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好像是在乱哄哄中开场的。高音喇叭轮番播放《元旦社论》，说“当前国际形势大好，天下大乱”。老师解读为：大好，是亚非拉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反帝反修；大乱，是苏修美帝在世界各地捣乱，亡我之心不死。
　　 这样的好与乱，我不明就里。多年后以小人之心度主席之腹：老人家还是喜欢“大乱”，惟其才能达到他理想的“大治”。果敢地砸碎一个旧世界，经年累月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搅得周天寒彻”，自己其乐无穷，确是呼风唤雨，指点江山的大手笔。
　　 寒风吹卷着大街小巷的红色纸屑，男播音员嗓音宏亮，底气十足地朗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老人自诩治下的国家“到处莺歌燕舞”，怒斥苏修“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广播一响，我就被一种莫名的快感包围，和同学交头接耳：苏联人吃了土豆加牛肉，毛主席不让放屁，他们一定会憋死！
　　 形势似乎大好，乱象层出不穷，小小的故乡县城也难以跳出三界外。春节期间，一桩盗窃案惊动了城乡：大年初三夜，窃贼从县百货公司的天窗悬绳坠入营业室，盗走了手表之类的贵重物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光天化日之下，阶级敌人和地富反坏右应该胆战心惊、草木皆兵的才对，怎么敢如此胆大妄为？传说中的小偷如同江洋大盗，有着飞檐走壁、神出鬼没的超一流本领。我站在百货公司玩具柜台前，目光粘连在那些能打出火花的玩具枪上，做出了非常可笑的推测：那个偷东西的人，一定会偷走一把或两把玩具枪。
　　 那年的寒假作业是积肥，说白了是拾粪，交给生产队，为农业学大寨做贡献。临近开学，猛然想起这份烦人的作业，便和同学商量怎么交差。他们道出了唯一法宝——偷。偷邻居家的大粪，往往会碰上起夜的人，遭到白眼和呵斥；偷生产队的驴粪和猪粪，则属于瞒天过海，没人较真。连续几个晚上，我们结伴出动，披着冰冷的月光，挽着芨芨草编的筐子，提一张小铁锨，鬼鬼祟祟溜进驴棚和猪圈，把冻成铁石般的粪块运回家院的空地上。交粪那天，记工员一筐筐过了秤，撕下一绺白纸，写了“xxx同学寒假积肥六十斤”的字样，盖了一坨红色漫漶的公章，作业就算完成了。
　　 一开学，班主任老师换人了。原来的女马老师不再带我们班了，代之而来的是男马老师，复员军人，高个子，细长眼，经常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绿军装，篮球打得极好。用当下的话说是一帅哥。男马老师教我们班的语文和体育。《语文》课本里的《歌唱社会主义祖国》是《歌唱祖国》的文革版歌词。马老师说，我教你们唱吧，唱会了就记住了。语文课由此变成唱歌课，一个小伙子领着一群傻娃娃摇头晃脑地乱吼：“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革命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到处都是灿烂阳光。……七亿人民意气风发，社会主义祖国蒸蒸日上，军民团结斗志昂扬！谁敢侵犯我们就叫他灭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创了马列主义新篇章，革命人民朝气蓬勃，一代新人茁壮成长，跟着毛主席当革命闯将，红彤彤的世界靠我们开创！”
　　 和那个时代的所有人一样，我们被红歌隐匿的绳索绑架，情绪激动地奔向一座无形的精神毒品加工厂。只要党和领袖的名字出现，歌者立时深情万状，眼里涌满感恩戴德的光芒，症状和吸食毒品无异，不论年纪大小，都会上瘾。接下来的课文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小常宝的唱段《只盼着深山出太阳》，同学们又嚷嚷要老师教唱。马老师有自知之明，反复解释，京剧、戏，这些东西不好学，要学，得专门的老师教，唱不好，就成了驴叫唤。
　　 体育课上，马老师当兵的练就的功夫大放异彩。我们跟着他的口令稍息立正，左转右转，正步、跑步，做完了相当于现在学生军训的课业。学校集体活动，我们这一班学生走得端，行得正，很像回事。马老师眯着小眼睛，在一边乐滋滋的笑。
　　 县上召开公审大会，主角是一个叫韩荣的农民。去年夏收，他在打麦场上用大铁叉打死了同队的一男社员。陪杀场的配角罪名各异，有流窜犯、贪污犯、盗窃犯、现行反革命分子、破坏上山下乡的流氓犯等等，长长一排，反剪双臂，五花大绑，胸前吊着白色罪名牌，名字上画了红叉，分立在几辆解放卡车的货箱护栏前。过年时盗窃百货公司的小偷也在其中，低着头，腰弯得像雪地里的猫，看不出传说中的机灵或有特异之处。审判长挨个宣布对罪犯的判决，当念完将杀人犯“验明正身，押赴刑场，立即执行”，几辆拉犯人的大卡车齐声轰鸣，缓缓启动，一上路就加速奔向刑场——县医院佛塔西侧的荒地。看热闹的人跟着汽车疯跑，隐约看到背插死标的韩荣被公安推下卡车，拖拽着撂到地上。三声枪响，韩荣脑壳开花，血和脑浆一片模糊……
　　 4月5日，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爆发。官方的通讯，我看了不下十遍，逢人就讲广场上煽动闹事的“小平头”，讲英勇的工人民兵和嚣张的“反革命分子”。记得最清楚的，是那首后来被列入“四五”名篇的五言诗“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还有“秦皇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等等“反革命”标语。
　　 反击右倾翻案风浪潮淹没了学校。教室土墙上的纸标语多半换成了主席语录：“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也有江青的名言“宁长社会主义草，不长资本主义苗。”班会时学报纸，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在党内”一类的攻击性腔调，云里雾里地揭出了中央高层“两条路线”在交火。
　　 县城西南的三雷公社闻风而动，在其辖地的瑞安堡（当地人称王团堡子的庄院）搞起了阶级教育展览。县文教局知道了此事，大加褒扬，通知附近的中小学组织学生，到瑞安堡接受“洗礼”。
　　 一天下午，我们小学的400多个学生列队向瑞安堡出发了。是个晴天，阳光不太炽烈，沿途的杨树已由青转绿，麦田新鲜光亮，像被油漆刷过。一些社员在地里拔草，几头干瘦的毛驴在机井边东张西望。间或遇上自行车和毛驴车，车主脸上挂着重重心事。马老师说，唱个歌吧。于是我们班唱起了不久前学会的《工人民兵之歌》：“东风扫残云，战歌震长空……我们战斗的工人民兵，坚决拥护党中央决议伟大英明，党中央决议伟大英明！”歌声惊飞了树丛里的麻雀，干活的社员直起腰身，投来倦怠的目光。我们班歌声未落，另一个班歌声已起：“向阳的花，春天的苗，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好。文化大革命洒春雨，马列主义阳光照……”
　　 大约五公里路，一个小时就到了。高大的女墙围着褪色的门楼，门前几棵大树，微风中枝叶摇曳。我们排队鱼贯而入，在女解说员引导下走进了万恶的旧社会。几间展室内墙贴了连串的水粉画，画中堡主活跃在遥远的年代，骑在贫下中农头上作威作福。展室霉气弥漫，闷得喘不过气来。穿堂过室听完讲解，看完图画，终了也没留下什么影响。倒是接下来的游览活动，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我们上堡墙，下地道，玩了个痛快。直到后晌，老师再三催促，才把大家集中起来打道回校。一路上，我们叽叽喳喳地交流感想。老师在一旁默不作声，学生的议论越发起劲。说着说着，就出了事。我们班的吕骡子揪住一个男同学骂道：“你这个保长的杂种，还想欺压我们！”这个雇农的后代情绪激动，声音颤抖，显然是刚才的教育发挥了效力。保长的后代毫不示弱，几拳将吕骡子打得哇哇大哭，队伍阵形大乱。回到学校，老师布置作文，题目是参展感想。吕骡子下手快，写他爹当长工的辛酸，满篇差别字。保长的儿子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两眼通红，玩着半截铅笔。我写了参展时听到的堡主“罪恶”，联系形势，以儿歌作结。歌曰：走资派，坏坏坏，翻案的事儿他们爱干……
　　 6月初，姐姐出嫁了。一溜自行车组成的送亲队伍向邻近的大队驶去，我坐在姐姐的自行车梁上，双手抓住车吧，昂起头左顾右盼。姐姐说，你低下头吧，我看不着路。我反驳道，我又不是犯人，低头干什么？
　　 新婚的姐夫给了我一块钱，我买了一只皮球，又买了《董存瑞的故事》和《两个小八路》。姐夫的父亲、姐妹都在外地工作，家里时常出现当时流行的《较量》、《朝霞》和批林批孔的书。我在他家的书堆里，翻出过文革油印的歌本、防治血吸虫的普及读物。淘宝的最大收获，是被撕去了前十几页的《艳阳天》第二卷和《林海雪原》。翻着这些发黄的书页，一个学期结束了。
　　 暑假依旧是参加生产队的读报学习和集体劳动。阴雨天或大中午，会计拿着报纸，抖抖索索地传达着毛主席、党中央的话。我看见老人家在《红旗》杂志的封面上坐着，笑呵呵的发布最高指示：“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烈日当头，我和十几个年龄相仿的孩子在麦地里俯身拾穗，或是牵着步履蹒跚的毛驴打场。驴子大汗淋漓，招来了为数不少的蜇驴蚊，在驴脊背和屁股周围翻飞，叮得毛驴血迹斑斑。歇工了，疲乏的孩子和可怜的驴们站在树荫下，盼着共产主义早些到来。据说到那时候，想吃啥有啥，吃饱了就睡觉。队长听了我们的美好想象，说，苦难受，屎难吃，转世成人，就别想天堂里的日子了。
　　 队里有一病退煤矿工人，总是披着一件日本尿素袋子改制的衬衣，前胸是重量数字和株式会社名称，后背是“尿素”二字。他家孩子多，老婆一人挣工分。日子不好过，就喜欢倒腾，隔三差五用架子车从县城拉来变质瓜果，以低廉的价格出售。有人说这是投机倒把，挖社会主义墙角。我也应声附和。没过几天，病工人打上门来，嘴角溢着白沫，大骂我在人前捣他的闲话，要找我对质。母亲怕他打我，把他挡在门外，说一个十岁的娃娃连人和鬼都分不清，怎么能认出你就是挖墙脚的贼？病工人在我家院子里高声叫骂，一群孩子坐在杨树下围观。我被这个阵势吓住了，悄悄趴在奶奶的土炕上，硬着头皮读《艳阳天》。我想，如果姐姐没出嫁就好了，她当民兵时放在家里的半自动步枪这会儿肯定能派上用场。
　　 在我家没占上风，病工人又去了另一家，要找出说他坏话的孩子。他上蹿下跳，骂上了这家人祖孙八代。孩子妈火了：“你这畜生！做出那个噆球样子吓谁哩？你歪了还能把老娘的屄噆掉？！”病工人老羞成怒，转身从猪圈里拽出一把镢头，朝孩子妈奔去：“老子今个就要噆你的臭屄！”围观的人一看要出大事，赶紧扑上去夺下了病工人的未遂凶器。病工人两眼翻白，四肢发抖，躺在地上干嚎：“日死他先人！这是啥世道啊！是人不是人的都骑到老子头上拉屎拉尿啦，我活不成了！啊-啊！”
　　 日子愈来愈乱。朱德委员长去世了，唐山地震了，暑假也结束了。
　　 9月初开了学，一个假期没见过面的同学打闹成一团。9日下午，星期四，外号叫骟驼的男孩骑在我身上，两手在我腋下和腰间乱抓痒痒肉，我笑出了眼泪。乐极生悲，班长突然破门而入，大喝一声：出大事了！教室里的人愣住了，骟驼住了手，我从地上爬了起来。就在那一刻，乱轰轰的学校静如枯井，高音喇叭传出了骇人的消息：毛主席他老人家殁了!我们蹑手蹑脚凑向校长办公室，看到十几个老师围着收音机，都在抹眼泪。慢慢有了哭声，先是呜咽，后是嚎啕。吕骡子也受了感染，跟着老师哭：“毛主席啊，您走了我们怎活啊！”
　　 秋风如诉，哀乐轰鸣，如麻的秋雨下了一个月，天阴沉沉的，像锅扣在头顶。学校阅报栏每天更换纪念主席的报纸，女同学买了绸带，扎了小白花发给大家。人人都戴上了黑纱，如丧考妣。学校礼堂花圈如林，结着无限哀伤。追悼会从大队开到公社、从公社开到县城，亿万全国人民同时赶赴一场世界上最大的葬礼。每次追悼会上，总有人大哭或抽泣。开始我也跟着哭，后来就哭不出来了，低头用眼睛的余光偷觑同学的哭相。吕骡子是真哭，骟驼却把唾沫抹到眼下呜咽，如同一只半睡半醒老狗。追悼会一结束，他们的红领巾肯定要湿一片，但实质却不相同。
　　 很快，“四人帮”被粉碎了，悲痛到地狱的国家立时飞上欣喜的天空。老师马上动手，刻蜡板，印传单，安排学生挨家挨户地送。我发现传单上把“王洪文”写成了“王宏文”，老师说，就是那个杂怂，叫对音就行！学生们分成小组，晚上到农民家里宣传。一老贫农低声问带队老师：“江青天天和主席睡在一起，怎么会篡党夺权？”老师嚼着一根红萝卜，牙齿沾着红渣，支支吾吾说不上原由。
　　 到处是揭批“四人帮”的大字报，王张江姚由天上堕入地狱，漫画中的他们面目狰狞，奇丑无比。大字报透露了四人的隐私：王洪文摔上海手表、张春桥早年以“狄克”化名挨过鲁迅的投枪和匕首，江青和国民党特务崔万秋关系暧昧，姚文元的爹是叛徒文人姚篷子……我和同学都很纳闷：这几个根底里就不是好人，怎么进了中央政治局？他们能把其他人骗了——伟大领袖也真的那么好骗吗？
　　 10月底，首都各界召开庆祝粉碎“四人帮”大会，华主席一身戎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县里也搞庆祝，所有人倾巢出动，游行队伍从县城到花篮桥绕了一圈，长达十公里。我举着绿色三角小纸旗，混在人群里呼喊口号：“坚决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华主席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打烂‘四人帮’，人民喜洋洋！”县上的揭批斗争也闹起来了，县委和政府大院前墙糊满了各色大字报。粗看起来是批判“四人帮”在当地的代理人，实际上是文革中有仇的新老两派互相挖揭对手的痛处。多是某某人的历史问题、作风问题，像捕风捉影，又像是真凭实据。
　　 我模仿郭沫若《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写了一首长短句，拿到马老师跟前，想得到几句表扬。马老师眯着眼睛笑了：这种东西学问太深，我说不来，但你写的这个，肯定不好。你想想，郭老都写了，你还能写出个啥！
　　 学校高音喇叭的火气依旧，批“四人帮”，反击右倾翻案風，难得的夹杂了文艺节目。常宝华叔侄合说的相声《帽子工厂》、郭兰英唱华主席的歌曲，好像是横空出世。学校宣传队排了小舞蹈《交城的山》、《坚决拥护华主席》。在新河公社的朝阳舞台上，我们双手抖着纸花，冻红的小脸蛋涂着颜料，流着鼻涕，忘乎所以地跳着——半年前，跳的是批邓批修；现在，全成了对新领袖的歌颂。我们边唱边扭秧歌步：哎——春雷一声惊天地，五湖四海歌声起，八亿人民庆胜利，欢呼领袖华主席……党中央，华主席，继承了毛主席的革命遗志，永远跟着华主席，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