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瞿秋白旅俄游记《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中，频频出现的一个核心词是“饿乡”。以前读到这个词轻易将它放过，只照表层意思来理解。这是读书囫囵吞枣的恶果。最近又读该书，仔细捉摸“饿乡”，发觉以前并未读懂，“饿乡”并非“饥饿之乡”那样简单。在《饿乡纪程》中，瞿秋白解释道：
　　 “……清管异之称伯夷叔齐的首阳山为饿乡，他们实际心理上的要求之实力，胜过他爱吃‘周粟’的经济欲望。我现在有了我的饿乡了，——苏维埃俄国。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他始终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饿乡纪程》之五）
　　 这段话是作者对“饿乡”比较集中的解释。据《史记·伯夷列传》说：“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显然，孤竹国王子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而饿死的典故，支撑起“饿乡”这个词的意蕴，并让它罩上了一层乌托邦色彩：为了义，为了内在精神需要，宁愿赴“饿乡”而饿，而死！伯夷叔齐自孔子以来受到历代儒士推崇，韩愈更做过一篇《伯夷颂》。清代学者管同更进一步，他将首阳山称为“饿乡”，得到了瞿秋白的赞同并借来指称“俄乡”。他在跋中说：“这篇中所写，原为著者思想之经过，具体而论，是记‘自中国至俄国’之路程，抽象而论，是记著者‘自非饿乡至饿乡’之心程。”当时的中国同样充斥着普遍而严重的饥饿现象，何以不被他称作“饿乡”，原因正在于这个词被涂上诸如“革命”、“光明”等乌托邦色彩。而中国只配称作“睡乡”——“最近一世纪，已经久入睡乡的中国，才朦朦瞳瞳由海外灯塔上得些微光”。正因为是“睡乡”，因而也就是“黑甜乡”了。他在绪言中写道：
　　 世界上对待疯子，无论怎么样不好，总不算酷虐。我既挣扎着起来，跟着我的“阴影”，舍弃了黑甜乡里的美食甘寝，想必大家都以为我是疯子了。那还有什么话可说！我知道：乌沉沉甘食美衣的所在——是黑甜乡；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是你们罚疯子住的地方，这就当然是冰天雪窖饥寒交迫的去处（却还不十分酷虐），我且叫他“饿乡”。“阴影”领我去，我不得不去。你们罚我这个疯子，我不得不受罚。我决不忘记你们，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我愿去，我不得不去。我现在挣扎起来了，我往饿乡去了！
　　 这段话将“黑甜乡”与“饿乡”对举，并自比“疯子”，将“饿乡”视作“罚疯子住的地方”，足见“饿乡”在瞿秋白心中的乌托邦性质，赴“饿乡”也被抹上了浓厚的自我放逐或自虐式革命的色彩。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认为，意识形态是指在政治冲突中占统治地位的一方构建的话语体系，乌托邦则是指被统治者反抗性的集体意识，他们依凭另一种话语体系试图通过想象来改变现存的政治秩序。红色“俄乡”从体制到话语已建立起自身的意识形态，瞿秋白称“俄乡”为“饿乡”的原因，正在于“俄乡”对中国人仍是遥远的乌托邦，况且“赤俄”在国际上陷入孤立，大饥荒使它无法赢得民国百姓的好感，瞿秋白的哥哥就坚决反对他到俄国去。瞿秋白必须为自己的赴俄和士群移植“俄乡”找到充足的根由。于是他找到了最受“士”们追崇的“义不食周粟”，以此为自己“宁死亦当一行”减压和壮行。从“饿乡”这个核心词，我们不难发现“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其实都怀有很深的传统“士”文化情结。瞿秋白甚至认为此行是脱胎换骨：“我这次‘去国’的意义，差不多同‘出世’一样，一切琐琐屑屑‘世间’的事，都得作一小结束，总之当时就知道俄国远处万里，交通梗塞，而且我想一去不知道甚时才能回来（生命于我无所重轻），暂时须得像永告诀别似的，完一番‘人间的’手续。”
　　 我毫不怀疑瞿秋白那一代知识分子改造社会和探求文化真谛的精神和勇气，但称“俄乡”为“饿乡”不能不让人感到怪怪的，有一种病态的东西在里面。瞿秋白似乎也有同感，他说：“我‘心头的奇异古怪的滋味’我总说不出来”。在我看来，一个人若按伯夷叔齐的方式，饿死在“首阳山”，成就一番内心道德意义上的涅槃，那纯粹是个人的事。司马迁说伯夷叔齐，“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吾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歌辞的真伪不得而知，但司马迁张扬的正是这种宁死不屈的士之精神。可是，让一国之民也像寒士一样在“饿乡”忍饥挨饿，并且还要高唱赞歌，那简直就是残忍和非人道。照此逻辑推论下去，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人民岂不类似于伯夷叔齐？红色“俄乡”岂不类似于首阳山？也就是说，俄国民众为一种主义忍饥挨饿是值得的，即便饿死也不必抱怨。因为他们身处“红艳艳”的“光明”之“饿乡”，而不是“乌沉沉”的窒闷之“黑甜乡”，他们理应感到别一种幸福，而不该有任何的怀疑和反对。瞿秋白及同行者正是为此“挣扎起来”而“往饿乡去”，“寒风猎猎，万里积雪，臭肉干糠，猪狗饲料，饥寒苦痛是我努力的代价”。这种张冠李戴式似乎“放之四海而皆准”，并从传统中为自己以及目标寻找根由，以便合理化和神圣化，这实在是现代“救世者”们的一个痼疾。而一旦当上了统治者，便理直气壮地扬言：“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
　　 进一步追究下去，还可以发现“饿乡”仿佛无边无形的意识形态罩子，蒙住了这个最早赴俄采访的年轻记者的双眼，使他“成了半盲的人”、“对于实际生活，总像雾里看花似的，隔着一层膜”（《多余的话》），更妨碍他正视与思考哀鸿遍野的“俄乡”的饥寒与不公，反过来却将人为恶化的生存状态合理化，将一种深藏缺陷的畸形体制神圣化。瞿秋白踏进“饿乡”伊尔库茨克后，写道：“现在已经进了饿乡了，饿乡的滋味却还没尝着。……我们在薛君处第一次吃着‘苏维埃的黑面包’，其苦其酸，泥草臭味，中国没有一个尝过的，也没有一个人能想象的。可是那天席间还有些鸡鱼。据他们说，布尔塞维克来了之后，商业一概禁止，这是乡下有熟人偷买上来的。我们因问起工人职员（官吏）的生活，据说口粮分好几等：从每月上十五斤到每月四十五斤。”接下来，他问一个老工程师共产党党纲怎样，那人答道：“党纲好极了，好极了！可惜梦想，幻想：枪，监狱，监狱……”又说，“乡下人的鸡鱼鸭肉一概都行集权制，怎么办得了，又不准做生意。办事的人才有饭吃，……好罢，看着罢！究竟怎样？”对此，瞿秋白写到自己的感受：“在伊不过两日，只得一闪烁的印象，一切还留在我幻想中。社会的实际生活，卖书买面，极普通极平常，不如理论的深奥万倍，粗看虽只见‘黑面包’一极具体的事实，而意味深长，要了解他须费无限的心灵之努力。——反不如社会主义深奥理论的书籍容易呵。”伊市糟糕的境况和民意并未引起他的重视，仅仅引发了他的好奇心：“我心上想：今天第一天进赤色的苏维埃俄国的城市——饿乡，怎能不知他们主张‘饿’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人生观”呢？他第一次吃下去的“黑面包”，也因是“苏维埃的”而变得“意味深长”，似乎有了首阳山“薇菜”的味道。
　　 到了“赤都”莫斯科，瞿秋白很注意搜集“正面”新闻，诸如“交通委员会出令准人民每人带五蒲食粮乘坐火车，莫斯科苏维埃令残疾者及孕妇得免费坐电车”，都被他观察到了（据《俄都记闻》1921年5月19日）；而对饥饿状况则是轻描淡写，只是在《饿乡纪程》末章，记述了在外交委员会公共食堂凭“膳票”就餐的情形：“饭菜恶劣，比较起来，在现时的俄国还算是上上等的，有些牛油，白糖。”同餐的职员告诉他，“俄国现在什么都集中在国家手里，每人除办事而得口粮外，没处找东西吃用”。此人还告诫他“……你们通信，可不要写俄国的坏处呀……哼哼……”可谓一语泄露了天机。很显然，瞿秋白写这本书是有所顾忌的。我们看到，在整部《赤都心史》中，很少涉及俄乡民众正在经历的饥寒交迫的“炼狱”；即便涉及也是引用俄国报上的消息：“一堆一堆饥疲不堪的老人幼童倒卧道旁，呻吟转侧。啮草根烂泥。竟有饥饿难堪的农家，宁可举室自焚。还有吃死人肉的呢”引用也许是保险的，不必担心是有意“写俄国的坏处”。至于造成粮荒的原因，他在发回《晨报》的一篇报道中也是避重就轻：“每年春季辄有危机，今春尤甚，故至夏初遂有如此窘急之象。其原因乃在今春各地白党暴乱纷起攻击运粮车辆，烧毁库栈，一方面又因食粮课税法公布后，农民渐愿多耕，播种较多而存粮更少。”
　　 如果将张国焘对同一时期俄国现状的回忆录与之对照，便可以看出瞿秋白在刻意回避什么。张国焘写道：“面包问题的确严重；全俄有二千多万人在挨饿，有几百万人可能要饿死。因此，民怨沸腾，惨状横生。各级政府都以全部力量应付这一问题，不断的派人到四乡去搜集粮食。可是，从农民手上征集粮食，非派军队去强迫不可；征集到了，还要由军队押送，即使有军队押送，经过灾民区时也常被灾民劫去，有些地方并将运粮的马也捉去杀来吃。各种惨事怪事，不知发生多少。西伯利亚一带的粮食情形还不算十分坏，严重灾区更是不堪言状了。”而“列宁格勒的粮食问题比莫斯科还要严重，市容也显得萧条，许多工厂都没有开工，商店多数闭门谢客，马路上的行人也十分稀疏。”当时俄国平民陷入艰窘的两难境地：“那时正在饥饿的状态下，平时所喜爱的户外活动便大大减少。他们过去爱滑雪和溜冰，可是无法得到滑雪与溜冰的器具，所以少数人只好做一种俄国乡间的‘木城游戏’，这种游戏非常吃力，是一种取暖的最好办法。不过打多了，肚皮也要发生问题。”
　　 按理说，瞿秋白作为《晨报》记者，旅居“饿乡”三年，接触俄国现实的机会比张国焘（只待了四个月）要多得多，可是瞿秋白却很少触及“饿乡”的阴暗面。自从他到莫斯科后，“开始工作时，第一件事就是克洛扑德金逝世”。克鲁泡特金是俄国无政府主义科学派的领袖，出殡那天，“人山人海，各种旗帜招飐着。列宁批准暂释在狱无政府党参预殡礼的命令。”但接下来，瞿秋白对无政府主义者遭到苏俄政府打压、逮捕却只字不提。要知道，在信奉共产主义前，瞿秋白“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哩（《多余的话》）。而张国焘写道：“尤其是代表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如黄凌霜，对俄国实况最感不满，他们很注意无政府主义者在俄国革命中所受到的压迫情形。那时莫斯科虽然仍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出版物，但当局仍对无政府主义者拘禁、杀害，打击不遗余力。如一九二一年二月间，克鲁泡特金去世的时候，列宁曾批准暂时释放在狱的无政府主义者去参加殡礼，但事后仍须入狱，这件事可为明证。”（《我的回忆》）
　　 在《赤都心史》写到“贵族之巢”时，瞿秋白有意回避苏俄政府枪杀末代沙皇、皇后以及五个孩子的血腥事实，也并非偶然。因为他来到“饿乡”，只是为了“研究共产主义——此社会组织在人类文化上的价值，研究俄罗斯文化——人类文化之一部分，自旧文化进于新文化的出发点。”当时莫斯科正在召开全俄华工大会，他竟发现这儿的华工与他奔赴“饿乡”的朝圣情感相反，“大家都想回国，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回国问题’。”于是他发出悲哀的感叹：“只可怜饿乡里的同胞未必认所居地为饿乡呵。”它清楚不过地表明，“饿乡”在稍有常识的人们那儿并不受欢迎，而瞿秋白虽有新闻记者所具备的锐敏双眼，但却被“饿乡”的透明罩子所遮蔽，竟看不清常识中的基本事实。
　　 “俄乡”一旦被赋予“饿乡”色彩，或者说“俄乡”与“饿乡”杂交在一起，便结成了一种极易被国人尤其士族接纳的奇特怪胎，瞿秋白称之为“一个不可思议的谜儿”。当时中国人被连年军阀混战搞得人心惶惶，在社会理想近乎焚灭之际，“乌沉沉、黑魆魆的天地间，忽然放出一线微细的光明来了。”瞿秋白远赴苏俄的目的，是“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并最终将这个陌生（俄乡）又亲切（饿乡）的混血儿“带回”中国来。当然，这并非瞿秋白一个人的想法，而是代表了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在《苏俄六周》（1923年）一文中，陈独秀写道：“殊不知俄国目前只是物质不足，不能向共产主义猛进，至于一般政治上的建设，不但比中国，比欧美哪国都好；经济的恐慌是没有的；失业的困苦是没有的；政治的阴谋与暗斗是没有的；国家的财政是有严格的预算的；城市乡间的生活必需品是可以自给的，六年未曾借过一文外债；红军的知识和学生一般，拥戴个人争政权争地盘，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市上虽有警察，我们不容易看见，因为他们从来不肯站在街心指挥市民，然而争斗失窃的事竟不大有。”陈独秀大约不擅长说谎，可是这些无法自圆其说的文字，实在连街上的妇孺都骗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