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柴者的“斗智”
　　 圩区离山不太远的人历来都去山区搞柴。即使在早年一家一户的生产时，人们为了能够有点质量好的烧柴，也常常上山去搞。不过，数量不多，一般只是在腊月农闲时，搞得三五担就可以了。这样的搞柴，除了大面积的“判山”，出几个象征的钱外，零星的几乎不出钱。
　　 生产队时，圩区人差不多所有烧锅柴都来源于山上。于是，搞柴成了家常便饭。山权所有的生产队，见这么许多人经常的搞柴，很是“惊慌失措”，想予以遏制。早先，派人守住路口，以“山林管理”做幌子，把搞柴的人柴禾全部没收，常常将他们的堆场塞得满满的。人们一天的劳累，被没收了，心里懊恼倒是其次，而没有柴禾来源，这可是天大的事啊！当局认为柴禾不是粮食，只是小事，完全不予理会！
　　 山区守路的人没收搞柴人的柴禾时，总是横眉怒目地骂人、训斥人，有时还毁坏搞柴人的工具。许多胆小怕事的人，总是胆战心惊，不敢抗拒。一时间，弄得人们不敢搞柴。
　　 东圩村的赵荣雨和几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为了有柴烧饭，商量着要将这一情况“扭转”。1964年的夏天，他们一行四人，各人搞了一担柴禾，被守路的“短着”没收。他们与之争论。守路人是个姓杜的老汉，占着地主的位置，自恃在“执行公务”，居然撒起泼来，不仅要没收他们的柴禾，还挥舞着柴刀要斩毁他们的扁担和钩绳。这四个人早有准备，抓着这个家伙，一直把他揪到了“最高执法机关”——公社的办公室里。当时“四清”运动正在进行中，政务由四清工作队主持。在那里，两方面各自陈述理由，特别是赵荣雨他们说“山是公社的山，在他们附近；我们是公社的社员，只不过住在圩区。生活烧柴是省不掉的事，你们不许搞柴，我们难道不吃饭吗？”工作组负责人当即表态说：“圩区人搞柴，是生活上的必须，山区不能禁止。”这老汉虽然气得七窍生烟，也无可奈何，只好放行了。从此以后，山区人对圩区人搞柴，虽然不能禁止和完全没收（有时因为柴的质量稍好，便被说成是林产品，仍然被没收）；但却拿出了“收钱”的“杀手锏”来。
　　 传统的春节，农民们叫做过年，历来都被珍重。即使在“大跃进”时期，或者文化大革命中疯狂地破四旧立四新时，也没有完全革除掉。生产队时期的春节，无论山区、圩区，都放假过年。这个期间，山区没有人守路，搞柴的人也很少，搞了柴挑回来时，可以“太平”地通过路口。
　　 东圩村的鲁老三，夫妻俩生活。五十多岁了，行动有些龙钟。为了节省搞柴的钱，总是在大年初一上山搞柴。因为五角钱，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人们看见他俩大年初一双双都搞了柴回来，诙谐地说“你们搞了不少柴啊！”（这里方言“柴”与“财”同音），他俩听了，满心高兴，向人们表示感谢，以为这是祝福的话。可是，也有淘气鬼会加上一句：“哎呀，都是些死柴嘛！”因为他们都是捡的干柴。这虽然令他俩扫兴，却总是反唇相讥地说：“什么死财活财，只要有柴可烧，就算是发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