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春天，红花草（又叫紫云英）已经开花了，漫田四野都是紫红色的鲜花，是春天最美的田园风景。可是，人们在这个时候的粮食紧张，也到了非常时期，都去将这鲜嫩的草茎割回来烧熟了吃。
　　 这东西虽然是草，嫩的时候，烧熟了吃，甜丝丝的，还算中口。即使在粮食宽裕的年代里，人们也常常采一点来吃个新鲜。现在粮食紧张，都去割了来当饭吃。
　　 东圩村的赵荣夏是“大跃进”之后“责任田”时期结的婚，现在已经有了两个男孩。大孩子六岁，小的四岁。因为大米紧张，一家四口人，每餐下点米在锅里，放一锅水，煮开了后，将割回来的草茎放里面烧熟，一家人就这样吃着过日子。不过，每当下草茎入锅时，总要捞一碗米饭，留给孩子们吃。
　　 进入了农历三月，他家的米完全没有了，只好在村上到处借。五天左右，竟然没有借处了。这锅里便没有了米，全家人只好纯粹地吃草茎。两个孩子专门吃这东西，都吵着要饭吃。
　　 每年春上，生产队早稻种撒下田后，都会按照人口分一点多余的稻种。一般每年每人可以分得十斤左右稻谷。可是，必须要等到撒在田里的秧苗完全没有危险了，不需要补撒种子的情况下才可以分下来。这点稻谷虽然数量不多，却是救命的粮食。吃掉了它以后，“三月黄”的大麦就可以收割了，算是又有新粮食吃了。
　　 赵荣夏家里已经一天没给孩子们的米饭吃了，孩子们吵得不行，荣夏的老婆急得走投无路。三月初六早上，她上队长赵恒顺的门，找到了队长，说明了没米下锅，孩子们不肯吃草茎的情况，请求将准备分给的多余稻种先称一点给她。队长是她的叔公，说，这稻种才撒下田去，拿不准要不要再补撒了，还不知道有没有稻种多余，哪能说先称给你呢。不过，他叫自己的夫人借一点米给她。她夫人呵斥地说道：“你只知道生产队里的事，家里的事完全不管。米，早就没有了，现在吃的，是我现掇的生稻。稻也只有不到十斤了，吃掉了，看你怎么办？”言外之意，不能借给。荣夏老婆听了，只好无可奈何地走了。
　　 这里所说“掇的生稻”，是人们在“大跃进”中，对偷得的少量稻谷所“发明”的加工成米的方法。具体做法是将稻谷放在坛子里，用棍子在里面捣，使稻壳除掉，变成可食用的米。也就是说，队长家里所剩的稻谷，已经够不上用正式工具加工的起码数量了。
　　 这一天，荣夏的两个孩子仍然没有米饭吃。荣夏夫妻还都去了队里劳动。下午回来，最小的孩子睡在床上，她老婆只顾忙着晚上吃的，没有及时观察。待到她忙好了，去叫小孩子来吃时，见他已经死在床上了！
　　 原来，小孩子抗拒饥饿的能力很弱，不到两天的时间便被饿死了。这件事对东圩村震动很大，队长也懊悔没有越权借给稻谷。
　　 此后的日子里，大家都牢记着一件最基本的大事：无论如何都不能整天的不给米饭与幼小的孩子吃。于是，也就没有再发生饿死人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