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雨前后的庄户人】
　　 陕北的夏季雨水少，半月四十天不下雨，一下就是大暴雨。大暴雨本身是破坏性的，加上山大沟深，土疏林稀，一下雨就成洪，洪一起便成灾。所以每逢下雨，大人娃娃全是个忙，雨前雨后都有人跑。
　　 第一拨先跑的人们在雨前。雨角一漫过远山，就有人放奔子跑开了；跑的人不是忙着进窑洞避雨，而是提着镢头铁锨往垴畔山上奔；这其中有年富力强的男女，有步履蹒跚的老人，也有放学归来的小孩。这时候的陕北，人人似冲锋，个个像打仗，山村简直就像一触即发的大战场。在这大雨将至、天低云暗、电光闪闪、雷声隆隆的紧张气氛中，遇上这么多人手持家伙倾巢而出，不由得让人胆颤心惊，总以为他们去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其实，他们是去拨水路的。
　　 陕北的村庄大都建在山脚下，一家挨着一家，一户靠着一户，把山沟两边挤得密不透风。这样做有无数好处，但有一样不好，那就是水路问题。沟里的小河瘦得像死蛇一般，小孩子一抬腿就能跨过去，但一下大雨就不一样了，洪水满满溢溢，张牙舞爪，汹涌而下，不但小沟道被占了，有时村道里也被占了。这些洪水都是从山上下来的，只要在流域之内，除了被土地吸收的之外，余下的都得经过这里。村子之外的地方自然不成问题，洪水想走哪里就走哪里，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但村里就不行了，因为洪水要经过的地方正是窑洞集中的地方，水路问题由此而生。
　　 首先是水的来路问题。水从山上来，水路必须从高处拨起。可这家拨过去的地方正是另一家的垴畔，一不小心就会以邻为壑，对方怎会答应？其次是去路问题。村里的窑洞一层叠着一层，这家的院子就是那家的垴畔，上面的解决好了，下面的问题就紧接着来了，还得商量，还得协调。可大雨在即，商量协调哪能来得及，因此拨水路的时候最容易出现争吵。常言道：“厮骂没好口，厮打没好手”。在如此紧急情况下，关系到窑洞这种大问题，且人人手持家伙，打起来怎么得了？好在有婆姨娃娃和老人跟着，吵归吵，闹归闹，但真正打起来的的却少之又少。总是双方的男人一吵起来，各自的家人就会一拥而上制止自己的家人。婆姨一把夺去男人手上的镢头，一句一个“熊样子”；娃娃死死抱住父亲的胳膊，“大大”叫个不停；老母亲亲娘祖宗地数骂自己的儿子，嫌他不够稳重；老父亲则半生不熟地讲述一些古训，只怕闹出个人命。结果是，每这样吵闹一次，村里水道的质量就会上升一个台阶：由土壕变成石阶，由石阶变成水槽，进而形成一道风景。
　　 第二拨跑开的人们在雨中。往往是雷声响得正猛、大雨下得正紧时，忽见一家人顶着蓬布冲出大门。原来是菜园子被大雨冲开了一个窟窿，瓜果蔬菜卷入洪水中。菜园子关系庄户人的吃饭问题，怎能不让人着急，于是一家人迅速投入到抢救菜地当中：男人疏水道，女人填窟窿，老汉老婆扶残苗，娃娃提着筐子拾瓜菜，人人力气直出圆，个个使出吃奶劲。这洪水中救菜园，如同龙口夺食，真不是件容易事。疏水道的往往是疏通了前边的水路，后边的又冲开了豁子；填窟窿的刚填平了这头，那头又深深地陷了下去；扶残苗的才扶起这一株，那一株又倒了下去；拾瓜菜的拾满一筐子转身又去拾，连筐子带瓜菜差点被水冲走。好不容易保住了菜园子，又听见门前洪水声。
　　 顺着声音向前望，羊圈土墙淫水中。羊子受了惊吓，一窝蜂涌出羊圈门，涌向坡洼的玉米林。一进玉米地，羊子忘记了刚才的惊吓，顾不了雨水的浇淋，头不抬眼不睁地就是个吃。一看这情况，人们只好撇开瓜菜园扑向了玉米地。玉米高、羊子小，人一赶它它就跑，和人们在玉米地捉起了迷藏，害得人们一身水、半身泥，浑身上下冒热气，好半天才把羊子赶出地。在他们一边用柳椽葛针挡羊圈墙时，左邻的大门冲开了豁口，右舍的窑掌窜开了水洞，乱得一团麻似的。
　　 在人们的忙乱中，雨也就停了，第三拨人又跑开了。这些人一半跑向河湾，一半跑向菜地，穿戴和打扮都奇奇怪怪，活像电影里的群众演员。跑河湾的多是些男劳力，赤身裸膊，有的手持铁叉，有的提着粪筐，有的什么工具也不拿，只提着一根长绳，绳头上挽着个铁钩。他们不是做别的营生，而是捞河柴的。拿铁叉的用铁叉往出挑，拿粪筐的用粪筐往出纳，拿铁钩的把带铁钩的绳索往洪水里抛，企图钩住那些顺流而下的树桩和被洪水泡胀了的猪羊。他们最不保守，看见一簇好河柴就会呼喊着让别人来一块捞，因为一转眼河柴就会被洪水冲走，不喊别人自己也不可能独享；他们最有协作精神，一人得手，大家都来帮忙，因为按照乡下的规矩，只要一搭手，就可获得分成；他们最不顾及仪表，没捞几下就把裤子丢剥了，因为自己不脱也会被泥浆冲掉。好在穿着的也是一身泥，脱了的也是一身泥，穿不穿别人根本看不出来。
　　 女人和老婆老汉们跑的方向是菜地。胳肘窝里夹着脸盆和圆筐，手里握着锅铲和泥匙，他们是借助雨后的墒情栽苗子的。结了婚的女人爱的是菜苗子，有了辣子想要茄子，有了黄瓜想要柿子，有的相互交换，没的好言索取，三妈妈二婶子叫个不停，一个比一个会说，一个比一个嘴甜。没结婚的姑娘爱的是花苗子，你要个凤仙花，我要个指甲草；你爱个一串铃，她爱个四季红。前村里没有，就转到后村；后村里没有，就转到邻村，满世界都是她们夸张的笑声。老汉们最爱烟苗，张家的劲头大，李家的口感好，一边移栽，一边作着评论，浑身沾满了泥点子，嘴角里还吊着个旱烟锅。老婆婆最爱的是树苗子，一会儿要栽个花椒，嫌过节时没有调料；一会儿要栽个核桃，怕孙子看见人家的哭闹；一会儿想栽棵榆树捋榆钱，一会儿又想栽棵椿树歇荫凉。到头来什么也没栽，相互间拉起了家常，都不认真听别人的话，只顾自己说，像新战士学打机关枪一样开心。
　　 这时候最安静人要数娃娃们了，一个睡得昏天黑地，甚事儿不顾。他们都在作梦，梦中的自己成了大人，像父亲一样勤劳，像母亲一样贤慧，像庄稼一样朝气蓬勃，像小鸟一样无忧无虑。但那也只能是稳重一阵阵，当他们醒来后山村就热闹了，充满着混乱也洋溢着生机。
　　
　　 【红白事上管事人】
　　 陕北农村把娶媳妇、嫁女儿等婚庆喜事叫作“红事”，把葬老人、祭亡灵等殡葬丧事叫作“白事”。节令一进入冬季，这种“红白事情”就多了起来。陕北人好面子、重交情，请的客人多，加上住处少、碗筷家具缺，往往是一家人过事情，满道庄都忙乱。
　　 过事的头两天，事主家里的人就多了起来。有的在碾子上轧糕米，有的在磨道里拐豆腐，有的在村子里借桌凳，有的在前后庄集碗碟；硷畔上有人垒锅灶，村道上有人背柴草，石床上有人宰猪羊，院子里有人贴对联；窑洞里更是忙成一团，揉面的，煮肉的，炸糕的，切菜的，拉风箱的，压荞面的，还有那剥葱的，捣蒜的，前后脚地胡转的……人一多就乱，事一多就杂，碾米的要找筐，挑水的要找桶，煮肉的要白糖，做饭的要调料，这时候就需要一个拿板定事的管事人。
　　 管事人就是总管，都是十村八里的能人，多为德高望众的老人。事主家之所以请他们，其中有几个主要原因：首先是抬举和巴结。凡管事之人，不是儿子女儿在社会上很出调，就是弟兄姊妹在公家门当领导，或是管事人本身就是村上的负责人、退了休的老干部，事主借过事之由请他当总管，体现了信任和忠心，为日后的相处做个铺垫。其次是面子问题。一宗事情过得好不好，管事人的档次和品位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凡请到一个有影响的管事人，人们就认为事主人缘好，在村里有地位，反之就认为他们的交往有限，地位不高。再次是靠他们惹人。事情上来的人都是些帮忙代劳的，其中不乏偷懒不出力的，费料不节约的，顶嘴不听话的，事主不好出口，这个难题就留给了管事人。
　　 管事人也确实日能，凭他们的能力、经验和影响，基本没有说不好的事，没有管不住的人。只要他们泛泛一了解，便清楚酒用多少箱，烟需多少条，菜买多少种，肉称多少斤，一样样计划得妥妥贴贴；只要他们稍稍一安排，舅家来了哪里住，送人的到了谁去迎，新娘子到了盖磨顶，吹鼓手到了点火盆，厨房里的锅灶礼房里的薄，一件件布置得井井有条。他们来到事情上，整个事情就有了秩序、有了方向、有了核心。就是一些对事主有成见的人，也基于管事人的原因，不敢在事情上惹事找茬。“过事三天不由主”，和主家寻事等于不给总管面子，人们都明白这个理儿。
　　 管事人也好显摆，走在哪里都格外显眼。不说别的，先看他们的打扮：不管近视不近视常戴一副二饼子眼镜，不论冷不冷常穿一件毛领子大衣，不管用不用指头上常挂一串子钥匙，不管抽不抽口袋里总装着香烟。他是事情上最忙的人，大到拜堂入帐、吃饭住宿，小到烧炕扫院、剥葱捣蒜，样样件件要安排，事事处处得操心。总是走着走着就跑开了，说着说就吼开了，哪里有他那里就显得更忙。一方面是真忙，另一方面他故意营造气氛。喊他的人多，他喊的人也多，别人喊他时他也正在喊着别人。不是嫌这个人走得慢，就是说那个人是不负责；平辈的开玩笑，晚辈就“操先人”，他到了哪里哪里就会响起一片笑声。他最忙的时候是新人下马的时候，不知有多少人喊他叫他请示他，总是手里拉着一人，眼睛瞅着一人，嘴里却和另一人说话，像救火队的指挥员一样。
　　 管事人在事情上最为热情。不论是“红事白事”，不管是生人熟人，见面就打招呼，瞅空便递香烟，至于那些外家大客，更是事事必请示，时时在沟通。他们最担心的是厨房里出事，一有工夫就前去视察。他在前面走，后面便跟着一个端盘子的人，盘子里放着香烟和烧酒。一进厨房门，先发烟，后敬酒，一连串的安顿不住口。他们最害怕的是朋亲起哄喝酒，明明后边的客人等着上桌，那伙人就是喝个不停。说罢，怕伤了感情；不说，又怕乱秩序，想来想去，只好自己出面敬酒。口里劝人家吃好喝好，真正的用意有点常识的人都能觉到，所以他一敬酒，大家基本都会很快结束摊场。
　　 最让管事人头疼的是吹鼓手和阴阳先生。这伙人个个都是些“理上通”，人人都爱占点小便宜。吹鼓手的问题多在“红事”上。他们一会儿要“闯帐”，一会儿要“响堂”，不出面阻挡影响整个事情进程，阻挡了就耽误他们的生意，总是让他左右为难。特别是那些不请自来的“闯事人”（未经过正式邀请的吹鼓手），名义上是前来祝贺，实际上还是变相要钱。打发了显得没人味，不打发事主得掏钱，加之这些人开先都说得碗大汤宽，相谢时却斤斤计较，管事人只能分头说好话，两边讨人情，好像自己欠了别人的一样。阴阳先生发的是死人财，他们的生意带有垄断性，下手比吹鼓手更狠。他们的报酬是事主根据行情用盘子端来相谢的，自主权在他手里。事主为了面子端得都多，可端得越多阴阳先生拿得也就越多。有时拿得太狠了，孝子贤孙们假装悲痛跪在地上不起来，等管事人说话。阴阳先生却无动于衷，有的甚至出言伤人：埋死人又不是开饭馆，本来生意就接不上，难道要我给你“下次优惠点”？每到这种时候，管事人给自己暗下命令：以后贵贱不干这事了，咱当这个总管究竟为了个甚？
　　 管事人最高兴的时候，是席面吃稳了的时候。头排的桌子全摆开，亲朋好友尽开怀；新人磕头敬喜酒，掌盘后生喊“油来”；唢呐高奏“得胜令”，锣鼓轻敲“下江南”。这时候，管事人拉一把椅子往窑崖根一靠，眼睛迷成了一条缝，指头上夹一支带把烟，跟前围着些和他年龄差不多的老汉。他在休息中思考，在陶醉中激动，把这一切看成他自己成功的“作品”。
　　 等到二排席散了之后，事情上也只有事主的弟兄妯娌和几个嫡系亲戚。这时候，管事人知道这里已经没他的事了。他背上事主提早给他准备好的烟酒茶饭，背抄着手出发了，因为几个馋嘴的小孙子还在家里等着享受他拿回来的好吃头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