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作家者，借文以抒其情言其事者也；文商者，借文以换钱者也。此为文动机之异。彼作家者，感乎外物，动之于心，春草生而心悦，夏鸟鸣而情怡。飒然风至，草木变衰，悲从中来。若夫隆冬时节，天降大雪，素裹千山，观之兴起，于是文人饮酒于秀阁之中，唱和于玉树之下。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是也。至于世道兴微，波及文客，则更不待言。是以屈原之作《离骚》，魏武之作《嵩里行》，杜甫之作“三吏三别”，皆时事使然也。目之所视，身之所遇，有所感而发之笔端，遂成佳作。若婴儿饥而啼，鸟雀寒而哀，皆出于自然，非为金钱功力所驱也。
　　
　　 而文商则不然。金钱之欲烧于胸，为文皆为图利也。于是俗人好赌，则晓之以赌方；俗人好色，则诱之以性；俗人好利，则导之以欺诈。好权者则教之以诡计，好杀者则受之以杀人之术。此皆出于金钱之欲，投世俗之好而书之，非体物抒情也。作家物由心使，文商心由钱役。此二者之别也。
　　
　　 予观当今文商之招，无非有“捧”、“炒”二术。所谓捧者，即吹捧意。某官好大喜功，则大书阿谀舐痔之文，言其政绩赫然，体察民情，福祉百姓，真廉洁自律之好官也。然细查其情，则贪贿邪佞之徒，天怒人怨之辈。而此等吹捧之文，极尽其文字之巧，颠倒善恶，混淆美丑，使盗跖为贤达，令恶吏为海瑞，直为得其重赏也。至于炒作，则以粗制滥造之文，借媒体以虚张，夸大其词，令石块为珠玉，使垃圾为经典。而芸芸众生不知其情，以为好书，蜂然市之。于是炒者顷刻囊鼓，致钱百万焉。此炒作之效也。
　　
　　 是可以事喻之。市有卖羊汤者，灶于街傍。汤劣无人食。适有牵牲而过者。牲以尿撒汤中，而行人未之知也。于是卖者以勺搅汤，又振臂呼曰：“新料也，速来食！”众以为真，纷聚而食之，赞曰：“美甚，斯汤！”文章炒作之效，盖类此也。
　　
　　 夫作家之文，以其非出于金钱之欲，往往如童贞之言，善而真。众人读之，或益知，或怡情，或养性，受之如美馔，因千载流传之。如唐诗宋词，至今脍炙人口也。而文商之文，如泡沫之得日，彩显一时，顷刻迸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