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家企业上班，同事知道我写小说，但是从来不看我的小说，这不是说他们不喜欢阅读，相反，他们很喜欢阅读，《后宫甄环传》、《我的保镖生涯》、《盗墓笔记》甚至《黄帝内经》都是他们阅读的对象，但是他们不读我的小说，只是好奇身边有一个写小说的人，这使我非常愧疚，感觉没写出叫同事喜欢的小说，是件不对的事情。2月份，收到鲁院的入学通知书，跟同事说起来，他们竟然不知道“鲁院”为何物，我又一次心生愧疚，感觉背着他们做了一件极其隐秘的事情，在这个透明得似乎一切应该公开的世界，我所要去的地方却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范围，成为一个无法探究的，极其秘密的所在。为了消除这种愧疚，我想了两个师姐、师哥的名字：王安忆、麦家，说：“鲁院就是他们读过书的地方，鲁院培训之后，我可以写出你们喜欢的小说。”同事对我尊敬与佩服起来，向我表示祝贺，要我认真学习，学有所成，仿佛成为王安忆与麦家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就是带着这种祝愿，带着写出更多更好的小说的心愿，我拖着行李箱来到了北京，迎着风和想象中应该有却没有的雪来到了鲁院，在一楼大厅，报名、填表，领钥匙，打开一个贴着我名字的房门，开始了鲁院的学习生活。
　　 无疑，鲁院的生活是新奇的，来自全国各地的51名同学，做着各种各样的职业，有着各不相同的模样与性情，听着铃声去吃饭、上课，小学生一般认真听讲，做大量的学习笔记。下课后，散步、说话、笑、阅读、谈文学。是的，谈文学，在日常生活中，在阳光下，在每天的24小时里，只要想，就可以谈文学。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在鲁院之前，我似乎是个写作的地下工作者，几乎不与人谈文学，文学像一个未婚先孕的胎儿，秘密地隐藏在我的体腹之内，但是在鲁院，这种秘密是藏不住与不需要藏的，它更像一个光明正大地孕育的胎儿，在别人的关怀、注视下成长，幸福地等待着出生的那个时刻。老师给我们列了大量的书目，同学们通过网购、跑图书馆等方式购买，记得李敬泽老师在课常上推荐了《沉默》，同学们竟然在当当网上买得它缺货。
　　 在鲁院，每天都在读书、写作、思考、与同学交流之中渡过，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与文学有关。当然，有时候也会站在窗户前发呆，看院子里的梧桐树从一树枯枝变成一树繁花再变成一树苍翠。会到鱼池边喂鱼，拿着一个馒头领着一群鱼围着池塘转圈。会到桑椹树下拣桑椹，很认真地跟同学说：起了个笔名叫郝彩凤，同学闻言笑得趴在地上，我看着她的样子也哈哈大笑。写小说激动或是累了的时候，会到楼道里走走。有一次凌晨一点，因为一个小说主人公的名字，我来到一楼，那样寂静的楼道里，抬眼望出去，满眼都是大师的影像，最高处是鲁迅，我一个人一个人看过去，念着他们的名字，感受到文学的存在与力量。是的，文学的存在与力量，那一刻我激动得浑身发抖。
　　 改变就是在学习、阅读、讨论、吃饭、散步等等事项中慢慢来临的，入学时，我是拘谨的、封闭的、小心翼翼的，这是多年养成的一个习惯，封锁自己的内心与思想，即使在小说里也不打开，并且羞于、耻于在小说里打开，因此我的小说是有一些僵硬的、男性化的，以故事情节见长，情感表达缺失。这样的小说，真的是缺少一点什么，是什么？不知道，想改变，不知道怎样改。就是在学习过程，在不知不觉中，我的心打开了，温度与感性回来，那颗自认为什么都不再乎，似乎百毒不侵的心变得柔软了、敏感了，在听音乐的时候，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在想女儿的时候，我会流泪了。天呀，这是一种多么奇怪的感受，我一边流泪，一边问自己：有六七年没有流泪了吧，为什么，为什么到了鲁院，会流泪？会变成这样？最初，心的打开是慢的，是短的，是令人不舒服的，尖锐的疼痛熟悉而又陌生，令我吃惊而又惶惑，忙不迭地将它又紧紧关闭。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在听老师谈小说、谈诗歌、谈绘画、谈现代舞，谈所有与艺术相关的事物时，它一次又一次地打开了。最难忘的是诗歌研讨会，《诗刊》的商震老师与同学一起研讨了金铃子、郭志凌、李孟伦等人的诗歌，热闹的气氛、激情的讨论、思想的碰撞，一下子将我的心完完全全打开了，那是一个多么奇妙的时刻，心像一滴水那样阳光、纯洁、透明，“拘谨、封闭、小心翼翼”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自在、自如、自由”，是的，自在、自如、自由，它们离我如此之近，没有一步之遥，更没有半步之遥，它们就在我的身边，在我的举手投足之中，在一呼一吸之间。
　　 “自在、自如、自由”里我最推崇的是“自由”，自由是写作者必须具备的姿态与气质，我所处的生活环境，面对人与事物，渐渐消逝的时光，逐步增长的年龄，使我丢弃了这种姿态与气质，鲁院帮助我找回了它，它使我看到了更纯粹的天地，更本真的心灵，更真实的自我，这种自由，帮助我写出更加贴近心灵，打动读者的作品。在鲁院，学到知识是一大收获，打开心灵，对世界进行重新思考，对人生进重新规划，是更重要的收获，这个收获是别的地方不能给予的，唯有鲁院，唯有鲁院能够给予，这种给予使我在写作上走得更远，在人生道路上也会走得更远。
　　 鲁院，我们的鲁院，永远的鲁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