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臣自古没有好下场吗——关于晁错之死
　　 公元前一百五十四年，一个干冷的上午，汉景帝朝的御史大夫晁错穿上朝服，跟着景帝派来要他上朝议事的中尉上车走了。当车马经过长安东市时，中尉把车停了下来，同来的丞相陶青、中尉陈嘉等忽然拿出诏书，向晁错宣读，接着军士就把晁错摔下车来，当场行刑，这个为汉家天下忠心耿耿、日夜操劳的晁错，就这样被腰斩于东市街头，时年四十六岁。随后，晁错父子、夫妻、兄弟、姐妹全部遇难。忠臣无罪，惨遭杀害，这真是一个令人哀叹的悲剧啊!
　　 晁错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说他的被害是一个悲剧？
　　 通过历史的记载看，晁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最早学“刑名之学”，因为学识好，当上了太常掌故。晁错很有文采，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汉初时许多古代的典籍失传，传人一代代地都故去了。到了汉文帝的时候，在全国寻求懂得《尚书》的人，结果找到济南伏生，当时他已经九十多岁了，不可能请到朝廷来。文帝只好选拔一个可造之材，到伏生家里去学习，选中的这个人就是晁错。《尚书》属于儒家的学说，晁错原来学过法家的思想，学习《尚书》使他成为学贯儒法的人。汉文帝因为赏识他的才学，就任命他做了太子舍人，后来一直做到太子家令。晁错有智慧，口才又特别好，他进了太子府以后，天天和太子交谈学问时政，被称为“智囊”。晁错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太子府家令虽然官职不大，但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他在对汉朝的许多情况进行研究后，向汉文帝上了《论贵粟疏》等疏文，就国家守边戍边、劝百姓从事农业生产等方面提出建议，被文帝所采纳。
　　 晁错忠心耿耿，深谋远虑，是国家不可多得的一个栋梁之才。汉景帝即位后，提升御史大夫陶青为丞相，提升晁错为御史大夫。从此晁错位列三公之列，晁错掌权以后，就向景帝再次提出削藩的建议，这就是有名的《削藩策》。晁错指出，高祖封同姓王，仅齐、楚、吴三个王的封地就分去了天下的一半。他主张对犯罪有过错的诸侯王，削去他们的支郡，只保留一个郡的封地，其余郡县都收归朝廷直接管辖。晁错特别指出危险性最大的是吴王刘濞，先前因为吴太子和文帝的皇太子，即与后来的景帝下棋时被打死，就心怀怨恨，假说有病，不来朝见，按法律本应处死。文帝不忍治罪，赐给几杖，恩德极厚。但吴王不改过自新，反而更加骄横放肆，公然开铜山铸钱，煮海水熬盐，招诱亡命之徒，蓄谋反叛作乱。晁错认为，对于吴王刘濞，削他的封地会反，不削他的封地也要反。削他的封地，反得快，祸害小；不削他的封地，反得迟，祸害大。晁错认定刘濞等诸侯王必定反叛是正确的，但他所提出的削地的办法，却有人为地激化矛盾的因素在里面，与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逐渐削弱的办法相比，不免过激过急一些。
　　 这个《削藩策》一提出来，立即在朝廷内引起极大震动。景帝下令，让公卿、列侯和宗室共同议论，大多数人知道景帝是完全支持晁错的，因此没有敢公开表示反对，只有皇太后的弟弟窦婴公开站出来表示反对，同晁错争论起来，从此之间就结下了怨仇。最后，景帝决定，削夺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的六个县、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晁错因此更改了法令三十条。这样一来，诸侯王们都起来强烈反对。晁错强行削藩，把自己放到了非常危险的位置上，他的父亲急急忙忙地从颍川老家赶到长安找到晁错，对他说：“皇上刚刚即位，你在朝廷当政，侵削诸侯王，使皇室骨肉之亲疏远，引起大家的怨恨，你这是为什么呢？”晁错对父亲说：“必须这样做呀!不这样做，天子就没有尊严，国家就不得安宁。”父亲感叹地说：“刘氏王朝当然是安宁了，但是我们晁家却危险了，我还是离开你回去吧!”于是，这位老人回家就服毒自杀了。临死前，他说：“我不忍眼睁睁看着大祸临头!”其实，晁错本人何尝没有感到危险呢？他不过已经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罢了。
　　 《汉书》对晁错的评价是：“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明代李贽曾说：“晁错可以说他不善谋身，不可说他不善谋国”，国家是什么？国家是具体的人民构成的，人民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你不了解人，你就不能以人为本，所谓以人为本，你就是要了解人性、人情，包括人之常情，你不能够没有人之常情。一个不把自己生命放在眼里的人，往往也不把别人的生命放在眼里。在晁错看来，我是一心为公的，谁反对我，就是一心为私，我既然是忠臣，谁反对我，那他肯定就是奸臣，如此一来，他就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了。
　　 在削藩这件事上，晁错具有一种一往无前、奋不顾身的执着。这对一个政治家来说也是不合格的，政治家必须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该坚持的时候坚持，该妥协的时候妥协，该让步的时候让步，该迂回的时候迂回。而且政治家要考虑的问题不是一件事情该不该做，而是要考虑能不能做，现在做还是将来做。削藩是对的，就是要做，但能不能做，什么时候去做，晁错缺乏考虑。特别是实行削藩后，将会出现什么结果，有哪些反制措施，都没有详细的预案。之前，他一再向汉文帝上书，书中写了这样一句话：“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对此，汉文帝批示说：“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可见汉文帝是清楚的，建议归建议，决策归决策，建议没有狂不狂的问题，但是决策有英明不英明的问题，这个道理文帝懂，而景帝不懂，他过早采纳了晁错的削藩策，以致酿成大祸。
　　 朝廷讨论削吴国封地的消息传到吴国，刘濞就策划发动叛乱。他先派中大夫应高到胶西王刘卬那里去密谋，约好以声讨晁错为名，共同起兵，并夺天下，“两主分割”。刘濞听了应高的回报，怕刘卬翻悔，自己又乔装打扮，秘密到胶西，亲自与刘卬订立了叛乱的盟约，刘卬又发使串连齐地诸国，刘濞发使串连楚、赵诸国，相约一起反叛。景帝三年正月，吴王刘濞首先在都城广陵起兵叛乱，并向各诸侯王国发出了宣言书，以“清君侧”为名，攻击晁错“侵夺诸侯封地，专以劾治污辱诸侯为事，不以诸侯人君之礼对待刘氏骨肉，所以要举兵诛之”等等。同月，胶西王刘卬带头杀了朝廷派到王国的官吏；接着胶东王刘雄渠、苗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也都先后起兵，共同向西进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
　　 那么，晁错为什么被杀呢？
　　 第一个原因是晁错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在太子府的时候，和朝中大臣关系就很不好，《史记、晁错列传》说，袁盎及诸大功臣都不喜欢晁错，他和袁盎更是相互仇视，晁错在的地方，袁盎总是躲开。袁盎在的地方，晁错也从不去，两人没有在一起说过话。《汉书》讲到晁错的性格是峭、直、刻、深。晁错一当上御史大夫，就安排人查袁盎在吴国当国相时受贿的事，“七国之乱”一起，他就把御史府的人召集起来开会，主张把袁盎杀了，结果他的下属都不赞成，使晁错举棋不定，袁盎得到消息后，赶忙找到窦婴请求相救，窦婴就赶快去找汉景帝，对景帝说应该把袁盎找来问一问，看看有何对策。景帝觉得有道理，就召见袁盎，召见时晁错在旁边，汉景帝就说：“君尝为吴相，知吴臣田禄伯为人乎？今吴楚反，于公意何如？”袁盎说：“不足忧也，今破矣。”汉景帝说：“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豪杰，白头举事，此其计不百全，岂废乎？何以言其无能为也？”袁盎说：“吴铜盐之利则有之，安得豪杰而诱之！诚令吴得豪杰，亦且辅而为谊，不反矣。吴所诱，皆亡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诱以乱。”汉景帝一听，这个人不错，说你有什么好办法说说，袁盎说：臣有一个主意，但是只能单独和陛下汇报。景帝说：好好，走开，晁错还站在那儿，袁盎说：“国家机密，人臣不得与闻”，景帝只好跟晁错说：你也走吧。袁盎说：“吴楚相遗书，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擅适诸侯，削夺之地，以故反名为西共诛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无血刃具罢。”景帝默然，曰：“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谢天下”。这实际上是同意袁盎的主张，准备以牺牲晁错的性命来乞求吴楚等国退兵了。于是，景帝就封袁盎为太常，要他秘密整治行装，出使吴国。过了十多天，景帝批准了腰斩晁错的奏章。这时，晁错本人还完全蒙在鼓里呢!诛杀晁错完全是一种突然袭击。
　　 第二个原因是超之过急，没有想好削藩的应急和反制措施。宋代的苏轼写过一篇《晁错论》，苏轼认为，一个国家最困难、最难做的事情是，看起来天下太平，实际上埋藏着隐患，只有那些特别的、杰出的、优秀的人才才可以担当起戡乱解难的重任。削藩其事是其事，晁错其人非其人。要做好这件事，“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晁错提出的口号是“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没有“徐为之图”，“徐为之图”就是到了最后你有足够的智慧和办法慢慢地、不动声色地来处理问题，即便是大家都不接受，都不同意，也一定要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神闲气定。但吴楚叛乱以后，景帝、晁错君臣都蒙了，完全没有主张。
　　 第三个原因是过于相信皇帝，紧急关头出了个陷自己于万劫不复的主意。晁错提出请汉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苏东坡说：谁都知道外出打仗是危险的，留下来看家是安全的，谁都知道的道理。晁错为什么能在这个紧急关头，把最危险的事情派给皇帝去做，而把最安全的事情留给自己呢？这是没有任何人会同意的，所以苏东坡说：这才惹起朝中一批忠臣的不满。说你晁错这样做简直是奸臣嘛，你把皇帝推向第一线，你自己躲在家里面，是不是等皇帝打败了以后，你当皇帝？任何人都不能容忍的。所以苏东坡说，这个时候，没有袁盎，晁错也是死路一条。相反，如果晁错这时候提出：削藩是我提出来的，这个祸是我闯的，我负责任，请皇上任命我大将军，我带兵去打，然后我冲上前线，我身先士卒，让皇帝觉得很安全，他会杀你吗？他只会派军队，给钱，给粮，给草，支援你去打。你打败了，死掉了，你是烈士，打胜了，打赢了，你是功臣。为此，过了十多天，丞相陶青、廷尉张欧、中尉陈嘉联名上了一份弹劾晁错的奏章，指责晁错提出由景帝亲征、自己留守长安以及作战初期可以放弃一些地方的主张，是“无臣子之礼，大逆无道”，应该把晁错腰斩，并杀他全家。景帝为了求得一时苟安，不顾多年对晁错的宠信，昧着良心，批准了这道奏章。
　　 为了追求国家统一与和平，杀掉晁错并非不能完全理解。但令人不解的也有两个问题。一是晁错是景帝的老师，教景帝学知识、学本领，含辛茹苦，废寝忘食，杀晁错把脑袋砍了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腰斩，腰斩是古代最残酷的刑罚，把人拦腰砍断，很长时间人才能痛苦地死去。清雍正年间，腰斩大臣俞鸿图时，铡刀下去后，俞的身体顿时分成两段，他的上半身在地上翻滚不已，俞鸿图用手沾着地上的血，一连写了七个“惨惨惨惨惨惨惨”，从此雍正下诏废除腰斩。二是杀一个晁错即可，为什么要把他的全家斩尽杀绝。有歌词唱道：说忠臣，道忠臣，自古忠臣没有好下场。在封建集权制度下，晁错正应了“伴君如伴虎”这句话……
　　 三个月后，“七国之乱”被平息，从前线回长安来汇报军情的校尉邓公来见景帝。景帝问他：“你从前线回来，听说晁错已死，吴楚退兵了吗？”邓公说：“吴王谋反，已经准备几十年了，为削他的封地而发怒，要求诛晁错，不过是个借口，本意并不在反对晁错一个人。现在杀了晁错，我恐怕天下之士从此闭口，再也不敢说话了。”景帝问：“为什么呢？’’邓公说：“晁错担心诸侯王国越来越强大，朝廷不能控制，所以建议削夺他们的封地，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政府的地位，这是对万世都有利的打算啊。计划刚刚开始施行，竟全家被杀，这样对内堵塞了忠臣之口，对外却为诸侯王报了仇，我认为陛下这样做是不可取的。”听了邓公的一番精辟的分析，杀了晁错吴楚仍不退兵的事实，使景帝如梦初醒，他叹了一口气，对邓公说：“你说得很对，我也悔恨了。”但后悔已经晚了。邓公这番话，显示了他的见识高深，得到了景帝的赏识。于是，就拜邓公为城阳中尉。
　　 晁错虽然被杀，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还是被继续下去。景帝在平息吴楚七国叛乱之后，趁机在政治上作了一番改革。他下令诸侯王不得继续治理封国，由皇帝给他们派去官吏；他又改革诸侯国的官制，改丞相为相，裁去御史大夫等大部官吏。这就使诸侯王失去了政治权力，仅得租税而已。这样一来，中央政府的权力就大大加强，而诸侯王的力量就大大地削弱了。晁错在历史上虽是一个争议颇多的人物。但在那个时代，他确是一个进步的杰出的人物，是一个悲剧性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