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病了。这一回，病得不轻。入院当天，我们将母亲安顿下来还不到十分钟，医院就下了病危通知单，一个提前谢顶的医生握着眼镜说，全面感染，我们正在抢救，但结果不能保证。这个“不能保证的结果”让小妹痛哭失声。对于一个尿毒症晚期患者来说，每一次住院，都肯定是病危（我们先后经历过三次），然而这张十万火急的病危通知单还是让我们手足无措，它比母亲一目了然的病情更令我们心急如焚。那一刻，轻如鸿毛的病危通知单（死神的化身）重若千斤，它残酷地宣布：一场生离死别即将来临。
　　 算起来，母亲患病已经有两年零七个月了。两年零七个月，九百多天，两万一千六百多个小时。自从2007年，那个五雷轰顶的上午之后，母亲的生命就开始以小时为单位，每隔三个小时，母亲的身体就必须输入400CC的腹膜透析液。母亲得的是尿毒症，对付尿毒症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透析，一条是换肾。母亲年事已高，换肾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惟一的办法就是依靠透析维持生命。在此之前，我根本就不懂什么是尿毒症，也不知道透析居然需要如此高昂的费用。透析是个无底洞，医生说，如果是自费治疗，那你就得拿出砸锅卖铁的决心。医生的一番话让我倒吸一口凉气，砸锅卖铁倒不那么恐怖，那个无底的洞让我看不到一丝光明——即便是砸了锅卖了铁，尿毒症还是尿毒症，现代医学没有治愈的可能。这无疑是个艰难的决定——放弃，就意味着我们选择了生离死别；透析，我们就得去填那个无底的洞。
　　 最后，我们还是选择了透析。母亲只有一个，只要母亲还在，这个世界就还是完整的。那时候的母亲刚过古稀，六个儿女也分别有了各自的小家庭，就像一次长途奔袭，疲惫的母亲刚刚停下来准备歇口气，多年前埋下的隐患就趁虚而入，它们来势凶猛，只用了短短几天时间，就全面瓦解了母亲的身体。“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在疾病面前，人就是一张纸，脆弱，无助，尤其是那些无法攻克的疾病，更让人的脆弱暴露得无与伦比。我看见，那些来日不多的病人蜷缩在床上，精神委顿，仿佛已是世界末日，对死亡的恐惧让他们丧失了最后的自尊。事实上，人一旦进了医院，人就没有了性别，没有了隐私，只是一具疾病纠结的身体。没有几个人能顾及到自己的尊严，大喊。大叫。痛哭流涕。苦苦哀求医生……当然，也有人提前做好了赴死的准备，比如母亲，比如一个被疼痛折磨的男人。
　　 那是十年前的一个秋夜，应该是凌晨一到两点，淋漓的大雨下穿了夜色，属于我的那间单人病房紧邻卫生间，而卫生间里传来的喊声让我久久无法入眠。他在喊痛。声音实在太大了，整栋楼的人都可以听清，如果有人在做梦，那也一定会从梦中惊醒。我躺在床上，听见走廊里响起纷乱的脚步，听见有人在拍打卫生间的门。骚乱一直在持续，大约所有的病人都起来了，雨意弥漫的走廊里，挤进了半个城市的男人和女人。奇怪的是，除了两个手足无措的战战兢兢的小护士，我们没有见到一个医生。持续的骚乱以保安的出现宣告结束，两个手持警棍的保安踹开了卫生间紧闭的铁门。那时候，他已经深度昏迷，在尿水横流的水泥地上，蜷成了一只开水滚过的虾子。天亮的时候，护工把他抬上了殡仪馆的运尸车，身上，盖着一张灰白色的床单。我浑身无力地靠在门框上，雨，肆无忌惮地泼下来，在秋天的冷雨里，一个中年妇女牵着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头发被雨水拽到了地上。
　　 他姓张，住院的时候肝腹水，半个月之后，肝硬化。他是沉默的，可怕的沉默，仿佛已经不会说话。但他那张蜡黄的脸让我永世难忘，他已经毫无人色，连瞳仁都是黄的，看上去就像是一座移动的蜡像。他的绝望显而易见，都在那张脸上。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十年之前的我，根本就不相信疾病竟能把一个人篡改到这种程度，在疾病的篡改之下，生命其实比蝉翼还薄。风吹即破。
　　 我还记得那个孩子！那个十几岁的孩子像困在雨地里的一只张皇的鸟，那场没有尽头的冷雨已经折断了她的翅膀。她是固执的，一直没有出声，甚至没有看一眼她的母亲。眼里的光比雨还冷。事实上，那一刻的孩子没有看向任何人，她看见的，只是一场没有尽头的冷雨；听见的，只是卫生间里昨夜的喊声——这是贯穿她一生的噩梦……这是贯穿我一生的噩梦。
　　 和母亲同一间病房的老人看不出年龄，她大睁着眼睛，嘴巴保持着O型（悬着一口令人揪心的长气）。那双大睁着的眼睛空洞着，没有恐惧，没有羞耻，没有一丝内容。她只穿着一件紧绷绷的内衣，疲惫的乳房挣扎着，晃荡，毫无美感。我承认自己看见了，她暮年的乳房比她的暮年更让我惶恐，比她的暮年更像一场即将到来的死亡。她在床上便溺，替她擦洗的，是人到中年的儿子。儿子的擦洗非常敷衍了事，看得出来，他是尴尬的，手在动，眼睛却看着喧嚣的街市。这是人生最残酷的伤口，比疾病更为残酷——疾病只能撕裂一个人的身体和意志，而这一幕，却剥去了一个人所有的外衣。
　　 我和父亲连忙走出了病房，父亲向我要了一根烟，点上了，深长的叹息。住院部的走廊里到处都是人。靠着，坐着，躺着，蹲着，还有人跪着。她和母亲一样，尿毒症晚期。在乡下一直保守治疗，两个儿子，大儿子五十多岁了，前年在一家工厂里干活，烧碱迸裂，灼瞎了眼睛。这起恶性工伤事故以六万元的赔偿宣告结束（没有掀起一丝波澜），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六万元是一个可以私了的数字，六万元人民币足以买走一个劳动力的光明。这个是小儿子，一个老实的农民。父亲也不知道老人的两个儿媳妇怎么都没有来，那时候，乡下其实是不忙的。然而忙，好歹还是一个借口，不忙又能怎么样呢？——我的二嫂，一个几乎赋闲的人，她也没有来过医院。她对父亲说，母亲已经不算小了，实在不应该再浪费儿女的钱财。她的钱财确实没有浪费，母亲住院之后，她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过，她一杯水都没有送来。二嫂的无情比疾病更为残酷，蚀骨的悲凉裹住了父亲。饱经沧桑的父亲其实是明白的，久病的床前尚且无孝子，谁又真正指望过儿媳妇呢。
　　 回到病房的时候，儿子的擦洗已经结束，他无所事事地坐在凳子上，仿佛床上的那个老人已经与他无关。看得出，老人的日子确实已经不多了，然而对于即将到来的生离死别，儿子却早已麻木，仿佛他所有的努力，只是为了等待死神的来临。他甚至在电话里大声命令自己的老大，要尽快找一座“发人”的坟地，一定要做两天两夜的道场，如此等等。电话那头的老大想来是满口答应了，我看见，他的神情非常古怪，乱云飞渡间，居然还掠过一丝兴奋的笑容。可怜的老人什么都听见了，她依旧悬着一口令人揪心的长气，只是在儿子看向她的时候，飞快地合上了眼睛……我不知道老人的愿望，甚至不知道老人的姓名（她的床头卡不知所踪）。当然，或许她根本就没有愿望——没有愿望，对于这样一个老人来说，其实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和老人比起来，母亲是幸运的。和大多数乡下妇女比起来，母亲简直就是幸福的。病床上的母亲甚至会主动谈起自己的后事，包括“上路”的衣服，包括“上路”的鞋子……每一个细节，母亲都说得非常具体。事实上，母亲从来就没有糊涂过，她把所有的细节都考虑到了——棉袄和棉裤就穿小王买的那套，在老家的箱子里；鞋子要布的，小曾家的媳妇会做她的鞋；内衣不要太花，但也不要全都是白色……母亲说起这些的时候，非常安详，也非常淡定，仿佛即将告别世间的，并不是她自己。这种被母亲悉心呵护着的尊严让我们意识到，尿毒症所击倒的，其实只是母亲的身体。母亲对自己现在的身体是厌恶的，尿毒症夺走了她的力气，她吃不下去，浑身瘙痒，手上和腿上像是裹着一层风干的鱼鳞……这些病症所带来的附属物让母亲深恶痛绝，她不止一次地诅咒过这些。要是能吃块咸鱼就好了——咸鱼是母亲最钟爱的食物之一，但自从患上尿毒症之后，母亲的食物结构就变了，不能再吃咸的和辣的；要是能下去转转就好了——母亲一直想下去“转转”，事实上，母亲从来就没有真正出去“转”过，她说的“转”，指的是逛逛对面小区里那个有喷泉的小花园……在和尿毒症斗争的过程中，母亲想打败的似乎并不是尿毒症，而是自己的身体。或许连身体都不是，只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一个由来已久的心愿。
　　 医生一直在努力。几次住院之后，肾内科的医生和护士几乎都成了我们的熟人。对母亲这个乡下妇女，他们也有着一种特别的尊重，望、闻、问、切，明显比对邻床的那位更为耐心。母亲的枞阳方言护士大多听不懂，再加上母亲时常有气无力，言语显得愈加含混，一次简单的问诊，比如小便量的多少，比如这一夜是否安稳，母亲时常要回答两到三次，一次三到四分钟。翻译是多余的（除了父亲，我们很少充当母亲的翻译），越是危重的病人，越需要和医护人员当面沟通。人的病情一旦陷于危重，大多会变得疑神疑鬼，即便是坚定的马列主义者，也会在心里默念起菩萨，希望她老人家早日显灵。——对患者隐瞒病情是一种很不可取的做法，太多的人，没有留下一句话就遽然撒手，仿佛从来就没有到过这个人世。事实上，人，都是有牵挂的，尤其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总有一些愿望要倾诉，总有一些要交代的事，或想见的人。日本的一项医学资料研究表明，足够的思想准备和心理承受能力，对于治疗那些现代医学还无法攻克的疾病非常有用。———母亲不是马列主义者，她和尿毒症的抗争，仅仅是希望能向上天再借两到三年。有两到三年的时间就够了，有两到三年的时间，母亲就能部分地实现自己的心愿。母亲是被上天眷顾的人，她做到了，她借到了自己想要的时间。
　　 两年前，起死回生的奇迹在母亲的身上出现过。按照我们老家的说法，2007年的那个冬天，母亲的一只脚已经迈进了阎王殿，但在最后的生死关头，母亲神奇地醒了过来，在医院里产生了巨大的轰动。起死回生的病人并不少见，但那时候的母亲已经70高龄，她呕吐不止，一个月没有进食，白细胞急剧下降，免疫力已经接近于零，一场普普通通的感冒，就足以致命。见惯生死的医生们没有料到，一个乡下老人的生命力居然能够如此旺盛！
　　 生死，其实只在一念间。那时候的母亲是有牵挂的，她牵挂着离异的半百年纪的大哥，她巴望着我的孩子能够早日降临人世。正是这些牵挂，让母亲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也成就了肾内科的一个神话，科室还因此赢得了医院颁发的年度最高奖。没人颁奖给我的母亲，然而在我看来，母亲已经赢得了生命的最高奖赏——这个奖是一个神，它属于那些勘破生死、勇于和疾病斗争的人。这个神，就住在母亲的身体里，两年来，每当我们泪流满面、以为生离死别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神的身影。这时候的母亲时常安慰着我们，她是安详的，从容的，生命的旅途，她仿佛已经了无遗憾。在母亲朴实的思想里，黄泉路上无老少，医生也医不好要死的病，到了该走的时候，人总归是要走的。既然每个人最后都要走，那就尽量走得体体面面的，给自己留点体面，也给儿孙留点体面。
　　 事实也的确如此，人，总归是要走的。在无可违逆的自然规律面前，医学的力量其实非常有限，它所能给予的，只是心理上的安慰和人道上的援助。这一回，几个熟悉的医生欲言又止，面有难色，他们的意思再也明白不过了，尽人事，听天命。经常发生的“奇迹”肯定不是奇迹，更何况，母亲已今非昔比——透析是柄双刃剑，它分离出了体内的毒素，同时也带走了大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好在，母亲已经准备好了。每个人的身体最终都将灰飞烟灭，但母亲的身体里住着一个神，这个神不会和母亲一起消失，它会移居于我们的体内，像福佑母亲一样，福佑我们贫瘠、寒凉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