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把杜寨与法兰西相提并论是很牵强的。
　　 法兰西在世界地图上都占了一大块，而一个不足两千口人的杜寨村，别说中国地图和河北省地图，就是在肥乡县地图上也不显眼。
　　 牵强也没办法，因为我不清楚崔云秀在法国的具体地址。当然，要不是崔云秀，我也根本不会想到自己竟然与法国有关联。
　　 崔云秀是我爷爷的父亲、我父亲的爷爷、我的曾祖父。
　　 其实，崔云秀就是杜寨村一个土得掉渣的普通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像杜寨村其他人一样满足于脚下的一亩三分地。
　　 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写他也仅仅限于家谱。我想，就是崔云秀本人，压根儿也不会想到此生与法国有关。
　　 可那年头想不到的事儿太多了。慈禧没想到八国联军把大清帝国胖揍到了坟墓的门口；宣统没有想到孙中山会彻底掀掉他的皇帝龙椅；孙中山没有想到自己毕生奋斗的共和，竟然被袁世凯骗来做了皇帝的龙椅；袁世凯没有想到他身后的军阀们城头变幻大王旗。
　　 地球东边的没想到地球西边更热闹。1900年从大清帝国狠狠捞了一把的八国联军，14年后欲心难耐，贼手发痒，找不到大清帝国这样出钱利索的窝囊主儿，就狗咬狗炸了窝。他们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暴发户，个个财大气粗。同盟国以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为核心，协约国以英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帝国和塞尔维亚为骨干。两大阵营，大打出手，法国是主战场之一。
　　 更没想到的是，八国联军的子弟们这一折腾，竟然把在地球东边在家种地的农民崔云秀给牵扯进去了。
　　 其实，这事儿根子在袁世凯和段祺瑞，这两人要是不削尖脑袋掺和西半球洋人们的事儿，崔云秀也许就不会离开杜寨村。
　　 “一战”开始时，袁世凯的皇帝梦正做得热乎着呢。可袁世凯毕竟是袁世凯，在偶尔梦醒时分也会放全球一眼。这一放眼就拿定了主意，他要掺和。掺和的原因是德国还占着中国的胶州半岛。他和幕僚分析这次德国失败的可能性大，一旦德国失败，中华民国作为战胜国，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收回胶州半岛。低成本换取高利益，这生意合算。可英国和日本看出了北洋政府的捡漏儿心理，不让中国参战。日本早对胶州半岛垂涎。英国这个暴发户不愿意失去在华的既得利益，更不想看到中国的腰杆直一点，就私下把胶州半岛许诺给了日本。既拉了日本入伙，又阻止了中国与自己平起平坐。
　　 可那时的战争靠的就是人，由于人员伤亡太大，后勤人员缺乏，国内反对四起。法国就开始从中国招聘劳工，英国也消耗不起，不得不跟着法国的脚印来中国招工。
　　 我的曾祖父崔云秀就是十四万中国劳工中的一员。
　　 从当时的条件看，要是把责任都推到袁世凯和段祺瑞头上，多少有些偏颇。不管当初他们抱有怎样的个人目的，客观上他们也在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可那样的国力，那样的时代，没有钱，也只能捧个人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严格说来，我的曾祖父崔云秀也有责任，他要不是贪图眼前一点利益，也许就不会与法国结缘。
　　 英国招工局合同规定，每月工资30元，一半由华工局发到华工家中，一半在法国按月折法郎发给本人。在法期间的衣、食、住、行全由英国负责供给。
　　 资料显示，1917年玉米每石5.13元，小麦每石7.94元。我粗算了一下，做劳工，每个月就能挣到近5.85石玉米或者3.78石小麦。一石120斤。当时小麦亩产也就一百多斤，玉米也不过三百斤左右，可就这样的产量也不能够保证。苛捐杂税，兵匪战乱，自然灾害，已使民不聊生，而且这年春旱苗枯，秋涝无收。崔云秀生计无着，愁云惨淡。英国招工局开出的条件像云雾里现出的月亮，让走投无路的崔云秀似乎看到了一抹希望的亮色。
　　 在极为严格的体检后，1917年初冬，崔云秀和乡邻崔万寿一起离开杜寨村登上了法兰西的轮船。行前，崔云秀专门到村东祖坟跪拜了父母和列宗列祖。
　　 一个没有文化没有出过远门的乡下人，远渡重洋，生死难料，用青春身躯做赌注，希冀用自己的汗水给空空如也的粮缸里添一把糊口的食粮，让妻儿老小褴褛破衫少几个补丁，让透风漏雨的屋顶多几块温暖的瓦片。可以想见，在与妻儿老小分别之际，崔云秀定会频频回首，泪水涟涟。挥手从此去，何时把家还？崔云秀的心境应该比万物肃瑟的初冬更悲凉。
　　 这年，崔云秀的女儿十岁，儿子八岁。
　　 我老家一带对祖先敬奉特别在意，家家都有像一幅中堂画大小的宗轴，平时卷起来，过年过节挂起来祭拜供奉。宗轴按辈分排列，最高处一排往往写着“高祖不记名”。我家的宗轴上，崔云秀和妻子崔马氏、弟弟崔永昌和妻子在第七排，以上是他的先人，以下是他的后人，楼梯一样一代代就这么往下延续着。
　　 按照乡俗，每年大年三十下午，晚辈们要到祖坟烧香点炮，然后回家把宗轴挂起来，等于那些在村外的先人们已经请回家与子孙同乐。大年初一早起，要先在宗轴前给列宗列祖磕头。
　　 所以年少时我就知道崔云秀的名字，可那时我并不知道，每年大年三十从祖坟请回来的先人里面，崔云秀仅仅是一个名字。上学后，爷爷和父亲都曾告诉我，我的祖爷在法国。再后来，父亲把爷爷嘱咐他的话又嘱咐给了我。父亲说，你祖爷还在外国哩，我老了，不中用了，你可要想法去找找。父亲说这话的时候是2006年大年三十深夜。在昏暗的灯光下，围着火炉我听父亲讲了很多往事。父亲把从我爷爷和崔万寿那里听到的关于曾祖父的故事，都娓娓道来。第二年秋78岁的父亲去世。现在想来，也许是父亲冥冥之中对自己后事的一种嘱托。
　　 所以每年大年初一，我在宗轴看到崔云秀的名字时，心里就多了一份沉重。
　　 毫无疑问，崔云秀是怀揣淘金梦奔赴法兰西的，他要用三年的劳工合同换来全家生活的改善，因为他不是中国的白求恩。
　　 国家有国家的利益，个人有个人的打算。“一战”本身就是利益之争，有奶便是娘，无利不同心。意大利原来跟德国穿一条裤子，后来得到英法给予土地的承诺，立马就钻进了协约国。就连一心参战的段祺瑞，也不过是想以参战为借口，举借外债，扩大自己实力，从而达到消除其他军阀的目的。
　　 相比较而言，崔云秀的淘金梦并不低下。但是，连贫弱的中华民国都是那些强国信手拈来的棋子，崔云秀一个劳工又算得了什么？
　　 无正义可言的战争无信誉可讲。合同规定，工期三年，只干劳工，并不参战，每日工作10小时。而英国则把中国劳工基本上推向了前线，修工事，挖战壕，清除地雷，掩埋尸体，至于装卸运送物资就是最轻松了。崔云秀属于英国招聘，他经常在距离敌军阵地三五十米挖掘工事。
　　 他们被禁止衣着当地人的服装，不准进入咖啡馆酒吧和饭馆，就是进入使用英国人的厕所也要受到处罚。他们有的在去法国的轮船上成为德国潜艇的靶子，有的因为冒犯了英国人而被处死，遭遇枪炮和疾病死亡的更是随处可见。资料表明，仅在1917年3月中国对德国宣战后两年多，就有6000名中国劳工死于法国战场。
　　 1918年11月“一战”结束，崔云秀的淘金梦也戛然而止。他和劳工们用血汗和性命为中国捞回了一个“战胜国”的名声。
　　 1919年1月，帝国主义分赃的巴黎和会成为中国人的噩梦，不仅没能收回山东的权利，反被日本占有。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
　　 1920年仲春的一天，风尘仆仆的崔万寿出现在杜寨村东土路上。崔万寿戴着礼帽穿着洋服提着皮箱，热情地跟在地里忙活的乡亲们招呼。乡亲们围着崔万寿，听他讲在法国的见闻。
　　 我爷爷背着篓子在村东拾柴，看见崔万寿，他猜想自己父亲也要回来了，顾不得向崔万寿打听，就狂跑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的曾祖母。后来爷爷回忆说，那时曾祖母正在做饭，听到消息，立马用水浇灭灶膛里的火，拉着儿子就去了崔万寿家。崔万寿告诉曾祖母说，崔云秀还要等些日子才能回来。曾祖母信以为真，就天天早晨起来先把院子打扫干净，然后端着针线笸箩到村头纳鞋底子，等曾祖父归来。
　　 一个多月过去，也没见到曾祖父的影子，曾祖母就去崔万寿家询问。崔万寿觉得实在不好隐瞒了，告诉曾祖母，崔云秀已经不在了。崔万寿说，俺俩人没在一块干活，听说让回家了，就跑了很远，打听了很多人，在一个工棚看见了崔云秀，那时候他已经断气了，浑身爬满了蛆。崔万寿就找了几个老乡把崔云秀掩埋了。曾祖母责问崔万寿：你俩一块儿去的，就是人死了，你也该把他的骨头捎回来啊。崔万寿说，那会儿都慌着回家，谁也顾不上谁，怕走得慢了赶不上船。再说也没法弄。
　　 为此，倔强的曾祖母记恨了崔万寿一辈子。
　　 那时，曾祖母三十出头。身处乱世，孤儿寡母，曾祖母里里外外一把手，犁锄镑耙，男人干的农活她要去干；颠着小脚站在水井上摇着辘轳浇园，她气力小，人疲惫，失控的辘轳把险些将她击打到水井里；有人劝她改嫁，她坚决拒绝；曾祖母究竟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泪，只有她老人家知晓。1946年曾祖母去世，陪伴她老人家长眠的是刻着“崔云秀”三个字的一块青砖和曾祖父用过的一个粗瓷碗。
　　 58岁的曾祖母虽然结束了27年的守寡生活，可在坟墓里又进入了另一种更漫长的“守寡”。
　　 崔万寿本来是个活泼的人，可从法国回来后变得沉默寡言，精神愣怔，他的老婆说他时常夜里做梦大喊大叫。对于曾祖父在法国的状况，我爷爷曾多次询问崔万寿。崔万寿提及最多的词是：吃不饱，饿，害怕打死，想家。这也导致了我爷爷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后来只要村里开批斗会，我爷爷都要挥着拳头声嘶力竭地喊一句“打倒帝国主义”，就是批林批孔也不例外。
　　 崔万寿于1962年去世。他病重时我爷爷去探望，崔万寿拉着我爷爷的手眼泪直流。是庆幸自己终老故土，还是愧对崔云秀？不得而知。
　　 2011年农历十月初一，是传说中的“寒衣节”，按乡下侍死如生的惯例，进入冬季，要到祖坟上给那些故去的先人们送寒衣，免得先人们在另一个世界受冻。
　　 我和叔叔把婶子给先人准备的纸寒衣在各个先人的坟前烧掉，在曾祖母和曾祖父坟前，叔叔特意多烧了几套纸寒衣。叔叔说，不知道你祖爷能收到不能？
　　 从老家回来，我特地在网上进行了搜索，有资料说，死在法国的中国劳工分好多墓区。九十多年的风剥雨蚀，许多劳工的碑文已经模糊不清，有的墓连名字都没有，但是不管是否清晰，每个坟墓都是面朝东方的家乡。
　　 2011年1月24日是平安夜。晚饭后，儿子和他的伙伴们欢欢喜喜去过洋节平安夜，妻子到商场看商家们不失时机的大甩卖，我独自坐电脑前，再次输入“崔云秀”三个字进行搜索，依然没有结果。十点多，看到世界知名国际史学者徐国琦教授撰写的《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在法华工》文章，在附录三《一战英招华工死亡名录（1917—1920）》（[英]GregoryJames编制），我终于找到了曾祖父的信息“CuiYunxiu，1919.8.2死于法国”。极短的一行字，尽管没有汉字和籍贯，没有具体墓区地址，但我依然坚信这就是我的曾祖父崔云秀。此名录编者注有这样几句解释：由于中文的记录只存在于墓碑上，而因年代久远，一些墓碑的字迹已经模糊难辨，还有一些墓碑在更换时没有再刻上中文字，致使部分华工的中文名字难以确定，本书只能以拼音表示。
　　 我立即给在老家的叔叔打了电话。叔叔已经入睡，被婶子喊醒，我有点语无伦次告诉他，找到我祖爷了。叔叔睡意未消地问我：你去外国了？我说是在网上找到的，叔叔有些急切地问：你啥时候去把你祖爷骨头弄回来，我找人看个好日子，咱好好办一办。关了手机，我有想哭的感觉，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叔叔。
　　 无论如何，我都要感谢网络让我足不出户就可以触摸到历史的踪迹。看了许多有关“一战”资料后，我就想，要是“一战”发生在今天，我的曾祖父肯定不会不远万里到法兰西做劳工的。因为时代环境、国力地位、科技手段、战争方式，一切今非昔比。但是，硝烟和炮火却从来没停止过，只不过改头换面罢了。
　　 这些年，洋节像老家庙会一样熙熙攘攘，很有些“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味道，让人感觉遥远的地球西边，似乎已经成为鸡犬之声相闻的邻近村庄。可我过不惯洋节，当大街上阵阵喧闹传来，我脑子里依然满是曾祖父和曾祖母，他们一个在遥远的法兰西，一个在杜寨村东，屈指算来，他们已经分别了九十二个平安夜。
　　 都快一个世纪了，当年满目疮痍的战场早已莺歌燕舞，曾经的交战国在分分合合中变化，日本在“一战”时与德国敌对，“二战”时就与德国纠结在了一起。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已经成为铁定的规则。而平民百姓为此付出的血汗，也许是微不足道的，可又是实实在在的，比如我的曾祖父和曾祖母，至今他们还是“一种相思，两处闲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