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许多人生活着，是怀有一种热爱的情感，即使曾经抱怨过命运的凄苦，即使曾经后悔过自己所走的路和当年某个时刻所做出的选择。现在，此时此刻，无法停止地前行，由着时间的指引，每个动作，每个眼神，每次想念，每次思绪的牵动，都如光亮中尘埃的舞蹈，拼命而且甘愿。所以，人的心又在下一个此时此刻沉沦。
　　 《瓦尔登湖》上，梭罗说，人们诗意地栖息在地球上。栖息，在词典中解释为停留、休息，多指鸟类。而我在看到一些人，感受了一些事后，有着锦世微尘的感觉，想的更多的却是栖息这个词，想到那么多的人为生命停留，内心只有感动。
　　
　　
　　 失去儿子的潘阿姨
　　
　　 同事潘明突然死在了上班的途中，那天早晨，他照常起床，照常和家人一起进早餐，照常穿戴好衣服，照常和母亲说一句“走了，晚上我买菜。”照常没有得到母亲的应答，照常在妻子对母亲背影的白眼中和她一同出门，照常怀着复杂的心情，各自奔了东西。
　　 在途中，走着走着，就倒在了地上，人事不省，短短的几分钟，在120急救到来之前，他的血色开始由指尖到手臂到身体缓缓地退却着，没有挣扎，没有表面上的痛苦，生命体征在妻子闻讯赶来时，已经消失了很久很久。
　　 第一次见到潘阿姨，就是在潘明去世当天的晚上，走到楼下，就听到了四楼的阳台窗口传出阵阵哭声，有同事说，这一定是潘明的母亲在哭，大儿子和二儿子相继病死后，她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了，如今死了，她的命运该是多么的无奈凄惨，她的生活该是多么的无助凄凉。
　　 按响门铃，开门的是一个精瘦的老太太，个子不高，梳得细密的头发没有一丝杂乱，身上利利索索地套着一个印花坎肩，做工精良，没有一点线头或褶皱，脸上皱纹之间有很深的纹路，在额头错落地长着明显的老年斑，眼睛被有些松落的眼皮挤得只有一条缝隙。
　　 同事说，这是潘明的母亲。我们叫她潘阿姨。
　　 潘阿姨没有表现得过于悲伤，她反反复复地说一句话，“人哪有不死的呀，啥时候死，是命里注定。”她反反复复地给我们倒水，反反复复地拿一条纯白的毛巾擦试潘明的相框，那相框是刚刚摆上的，显然没有什么灰尘。她只是凝望着，擦试着。我注意到了，她的手有些发抖，手背上青色的血管透过薄薄的皮肤，也在抖。
　　 我们出来，潘明的爱人停止了哭声，红肿着眼睛送我们下楼，边走，边数落婆婆的不是。
　　 “你们是不知道，潘明是被他妈逼死的呀，他哪有一天是高兴的啊，他妈因为我们结婚每天都不理他，你们说，哪有这样当妈的，恨不得把我赶出去。”
　　 我们都知道，潘明与第一个妻子离婚，孩子判给了妻子，母子俩远走他乡。奶奶看不到孙子，爸爸看不到儿子。后来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带着她的女儿，与潘明登记结婚，与母亲同住。
　　 人家的家长里短，是是非非，我们外人是不好多说的，更不知哪方面占据着真理，或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真理对错。
　　 潘明由于是在上班的途中去世的，按照正常工伤处理，有四十个月的工资，加上公积金和医疗保险等一共有五万多元钱，在让谁来领钱的问题上，财务人员犯了难。给妻子打电话，妻子说这钱应该全部归她所有，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分，我们决定去找潘阿姨，听听她的意见。
　　 我去找潘阿姨，去了几次，家门紧闭，都没能看到人。
　　 这样一拖就是一个多月，而妻子那边每天一个电话，催问钱的事。
　　 最后一次去，潘阿姨家大门敞开，里面一片狼藉，正在进行装修。邻居说这个房子已经不再归潘阿姨所有，潘阿姨卖了房子，所得的钱与潘明的妻子一人一半。
　　 “那潘阿姨呢，现在住哪里？”我问。
　　 “那个老太太啊，自己搬老年公寓去了。”邻居七嘴八舌地说。
　　 第一次去老年公寓，却没能见到潘阿姨，潘阿姨去墓地看儿子潘明。我在她的屋子里坐了坐，这是一间阴面的房间，有七八平米，没有阳光，临着卫生间，墙壁上有涂料的爆点，张开的墙皮向外翻翘着，似乎随时都可能掉下来。
　　 护工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姐，很絮叨，问我是潘阿姨的什么人，我说是她儿子的同事，她一下子露出轻蔑的笑，语气有些嘲讽，“这老太太，真难伺候，你是不知道，她除非不说话，说话就是冲着你去的，别人做什么都不对。要不就整天不说话，呆呆地坐着，像有点傻。”
　　 第二次去老年公寓，那天下着雨，见到潘阿姨，闲话了几句，小心地问起潘明工伤的钱她有什么意见，潘阿姨没看我，望着窗户上顺着玻璃流淌下来的雨水，那雨水像有人连续倾倒一样，迅速而连贯。
　　 潘阿姨边看着边说，语气轻轻的。
　　 “我要啊，不能全给她，我要我应该得的一半。”
　　 她顿了顿，又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没有一个亲人，我要钱也没用，你帮我把钱都捐给这家老年公寓吧，用来修修这屋子。”
　　
　　
　　 一位陌生而优雅的女人
　　
　　 我平时最不爱做的事，就包括去建行领工资，网点离家远不说，每次去，从排号机上取出来顺序号，总有百十号人在前面等待。而且办理的窗口又少，一来二去，就要耽误一两个小时，所以总是在等待的时候忍不住小声地抱怨，就会引来一阵阵的附和声。
　　 春节前，更是如此，而且春节将至的时候，社会上显得很乱，总是有人被跟踪，被偷被抢，所以，春节前来取钱，心里很紧张。
　　 外面飘着雪花，路上很滑。建行里还算暖和，所以挤满了人，我的顺序号前边有一百五十九人，我找了个离窗口比较近的地方站在那里等。这家建行网点一共有四个窗口，1号挂着暂停服务的牌子，2号和3号为取号的人办理业务，4号窗口弯弯绕绕地排了一些老人，是开社保工资的。
　　 在这一队老人的队伍里，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女人，烫发，红色的羽绒服，脸很白净，没有老人常有的暗淡与灰黄，显得很干净利落，所以我多看了她几眼，我一直是喜欢对衣着打扮很注意的人，从来不拖沓地出门。
　　 队伍在缓缓地移动，队伍里有老人咳嗽声、吐痰声、小声的嘟囔声，甚至有个人似乎耐心已到极限，开始咒骂了，引来一些人的回头观望，更多的人加入了咒骂的行列。
　　 我注意到，这个女人，没有去望，也没有说话，她只是小心地挪动着步子，把身体挺得直直的，脸上自然而和谐。
　　 站了一会儿，我开始觉得脚疼，腿发酸，活动了一下，还是觉得不舒服，看看号，还有九十多人，这边已经有人烦燥开始抱怨了，有人提议去远一些的大一点的建行网点，但有人马上说，不行啊，那里人更多。无奈只能等下去。
　　 那个女人在4号窗口取了钱，并没有走，手里握着一张排号的纸条，只等了一会，好像就喊到了她，因为我看见她朝着2号窗口走去，我才注意到，她的腿有些跛，而且不直，有点罗圈腿。
　　 原来，她一个人排了两边的号，这边先用一个顺序号排着，那边在队伍里又占了一席之地，虽然对她这种行为，谁也说不出来什么，但是心里总是不太舒服，刚才对她的好印象瞬间消失了。
　　 她取了钱，戴好帽子，推开建行的门，走入外面的风雪之中。随着沉重的自动门关上的那一霎那，她在我的眼前消失了，更加消失在我的记忆里，我想，这个陌生的女人，就是擦肩而过的一个路人而已，将来更加不会遇到。
　　 在开始漫长而充满希望的等待中，逐渐地对后来的人显示出了一定的优势，虽然心情还是比较阴郁，但是必须继续进行，毕竟没有钱，家里的生活得不到保障，甚至这个春节会显得很难堪。
　　 等快到我的时候，我兴奋地站在窗口一米线外，等待下一个喊号。这时，眼前出现了一个身影，是那个利落的女人，她走到窗口前，把身子倾向对话口，我正要抢到她的前边，告诉她该到我了。只听她冲着里面的办公人员说：“现在能把两个存折挂失吗？”“拿身份证。”里面的那个小姑娘冷冷地说。
　　 她没离开，继续说：“快点挂失吧，我刚在这取的钱，出去没走多远，钱和存折都不见了，都被偷了。”
　　 “拿身份证。”小姑娘加重语气重复了一遍。
　　 “我拿儿子的身份证，能不能为我儿子的存折办挂失啊？”她又问，她的声音开始有一点颤抖，瞬间就恢复了平缓。
　　 “不能，必须本人来，你儿子是哪单位的？”
　　 “市急控中心的，可以办吗？”
　　 “不行！”
　　 我的心被揪着似的难过，刚才对她的不舒服的感觉被怜悯同情代替了。她的眉头微皱，白净的脸上有了一层忧虑。周围有人说起粗话，骂起来：“还叫人吗？社保那点工资他也偷。”
　　 随着有人陆续地参与讨论，她转身走了。
　　 我望着她的背影，微微有些罗圈的腿，一拐一拐倾斜的身体，一起一伏的双肩，她可怜，但是她不失优雅，我忽然间这样想。
　　 这个陌生而优雅的女人，让我不时地想起她来，想的更多是她那个春节怎么过的？
　　
　　
　　 八十四岁的朱婆婆
　　
　　 朱婆婆是腊月二十九那天从儿子家回到自己低矮冰冷的草屋的。
　　 朱婆婆八十四岁，人常说，七十三，八十四，是老年人的两个坎，她已过了七十三，八十四岁也只剩下最后一天了。
　　 儿子与媳妇在三江平原种地，很多年不回来，今年赚了钱，回到媳妇的娘家，在那里租了一间房子。儿子把母亲接来，要她和他们一起过一个年，朱婆婆自然高兴得不得了。儿子接她的那天，她穿戴一新，出门就四处观望，迟迟不肯上车，老远看到人，还没看清是谁，就热情地和人搭话，人家问，这是去哪呀？她咧着合不拢的嘴，因为没有牙漏风地说，去儿子家，接我去过年。
　　 我是腊月二十八那天回到家的，父亲晚上临睡的时候，去帮朱婆婆家的房子烧火，是朱婆婆嘱咐的，她怕天冷，屋子没人住，冻了自来水管，所以求父亲帮忙去烧一下火，暖一下屋子。
　　 没想到过年前一天，朱婆婆就回来了，是儿子送她回来的，给她买了米面蛋肉，蒸了好多馒头，临走还熬了一大锅猪肉酸菜，让她不爱做饭的时候就热点菜和馒头吃。
　　 看着儿子也算孝顺，可单单要把老母亲一个人留下过年，谁也无法理解。
　　 其实朱婆婆住的房子是三间，她自己只住着一间半，另外一间半是她大儿子一家住。大儿子和小儿子是同母异父，平时除了在赡养母亲的问题上有所联系外，其余时间基本没话说。
　　 三十那天早晨，下起了雪，我和父亲扫了院子里的雪。我一时兴起，在屋后堆起了雪人。朱婆婆从自家院子出来，我看她身体还真是硬朗，还是那样瘦瘦小小的，尖尖的脸上，沟壑纵横，帽子下有银白色的头发贴在额头上。她用一个小扫帚扫雪，父亲帮她扫，拉着话，朱婆婆小声对父亲说：“你也不是外人，我和你说实话吧，我呆不下去了，二辉两口子天天打仗，打给谁看啊，还不是给我看，骂给谁听，还不是骂给我听，人老了，多余。”
　　 我的雪人已经成形了，就剩下装饰脑袋了。
　　 朱婆婆继续说：“我不呆了，我图清静，也让人家清静清静，过一个好年。”
　　 我给雪人安了眼睛，安了鼻子、嘴，看起来活灵活现了。
　　 朱婆婆还在絮叨着说：“二辉他爸参加过抗美援朝，腿上有弹片，肩膀头没骨头，我伺候他一辈子，实指望他能多活几年，谁成想却比我早走了十多年。”
　　 雪人还没有胳膊呢，我找来两根粗树枝，插上去，就成了胳膊。
　　 朱婆婆的话还像雪花一样飘来，“他爸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对二辉说，我把你妈交给你了，你要好好对她。”朱婆婆提起旧事，用袖子抹了一把脸，吸了吸鼻子继续说，“告诉二辉说，养你妈的老，给她送终。”
　　 我站起身来，吃力地听着这缓缓的软软的声音。
　　 “我也不求别的呀，家里穷，大辉娶个哑巴，有两个儿子，够他难的；二辉那时娶不起媳妇，拖到三十了，才结婚，还是不能生育的毛病。我也不求别的，不求他给我养老，送终，我只想，让我的儿子也有媳妇也有家。”
　　 “我过了今天，就八十五了，过了八十四这个坎，我还要活，活着看着他们。”
　　 这时路上有人走过，看到朱婆婆，奇怪地问：“老人家怎么回来了，不是去儿子家了吗？”
　　 “儿子和媳妇提前回三江了，我就回来了。”朱婆婆似乎早就预备下了这样的话，说得和真的一样自然流畅。
　　 雪扫完了，朱婆婆蹒跚地进屋了。
　　 我望着我的雪人，我的雪人，是我精心创造的，有漂亮的眼，美丽的身体，我怎么看怎么喜欢。
　　 这一天是今年的最后一天，吃完了本年最后一顿饭，开始为明年的第一顿饭忙碌。
　　 一个结束一个开始，雪人伴我走过。
　　 一个结束一个开始，朱婆婆的八十四岁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