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生产搞得差的生产队，每个人口长年平均口粮，只能是三百斤左右的稻谷。仅仅这点主粮，要是在“大跃进”的环境下，是无法存活的。
　　 凡是这样的生产队，只好将“怎样生存”放在第一位，将生产置于第二位了。于是，他们的生产几乎是“听天由命”，年年都是“老大难”，分配水平也只能年年都是“低收入”，人们的生活便年年都是老样子。
　　 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维护集体生产”的大前提下，农民们必须在生产队里劳动，而且必须天天出勤，不能无故旷工或者做“个人发家”的事，否则便是“走资本主义”的路，要受到严厉打击。
　　 这样的生产队每天都在“生产”，而出勤者的劳动，都怀着“出勤不出力”的态度。队干部们也只是被动地随着季节，勉强地安排生产。所种的庄稼都荒芜在草丛里。劳动力们虽然天天劳动，心思却花在下工以后去哪里找“进账”的方面，以解决日常生活。一句话，他们对生产队完全没有信心，将如何生存，寄托在生产队以外。
　　 试谈以下典型的生产队，便可知“一斑”情况了。
　　 谷口小镇东邻的生产队，名叫支涝小队，全队不到二十户人家，人均水田接近2亩。每年的工值是0.25至0.30元之谱，人均口粮在三百斤上下。个人家庭什么家什都没有，却都有管用的小型渔具。他们的劳动力，白天名义上是在队里劳动，实际上是“养精蓄锐”，晚上则成群结队地寻找水面捕鱼。因为居住地近在镇边，所捕得的鱼在市场上出售很方便，所得的钱，再寻找黑市粮食，小日子虽然艰难，也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过去了。
　　 东圩南边有个叫韩庄的小队，十多户人家，接近七十个人口，人均水田2亩出头。生产队年年工值都在0.25元左右，人均口粮不足三百斤。由于住在大长滩旁边，在政策严格限制下，每户都还饲养了十只以内的水禽，靠着大滩，能够节省主粮饲喂。它们产的蛋，在这样的人家，是一门不算小的收入；成禽的出售更是一项经济来源。滩上野生水产，是他们必须的食品。每到春上，国家来一点借销粮或者回销粮，信用社给点生活贷款，小日子虽然艰苦得仅仅维持性命，却也只好这么过着。改革开放时，信用社要他们归还贷款，积年来，每个人口居然接近一百元。在当时，这几乎算是“天文数字”！
　　 山区生产队的社员，为了生存，总是偷伐山上的竹木出售。任是经常地法办“破坏山林”的“罪犯”，山上的竹木总是被“偷伐”得光光的。本来应该是“茂林修竹”的江南山上，许多居然成了“和尚头”。
　　 好在这是生产队的制度，不像“大跃进”时期，控制得人们毫无活动余地。虽然没有公开的“创业”权力，却可以自主地调剂作为，在粮食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发挥了“各尽所能”的长处，生命也都维持了下来。
　　 与“大跃进”损失了那么多人口的情况比较，这里说明了一个问题：人，是具有无穷创造力的，只要给了他们稍微宽松的环境，他们自己就可以为生存谋求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