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佛要金装，人要衣装”，爱美之心，人人有之。可是，在生产队时期，则谈不上美了，人们的衣着，只能在经济实用上琢磨。
　　 百年以来，农民们都很艰苦，衣着方面只要能够御寒，就可以了。平时居家，以吃饭为要，穿衣次之。因此俗话说：“不笑穷，不笑破，就笑日子不会过。”衣着都非常简陋。许多人穿得补丁摞补丁，披一块挂一块的。不过，一般人也会有一两套做客或者是过节的衣。进入“主要物资由国家计划安排”的时期以后，实行按人口发放布票，人们的衣着更加紧张起来。
　　 所谓布票，是国家发给人们，凭以购买布料的凭证。发给的数额： “大跃进”后期，国家经济跌进低谷，每人每年是三尺一寸，生产队初期，是八尺。一般年份，是一丈六尺。因此，人们想添置一些新衣或者娶个新人，都困难得很。文化大革命中期，出现了“黑市布票”，但是价格非常昂贵。当时最好的咔叽布，是七角左右一尺，黑、白细布只是二角一分五，而布票每市尺却常常在两到三元之间。
　　 化学纤维的纺织品没有问世之前，人们衣着的布料都是棉织品。与化纤布比较，棉织品磨损快，一件新衣要不了多长时间便会被磨坏了。但是人们舍不得随便扔去，总是破了就补，补了再补。因此有“新三年，旧三年，补补连连又三年”的说法。
　　 除掉“大跃进”时期外（“大跃进”时期普通农民没有人成亲），娶个新人总要谈点条件。因此有“姑娘穷，有一嫁；嫂子穷，无冬夏”的谚语。生产队时期娶个新人，条件虽然简单，却非常难办。一般给新人做衣，从单衣到棉衣，大约是八到十套。这八到十套衣服需要的布票，总令男方头痛。无奈之下，只好求亲告友，来一个“总动员”，亲戚朋友们都要全面紧缩衣着，才可以完成男方的娶亲大事。而娶亲的男方，为了归还借来的布票，全家人必须长时期不添新衣。
　　 计划生育以前，普通人家儿女会有三到五个。衣着都是“新老大，旧老二，补补连连归老三”。东圩的赵荣雨有兄弟三人，他自己是老大，却没有这样幸运。他的一件“花哔叽的棉袍子”还是五岁那年，即“大跃进”之前，外婆给做的，都十二岁了，冬天还必须当棉袄穿。三弟被送去逃命时，给他穿走了；要不然，还不知道要穿到哪一年。许多孩子冬夏无衣更换，四季只穿“空筒子”棉袄，弄得棉袄里里外外像是剃头匠用的嚯刀布，亮光光的。炎热的夏天，这些孩子完全一丝不挂，赤身裸体地过日子；更有许多汉子，夏天只穿一件短裤，赤膊在烈日下劳动。“前胸结豇豆，后背结南瓜”，即破衣牵牵挂挂，打结成球的情况十分普遍。
　　 家里老人做古，穿过剩下不多的衣服，算是遗物，分给晚辈“做纪念”。而这点“纪念品”，正是晚辈们遮身御寒的好东西，总是被人们珍惜。
　　 黑市布票和化纤布问世后，人们的穿着有了改善；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很快繁荣，市场活跃起来，布票自然地失去了作用。人们衣着紧张的情况，才算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