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回想当初，跨入诗国是我人生中最可纪念的大事。诗意的人生，需要从孩童时奠基。天真无邪的童年，或者说童年的天真无邪，是诗意的源头活水。多年的乡村生活，培育了我内心的诗意。只是那时我没有碰到诗歌这种形式，它们一直潜藏着，像隐匿在云层中的雨水。
　　 我是在初二时，突然，奇迹般地，发狂地，爱上了唐诗宋词。我用一个硬壳笔记本全部抄下了我从老师那里借来的一本唐诗赏析的书，然后，规定自己每天早晨背诵一首。我的语文成绩不错，但我背教科书上的课文总是不行，我一直认为我的记忆力不好，唐诗的出现才改变了我对自己的看法，而且我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准备写诗了。
　　 开始是偷偷地写，不让任何人知道。我是个害羞的少年，写诗成了我最大的秘密。然而，我已经感到了，在繁重的学业包围中，我为自己凿开了一扇小小的窗口。我比其他同学更幸运的是，我较早闻到了学业以外的诗歌的清新空气。这使我的气质发生了根本转变。乡下的单纯、质朴与野性，在诗歌熔炉的冶炼下，形成了我的性情与人格中最为厚实的一部分。
　　 内心的火焰一旦燎原，便不可遏止.虽然诗写在纸上，可纸总是包不住火的。高中时，同学们都知道我写诗了。他们都很仰慕地看着我，当然，他们应该这样看我，在千余学生当中，只有我能够写诗，我是他们的诗人。当他们受困于书山题海，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时，我却大大咧咧地遨游诗词的灵山性水去了。这时，比起那些寒窗苦读的同伴们来，我更像一个孩子。
　　 有一个女同学来借我的“诗歌本”。那是一个长得漂亮、成绩又好的女同学，我没有理由不借给她。她说，一周后还给我。可一个月过去了，还不见她还。我着急了，只好硬着头皮向她打听本子的下落。我一问她，她的脸就红得不得了。她轻轻地说，找不到了。轻得我几乎听不见，但我还是听清了。我好心痛，但我没有理由去怪一个漂亮的女同学。好多年过去了，另外一个女同学告诉我，我的诗歌本并没丢，而是那个女同学“留”下来了。我一怔，旋即会心而笑，在那样火红的“学习”年代，还有一个像我一样爱着诗歌的女孩子，这真是可遇不可求的。我那时的诗写得很幼稚，文白夹杂，不知所云，她留着本子也没什么用处，但我想，她也许藉此保留着对文学的向往，对自由的追求，对往事的回忆，对未来的憧憬。这本身是一件多么诗意的事情啊！
　　 进入大学后，阴差阳错读了政治系，但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被诗歌占领了。读啊，写啊，投稿啊，忙得不亦乐乎。我有过同时收到同一杂志七封退稿信的纪录。我们寝室那些令我想念一生的兄弟，从来没有嘲笑过我。他们相信我一定会取得成功，以至于为了我有充足的时间读书、写诗，他们不要我值日，不要我打开水，不要我打扫卫生，让我远离琐碎和俗务。甚且，当得知我的处女作发表后，他们不是嚷着要我请客，而是拉着我到馆子里扎扎实实请我吃了一顿。吃完后，我摸着肚皮说：“你们是不是要胀蠢我，让我再也写不出诗，以后就可以不请我的客了？”那满堂笑声永远回荡在我心灵的上空。人也可以发出天籁，当他们的天性完全呈现的时候。
　　
　　 二
　　 阅读一直是我最重要的一环。我读《诗经》，始初瞧不起，因为我不懂得，以为两三千年前不会有好东西。好在这样的愚蠢马上就土崩瓦解了。《诗经》的确是诗歌的一部经书，是一部肇端之书，也是一部终极之书。什么是经？经就是不可复制的，不可再来的，独一无二的。阅读《诗经》必须吟诵出声：“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诗三百篇皆可歌可诵可舞可弦，诵之则习其文，歌之则识其声，舞之则见其容，弦之则探其意。因为与《诗经》的年代隔得那么远，《诗经》本身又是那么精妙，所以，《诗经》对于我而言，永远是新的，每一次翻开都像是第一次翻开，充满着新奇与美妙。我认为，如果要分别列出中国古代在诗歌、散文、小说领域唯一的一部经典，诗歌非《诗经》莫属，散文是幽微博大的《庄子》，小说当然是那部众说纷纭的《红楼梦》。
　　 《庄子》的意义在于它对宇宙的认识，对时空的体验，将诗与哲融为一体，铸就了中国古典文学也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华章大纛。自《离骚》至魏晋，诗歌因为文人的出现而增添了个体身世之感，个体的生命体验是诗歌发展的根本动力。再到唐宋，磅礴的文化气韵与深厚的历史底蕴沉淀、贯穿其中，诗歌的收获使一整部中国文学史进入到了它阳光充足、雨量丰沛的黄金时代。像李白和杜甫这样的双子星座，千年难得一出，不仅仅是个人才气问题，还有人生际遇、文化契机、历史积累、社会治乱等种种因素在内。
　　 一百年时间对于一种文学式样的成熟是远远不够的，因而我们不能苛求白话诗歌。散文和小说可以通过融铸中西而很快达到较高的水平，诗歌却是所有文学体裁中最富有个性特点、最能传达民族精神的一项，诗歌上升的难度太大了。这一百年来，我们还是出现过很多不错的诗歌和诗人。对新诗有开创之功的胡适和郭沫若，虽然没有写出很好的作品，但他们仍然是伟大的诗人。启蒙的力量总是石破天惊的。在白话诗成长的初期，能写出好诗的是冯至、穆旦、废名等可数的几位，其他如徐志摩、戴望舒等，诗人气质没得说，但作品失之于清浅，无法汇成巨澜。上世纪８０年代，朦胧诗群充当了中国思想解放的急先锋，以北岛为首的那一代朦胧诗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我以为，不亚于胡适们。所以，我要说，北岛也是伟大的诗人。引领一个时代的诗人一定是伟大的诗人。
　　 “北岛后”或者称“朦胧后”的中国诗坛重新陷入惑乱。诗歌的虔诚爱好者与各色投机分子、各路匪帮侠客鱼龙混杂，泥沙居下，只听见呐喊声、厮杀声、嬉笑声，只看到旌旗猎猎、阵营赫赫、硝烟滚滚。有的人浮起来，有的人沉下去，有的人还没浮起来就沉得无影无踪，有的人把别人弄沉自己总是浮在上面大声叫嚷。“扔一颗石子都可以打中一个诗人的头”，但却找不到一首好诗。一个拥挤着诗人的时代竟是一个好诗缺席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注定没有引领者，注定是一艘沉没的巨轮，注定被滥情的苍白和浅薄的悲哀所笼罩。
　　
　　 三
　　 诗歌对于个人来说，不是必须的；但对于人类来说，则不可缺少。因为，语言构成了人们的生活，而诗歌是一种极致语言，它艺术地表现生活和感觉，使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具有足够的承载力。人类的真正进化是在话语之中进行的，自从语言从本原跃入到象征，从所指上升到能指，从直白深入到隐喻，人类的意志力与智慧便与日俱增。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说明诗这一项尖端技术，从一开始就是日常的、质朴的，它强大的生命力正基于此。
　　 语言的魅力不言而喻，然而，语言的惰性也往往根深蒂固。一旦形成某一语法和逻辑，它们便对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实施专制，这就是所谓主流话语。谁要是反抗，就很可能失去交流，失去理解，失去存在的意义。这么大的风险，一般人不会也不敢去冒，于是，这支队伍最后只剩下了诗人，数量当然很少。诗人认为，没有鲜活的语言，那个民族也将渐渐失去活力。反抗约定俗成的语言，实则是为迷失、混乱、虚浮的语言状态找到出路，找到自己的本质结构和心灵归宿。诗人对于他所在民族的重要性，便体现在这里。但，务必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不是无病呻吟的诗人，更不是哗众取宠、耀武扬威的诗人。全民都是诗人的现象，只能说明那是一个闲得无聊的民族，对语言进行亵渎和意淫，它只会让语言变得更为陈腐，而加速它的衰亡。
　　 一种能出厚厚一本成语辞典的语言，是充满陈词滥调的。使用这种语言的诗人难度特别大，他面对的是一整套现成的语言机制，毫无激情，字与字之间都是固定搭配，没有搭配在一起的字互相都很陌生，谁也不想跟谁打招呼，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状态。诗人的使命是要以一种艰苦的努力挖掘出深埋在字词之间的内在联系，让它们亲如兄弟。语言一旦鲜活生动，宇宙万物便成为一个潜在的象征体系，天空大地海洋日月山水风火雷电以及各种动植物，都由实在的外在物质元素变成具有无限表现空间的内在符号，它们从自然界走向人的内心世界，并成为一种永远不能穷究的启示。
　　 诗歌以这样的方式超越语言，它不仅仅是一种结构，它就是存在本身。它是情感世界最真实的存在，是生命体验的巅峰状态，是走向自由的强健步履。诗歌体现灵魂的价值，它使语言在运动中产生欢乐，这种欢乐又直接带动灵魂的舞蹈，美于是源源不断地流淌在字里行间，给语言的两岸增添独特的风光。
　　 在诗歌光芒的照耀下，万物皆备于我。诗人的内心丰富、博大、圆融无碍，天地黑白明暗上下……都是通往理想的途径。他们得以在现实生活的层面上，成功构建理想大厦，从而对抗平庸与世俗。然而，在理想王国纵横驰骋的诗人们，在现实世界往往“失语”，这就是诗人孤独的处境。诗人的突围依然只能凭借语言，诗人为万物命名；然后，用锋利的词语在万物的荆棘中为灵魂开路。
　　 诗人是永恒的。永恒的孤独与永恒的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