凡事应该在本心上去寻找、去下功夫，假以外物，那是误入歧途；一切都要从自己的内心中区寻找，去体悟。他开始真正反思宋儒道学。朱熹承接二程的说法，认为心有道心和人心两样，道心的基础就是那个充斥于万物之中的“理”，而人心是基于“气”，道心就是纯天然的天理，人心如果得到道心的“正”，就是天理，如果得不到，那就是表现为“人欲”。而“性”也同样，有本然之性（即与天理同样纯洁的性）与气质之性。就本心的性来说，圣人与凡人一样，人与物也一样，都本来具足，而“气质之心”则不痛了，圣人气清，凡人气浊。所有气质、心性就是肉体，是载运本然之性的器物。朱熹认为：心若含有理，那么这个理是从外面收集而来的，不是本来就有的。在朱熹哪里，心分为了两个：本来的心和“气质的心”；性也分为了两个：本来的和气质的，而心要得到理，还必须从外面去收集。怎么收集？朱熹说得很明白：要“博学于文”，一定要多读书，少读一句，便少一分理，也就是说，人要学好，得到道心，那就必须去读书，必须去学习，从外面，通过学习才能得到理，从而使自己的心得“正”。善和至善，大概意思就是好与极好。什么是“至善”？朱熹说：“必到极处，便是道理十分尽兴无一毫不尽，故曰至善。”“至善是极好处”，这没什么不对的，但是紧接着，朱熹又开始对心性“二分法”，在谈到《大学》时，他说：“明德既可言性，又可言心”，性，即仁义礼智之善；心，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善端。朱熹认为“儒佛之辩在于虚实之分，现实中之应事接物尤为重要。”把心与物又是分开来说。阳明从心性出发，认为朱熹错了。阳明认为“心即理”，不必从外面去找什么“理”来充实心，心学就是发明（发现和明了）“心即理”的道理。心、理本来就是一个东西。孔孟的学问本来就是心学，后世不知，不明“心即理”，所以才有了不管自己的心，从外面去找“理”的流弊，这就是“义外”的毛病，这个“义外”来自于告子，早已被孟子批过。佛老也是以为事物的道理在外面，故而一意在心上面用工夫，从而有“遗弃人伦事物之常”的流弊，那些个世儒也不知事物的理在内，故“外索于刑名器数之末”，不知道反求于心，而一意向外寻求事物的理，阳明这是在暗暗地讥讽朱老夫子呢。朱熹认为要“止于至善”则必须“博学于文”，即所谓的“博文”功夫，而阳明认为，重点应该在“约我以礼”，即“约礼”的功夫。将自己的行为规定在礼的范畴，这是善，至善的必要功夫。阳明反对朱熹以事物的定理说至善的说法，他认为朱熹在事物上说至善，就是离开了心去说，以事理恰到好处坚定不移为至善，是根本脱离了内心的作用。善，至善要在心的层面上去说，“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至善是心之本体”。读书，（即“博文”)不过是让自己的心知而已，只要自己的心纯洁、至善，没有人欲的污染，各种变化都在其中，只要此心纯乎至善，无人欲之杂，不必非要有一段读书功夫（这儿明显的看出阳明与陆九渊的相同）。
　　 在这里，阳明又一次将心提到了本体的高度，再一次重复本体是心的概念，可见与朱熹认为“理”是本体概念的截然不同。圣人之心都是纯乎天理，没有人欲夹杂其中，但为什么圣人有尧、舜、禹，汤、武，周公、孔子、等等的分别呢？圣人难道还有什么不同？面对学生弟子的问题，阳明解释：如金子的成色与分量，纯金是足赤，好比圣人的德行，即心都一样，达到了“纯乎天然”的“足赤”境界，但是分量不同，有的五百斤，有的一千斤等等。也就是说，圣人的能力有不同，有的能建立丰功伟业，有的只是在其他方面有所建业，所以圣人的德行是可以学得来的，但是能力是学不来的。如果在“力量气魄”上面去下功夫，是“求其知所不知，求其能所不能”，反而会荒废了“明善诚身”，“世儒空谈心性而无一策，救国难，盖才力不足也。”内圣可以去努力，外王则因能力各而不相同，不能勉强。阳明后来所说“知行合一”本来是针对朱熹的，因为朱熹对《尚书.说命篇》的“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有所发挥，说做人处事的艰难，不在于知的难，而是在于行的难，即实践的难。阳明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将知与行又分开来，他说：“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朱熹认为必先知而后才能去行，后世的空谈家们，就用这个来作为遮挡，一个劲儿的空谈，“不肯着实躬行”；还有一种人是那种“悬空思索”的人，就是“世儒之支离”，只知道在物上面穷格（就像自己十七岁那年“格竹子”）。但是朱熹其实也是倡导“知行合一”，阳明以后很少提这个话题了，都认为“致良知”是是涵盖了龙场悟道以后阳明的所有思想，阳明自己也认为如此，多次称之为“圣门正法眼藏”。阳明的“良知”概念来自于孟子，《孟子.尽心上》云：“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传习录》记载他说：“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词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其实这一点上他跟朱熹是一样的，朱熹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此即良心也，良心便是明德”。阳明则认为良知既是体，也是用，体用不二。朱熹认为格物就是去穷究事物的道理，弄出个明白的定理来，阳明则是“心无外物”，去格物不如去“格心”，格物就是诚意，他说的很明白：“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龙场悟道，彻底解决了困扰阳明多年的格物问题，也就此完善了自己的心学体系。需要指出的是，程朱道学，陆王心学都是维护纲常名教，终极目标是相同的，也都是教化成圣之学。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