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
　　 说起1954年，母亲的脸便沉下来。这种“沉”不是阴沉，而是隐藏在记忆深处的一种震颤，是往事的激流冲出岁月地下河之后所展示的兴奋的腾跃。母亲就是这样，从生活的平台上，猛然往下一跳，她的双手每次都下意识地抬起，像交响乐指挥一样，她要指挥一场久违的洪水。那一年春天，天空就像一只被打破的盆子，兜不住水，一天到晚雨下个不停。从春初到春末，田里的禾苗只有水喝，没得太阳晒，叶茎长得又粗又长，谷子却瘪塌塌的，总是饱满不起来。金江的水迅速上升，像一条暴长的巨龙，舌头已经舔着了文家大院的阶基。
　　 怀着身孕的外婆坐在厢房里纺纱，她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因为外面难得地停了雨，天色很不好看，地表泥泞不堪，仿佛一支侵略军撤退之后留下的废墟。外婆把15岁的姨妈和11岁的母亲喊过来，叫姐妹俩赶快去田里捋些谷子回来做粑粑。母亲说，谷子还没熟呢？外婆叹了口气，这死鬼天气，谷子哪熟得了，再不钻雨空子弄些回来，都会被洪水吞掉去。母亲和姨妈就去了自家田里，因为靠近河堤，那些田叫边丘。母亲捋谷子时，手被谷子的尖齿划伤了，她连忙把手指放到口里去吮吸，一抬头，她吓坏了：前方的水浪像从天上跑下来的魔怪，成群结队地直向村子冲来。她要姨妈快看，两个人立马像惊弓之鸟一边喊一边往回跑，跑到家里，邻居隔壁都在往外面搬东西，外婆依然气定神闲地坐在厢房里纺纱。母亲喊道，大水来了！外婆说，早几天的大水刚到阶基上，没进屋，今天也不会的。她不知道，今天换了一拨大水，这是一拨穷凶极恶的大水，他们追着姐妹俩的脚后跟进屋，外婆的话音未落，屋子里已是浪打着浪了。外婆急忙扔掉手中的纱线，扶着屋里的婆婆（母亲的奶奶），扯着年幼的小崽（我的舅舅），疾步往大院背后的高地驻马坡撤。撤到半路，母亲回头望去，洪水已经淹到屋子的窗户。她猛然甩掉外婆的手，披波斩浪，回到自己家里，家里什么都淹了，只有一只碗柜腰板挺直竖在墙边，准备就义。母亲使出浑身之力，将碗柜推倒，任凭瓷碗哗啦啦滚落水中，她借助水的浮力推着空碗柜出屋。刚到外面，轰！身后传来巨响，房子垮了。这时，听到外婆在驻马坡上一声嚎叫：“我的女啊！”她以为母亲必葬身水底无疑。五分钟后，当母亲的小脑袋和碗柜一起漂到她面前时，她又是一声嚎叫：“我的天啦！”紧紧地把母亲抱在怀里。百多号人站在驻马坡，眼见得黄汤漫漫，波涛汹涌，周围房屋像积木一样倒塌，不时响起百年老墙英勇就义时喊出的壮烈口号。
　　 这场大洪水结束了1954年春天的雨季，也摧垮了历时百余年的文家大院。据母亲说，那个大院住着文姓六七家，有两个天井，还有回廊，不亚于我们现在买门票去看的古镇。水退后，外婆家损失最为惨重，只搬出了一个碗柜。被子、衣服都是从泥浆里掏出来的，怎么也洗不干净，穿在身上硬梆梆的，像一件铠甲。外公用杉木在驻马坡搭了一个稻草棚，一家六口在稻草棚里住了三个月。当时没有募捐一说，政府对每个受灾户的救助措施是发一根有两人合抱那么粗的大枫木。把这根枫木锯成板子，加上自家山上的杉林，外公又在金江河边建起了一座土砖屋，上面盖着稻草。我一岁到六岁半时，就是住在这个屋子里度过了一段天真的童年。
　　 建屋时，姨妈和母亲都被当作全劳力使用，尤其是15岁的姨妈，和成年男人们一起搬砖担泥，每口砖有二三十斤重，每天起早摸黑地干，经常累得身子散架。
　　 10月，外婆躺在新屋的床上，两眼望着屋顶的稻草，她看见一片金黄的稻浪，像飘扬在天空的一面金黄的旗帜。一个金黄的婴儿向她招手。她眼睛一闭，心里一热，细姨出世了。
　　 【1964年】
　　 母亲只身冲进洪水救出一只碗柜的壮举，在村里传为美谈，旋即传到乡里，传得就有些神乎其神，似乎加进去了只身救母之类的传说。母亲个子高，懂事早，眉清目秀，没人不相信她在大难临头时会做出些常人莫及的事情来。她开始受到非同一般的关注。但紧接着，人民公社弄得全体社员饿肚子，三年自然灾害更是雪上添霜，身体一直很好的外公饿到肚皮贴到背上，瘦高个子看上去仿佛一张竖起的人皮。这张人皮终于竖不起了，一倒下去就再没有站起。1959年，外公被活活饿死，外婆从此守了整整四十年寡。
　　 外公去世让这个缺乏劳力的家愈益穷困。那时的人们像大地一样宽厚、淳朴，好多人都想帮助她们——除了尚年幼的舅舅，外婆家一字排开全是女性：外婆的婆婆、外婆、姨妈、母亲、细姨。外婆的婆婆年迈，外婆当家，姨妈是个埋头做事、不太说话的人，细姨刚学会说话。如果家里要站出来一个人，只有母亲了。母亲想出去闯荡，因为憋在家里无法改变局面。这时，母亲已经读了四年初小、两年高小。她听到一个机会，说县文化馆要招一批农民作家，条件是要写一部长篇小说的读后感和一篇关于家乡的散文、一首富有时代感的诗歌。写得好的将被录取到文化馆去培训20天。年轻的母亲对文学毫无概念，贸然报了名。她从生产队长家里借一本《红岩》，写了一篇《红岩》的读后感。关于家乡的散文，她写的是参加民兵的感受，题目叫《金江青松》。诗也写好了，一起寄到文化馆。自己底子薄，母亲没抱太大希望。过去很久了，没有音信，就没想起这回事。几个月后，她发现问题颇蹊跷，一是她收到文化馆寄来的写作资料，资料中称她为学员；二是她竟然收到一本从北京寄来的《中国青年》杂志和8元钱稿费，上面赫然刊载了她的《金江青松》。奇怪啊，除了把文章寄给县文化馆，她从不知道投稿一事。不久，事情水落石出，原来是母亲的粟姓表姐在村上拿了县文化馆寄给母亲的培训录取通知书，她没有给我母亲，而是自己冒充“文淑桃”去了，结果去了那里，发现自己根本不是块搞写作的料，上几天课又回来了。那时的邮政不送到个人手里，所有信件放在村供销社柜台的一角，由熟悉的人互相代为拿回。母亲家离村供销社有六里地，她不常去那里，那时不使用身份证，我说我是谁我就是谁。没想到，这一次只是开了顶替的先河。
　　 写作培训不能改变命运，母亲没放在心上。很想读书的她，进了不要学费的农业中学；没料到农业中学一天到晚挑河沙、炼钢铁、烧水泥，晚上在人家祠堂里上几节课，还没有老师。母亲决定去考正规的九木中学，学校离家不远，那里后来成了我姐、我和妹妹的出生地。母亲考上了，交不起学费，外婆把1954年大洪水之后政府救助的枫木剩下的板子卖了10块钱。母亲读中学仅仅交了这一次学费，以后全部由奖学金垫付。初中毕业之前，全国掀起中学生返乡的热潮，根正、苗红、家贫的母亲又被学校敲锣打鼓、披红戴彩地送回了家。母亲在大队担任团支书、会计，得到重点培养，相继参加县、市各种表彰会议。
　　 1962年，母亲早早达到她人生荣誉的巅峰，作为长沙县仅有的两名代表之一，参加了湖南省首届回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另一个女孩冯建，是养猪的劳动模范代表。在大会上，她们一起认识了一位个子不高的帅哥，他名叫雷锋，当时是县委书记的勤务兵。那时的长沙县很大，包括现在的长沙县和望城县，雷锋和冯建实际上都是望城人。雷锋送了一张照片给母亲，我小时候在母亲的影集里见过这张照片，大约是夏天拍的，雷锋穿着背心，挎着枪，很英俊。遗憾的是，一位长沙的彭姓知青和我妈同在罗岭小学教书，他喜欢画画，一定要借了照片去画雷锋像，不慎遗失。每次谈起这张遗失的照片，母亲就眉头紧锁，心疼不已。
　　 母亲本有一跃龙门的机会，冯建就作为省首届知青大会的代表到了北京，受到毛主席的接见。但母亲回到了她的村庄，继续和她的乡亲们打成一片。第二年8月，长沙县政府推荐母亲到湖南农学院读大学。母亲事先没有得到消息，农学院把录取通知书寄到了公社。公社徐社长看了说：“淑桃家里穷，给她一份工作才对头啊！”他跑到县里帮母亲弄到一个民办教师的指标，然后将农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给了他的儿子。这一次顶替，让本来出现在母亲头上的改变命运的光环彻底消失。母亲到果园公社的枫林港小学当起了民办教师。徐社长邀功似的告诉她事情真相，要母亲感谢他。母亲痛心疾首地说：“你这是害我啊！”
　　 不觉到了1964年。21岁的母亲经历种种沉浮、跌宕，决定与我的父亲结婚。父亲从长沙师专俄语系毕业分配到九木中学时，母亲已经回乡。现在要花点笔墨谈谈父亲的罗曼史。父亲一生对党感激不尽，因为党治好了他的先天性对子眼，还送他读师专。他学的专业俄语碰巧让他和一位俄罗斯女孩交上了朋友，鱼雁往返，深情款款。但不久，连国家之间的蜜月都度尽了，个人交往更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几十年后，父亲的这桩情史由母亲讲给我们听，父亲在一旁抽烟，茫然看着远方。我们嚷着要他表演几句俄语，当初能用俄语畅述衷肠的他却只记得一句“这是一支钢笔”。
　　 跨国恋失败，重整旗鼓的父亲与同班一名余姓女生好上了，毕业时把女朋友带到罗岭家里：仅有两间房，家徒四壁，一个老母亲，还有一个比母亲更老的奶奶。小余一离开罗岭便写信告吹，父亲气愤不已，一口气写了8页信，怕她收不到，亲自送到岳麓后山她家里，用笔把她无济于事地骂了一顿。父亲到九木中学后，经常和同事去母亲家，母亲是九木中学的优秀校友，和很多老师成了朋友。父亲一个姓梁的同事，曾当过母亲的班主任，从中撮合，母亲没有多想，答应了这门亲事。大约我读小学三年级时，这位梁伯伯到罗岭我家里做客，听说我会下象棋，提出要与我厮杀一盘。梁伯伯鼻梁上架着的眼镜片厚得看不见后面的眼眶，我急中生智，把两只象开过河，杀得他片甲不留。他输了棋，极有风度，对我竖起大拇指曰：“神童，神童。”父亲说，梁伯伯是九木中学的象棋冠军。
　　 【1974年】
　　 父亲的家罗岭距离母亲的家金江约30华里。小时候我们经常走路往返外婆家。父亲156公分，先天对子眼，读师专时由政府免费治好。母亲家穷，屋里总还有几口人；父亲家穷，屋里除了两个老人，他的姐姐和妹妹都逃难出去了。好多年后，我的大姑和小姑才找回娘家，她们一个在长沙城里，一个五美乡下，都嫁了不错的人家。
　　 父母结婚的第二年，我姐出生；两年后，我来了；再过两年多，妹妹呱呱问世。一家子凑齐了。我算得上是“应运而生”。1967年初，文革之火燎原全国，素质优异的母亲在缺席情况下竟被选为公社革委会主任。母亲坚辞不干。上面坚决不允。最终，母亲以怀孕在身为由，推掉了这个“主任”。她肚子里的这个孩子就是我。后来我问母亲，当时为什么态度那么坚决？母亲说，搞四清运动时她在乡下，看见人们把一个老实巴交的生产队长斗成了残疾，决定从此远离政治，好好当一个老师。这与我1989年大学毕业之后的决定，何其相似乃尔！
　　 姐、我、妹，三个都出生在九木中学。这个学校不知何时变成了养猪场，好像还做过工厂，后来似乎关闭着，但整体轮廓至今犹在。我们现在去姨妈和舅舅家，经常经过那儿。九木中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防空洞，我一哭闹，缺乏耐心的父亲就把我扔进黑黢黢的、要绕几个弯的洞里。其实，我六岁半以前大部分时间在外婆家。外婆说，我出生时被羊水呛了，体质不好，我一岁前最亲密的伙伴是感冒病毒，百日咳差点要了我的命，父母没工夫带孩子，我和姐姐、妹妹的童年都是在金江河畔度过的。我矮小、精瘦、乌黑，像一条泥鳅，总是搅得水哗哗直响。我成了金江的孩子王，带领伙伴们摘果子、偷黄瓜、采毛粒籽，玩亡国奴的游戏。长大了才明白，我之所以能当那个孩子王，不是我有多大本事，而是外婆和母亲在当地的崇高声望。“文淑桃的儿子”这一身份，在金江任何地方，就是特别通行证，是绿卡，是VIP，是谅解备忘录和和平协议书。
　　 但我对母亲的印象一直很浅淡、模糊。小时候，只觉得外婆和舅舅是最亲的人，把父母当陌生人。不记得三岁还是四岁，有一天，一个高挑的女子进了家门，她大大咧咧，一来就成为家里的中心。她长得很漂亮，头发乌黑，一对粗短的辫子，眼睛比天上的星星还亮。她坐在堂屋里，对面墙上挂着一副木梯。我调皮地爬到木梯上，对着她笑。她也在对我笑，一边和外婆大声说话。忽然，挂在墙上的梯子受不了我的重力，脱离墙面，直对着那女子倒去。说时迟，那时快，女子伸出双手，右手奋勇擎住梯子，左手把从梯子上摔下的我揽入怀中。我惊魂未定，她依然笑着，亲了亲我的额头，喊道：“我的崽哟！”这是我记忆中，最早认识母亲的一幕。我就是在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下认识母亲的——我从天上掉进了母亲的怀里。
　　 舅妈进门，中止了我们在外婆家的美好岁月。舅妈脾气大，城府深，计谋多，她和外婆关系不好，和舅舅总是吵架，把细姨赶出了家门。细姨在她18岁那年嫁给了一个她从未见过面的男人。舅舅只能把煨熟的鱼片悄悄送到姐姐就读的金江小学。外婆偷偷把生鸡蛋塞进姐姐的裤口袋，被舅妈发现，她要把那个鸡蛋追回来，姐姐猛跑，摔倒在地，裤子里外全是黄白相间的鸡蛋汁。姐姐瀑布般的泪水让金江河水涨三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