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初，我写信给一位在省城读大学的本村女孩，问起她对我爷爷的印象。听说我想写篇关于爷爷的小说，她很动情地在回信中说，哥哥你快点写吧，爷爷的知识很渊博吗？我那时还小，只记得爷爷有一双慈祥的眼睛和一个大而且红的鼻子。她的信，我读了几遍，当晚就失眠。我动手开始写关于爷爷的故事，往事如烟，一时千头万绪，刹那间我如坠千里云雾。呆了一阵又一阵，总算摇动铅沉的一支笔，刚写了两页，父亲竟患中风症，躺在炕上起不来了。我在城里开诊所已经两年。百般无奈，只有锁了门回家给父亲精心治疗，等父亲恢复得又能扶杖在地面上走动，我却面对稿纸，失神落魄地无论如何再写不出一个字。人生的种种愁苦折磨着已越而立之年的我，除了读书和写作，真是丝毫不能解脱啊！
　　 今年立冬那天，阴沉沉的天，刮着冷嗖嗖的风，及至中午竟飘飘扬扬地下起了雪。这是入冬后的第一场雪，雪花落在街道水泥地面，立时化成了水滴，湿淋淋的，湿了脚底，也湿了我的眼睛。我对新婚的妻子说，我要写点有份量的东西，十年过去了，我还没写出。
　　 不是写不出，费心熬神地写出了，到那里发表？我的顾虑向来很多，不过这次不同了，一个知心朋友可把媳妇熬成婆，担任杂志编辑，婆可以当家做主，我的朋友其实是大智若愚的佛，佛未必有求必应，不过佛能渡人。
　　 于是，静心凝神，一遍遍回想着过去的岁月。许多的故事记不清了，记清楚的未必能够付诸文字。想我邻居有位妇人，十年前初婚不久，她家人都说十个月后要生小孩，十年过去孩子的踪影全无，但人家生活得平平静静，生活依然如故。我想自己最好不要这样。那年夏天，我去北京参加一个收费性质的笔会，那邀请函真写的不错，说你是众多诗歌爱好者中间已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佼佼者，前途不可限量，经有关方面筛选推荐，才郑重地特别邀请您参加本次高品位的诗坛盛会。平心而论，类似的信函全国收到人一定不少。不过，在我们那个黄土高原腹地的村庄，可能只有我一位。村里许多人都鼓动，说该去，到北京去能拒绝吗？路费盘缠能花几个钱？人挣钱就是为了人用，甭心小。我去了，坐汽车再坐火车，下了火车坐地铁，出了地铁站口，又坐汽车，在西山一部队招待所的最后面，有排二层楼上住下。全国各地，除了西藏和台湾，都有文学爱好者乘兴而来参加这次活动。筹委会邀请了当代诗坛的顶尖人物，笔会第一天，各路神仙都露了脸，一个个沉重的样子，仰天发问：中国是不是发展到今天不需要诗了，神态里仿佛有屈原的影子，我们都乱激动了好一阵子，大有匹夫之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豪情萦怀。但后来，我们中间的一位小弟弟嘴一咧嚎啕大哭。短短的几天，彼此之间有了感情，都显得急切，七嘴八舌地问，是不是身上的钱花光了，怕不得回去，他当即没了哭声，说是咱们大家被狗日的骗了！说的自觉失口，忙用一双粗糙的手遮掩没有合拢的嘴巴，听的以为耳朵出了毛病。那次学习的不论自费，还是公费，衣衫都显得破旧，但我们确定都是精神贵族。谈论泰戈尔和徐志摩，谈美国新诗潮……古今中外，谈天说地，简直是无所不谈。活动费收不算低，伙食却极差。我觉得活脱脱地象一队队盲流汇成的乞丐群。大约乞丐是自由的，所以能玲珑八面，四方来风，听到诸如“长城，你它妈的真长！”“祖国啊，母亲/我是你肠道里的一条虫子……”。
　　 那回去北京，是我生平第二次去。比起第一次对北京的印象，简直是一落千丈，我说难怪文学事业近于荒芜。有那么一些精于设置圈套的家伙，准确地说是流氓，表面是救世主模样，其实骨子里坏透了。我不知为什么感觉如吃了绿头苍蝇厌恶许多人。在这一点上，我永远学不了祖父，那样能宽容一切，他总说：无一般不成世事，三教九流，还有不入流的，地球上什么人都有。“林子大了，什么鸟没有。”爷爷边说话，边抽着旱烟锅，烟锅一闪一闪的红，烟雾一阵阵地白。
　　 达尔文说过存在即合理。其实，这话不经推敲的。提起推敲二字，我是很小就知道这个典故，爷爷告诉的，唐朝有个诗人叫贾岛，“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
　　 ，“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是他最有名的佳句。至今记忆清新，恍如昨日的还有刚入学的场景。那时上一年级，我八岁，学杂费只一块多钱，或者两块多吧。入学的前夜，我抱着母亲缝制的宽大蓝色劳动布包，里面是八分钱一本的小楷。算术本、一杆绿色铅笔，父亲结满茧子的大手，用新铅笔刀给削了又削，铅芯都没有坏。空蓝水瓶变成的煤油灯一跳一跳的亮，窗外是秋天的夜晚，风显得有些凉。我问：学不会咋办？父亲嘿嘿一笑。母亲在窗旁边呜呜地纺着棉线，偶尔歇歇手说：有老师教哩，老师教能教不会？有两条小拌子的妹妹反问，就你笨？我蹬了她一脚，母亲就训斥，要当学生了，还没个学生样。巴掌扬起，却拍在自己跪着的一条腿上。喜悦之情难抑，使我一时变得骄横。父亲一辈子不识字，把有文化的人看得金贵。更不愿在这个上学的前一天晚上打我。父母亲真的可谓用心良苦。
　　 上小学头两年，我学习不好，老师布置的作业不会做。老师是女的，本村的，胖胖的显得可爱。但天下没有一个老师会喜欢学习上特差劲的学生。因此，我常见得她凶恶的一面，眼瞪如牛铃，呵斥责骂：生铁铸的脑子，榆木疙瘩子，羞你先人哩。再就是教室，我们村的学校，原来是个大庙院。这情形正如我后来当代理教师时期，一位省上下来的巡视的官员所说，本县教育机构处所最大的特点概括成一句话：十校九庙，九庙十校。我们村的学校，是个老庙，地处村南，习惯叫南庙，一排排高而且大的老房子，红墙绿瓦。庙宇辉煌处处可见，只因为年久失修，处处表示出要倒塌的样子。记得我初入学门的教室，很宽大，学校没有桌子，桌子是七、八尺长，不足二尺宽的木板，两端是土坯糊泥砌成的土墩，一担即成，一排五个学生。坐的是学生各自准备的，有小凳、有小椅子，多是树根或一截木头墩，搬两块砖坐的也有。教室没门、窗子高大、墙壁很厚。坐在里面秋天的日子还凑合，到了冬天滋味就不好受。教室四面透风，五六十个学生，高低胖瘦都有，衣服大多是单薄的，不足以抵抗严寒侵袭。老师站在讲台说：起立，踏步踏。教室里 扑踏声四起，也不听老师叫号子，显得零零乱乱，尘土满屋子飞。
　　 多数学生提有火盆，火盆多是不能用的漏洋瓷碗，用土钉子打出对称的两个小孔在碗边，一条铁丝”几“一穿，一扭再扭即妥。燃火盆用玉米芯子，易燃却极不耐烧，一堂课四十五分钟，常常等不到下课就奄奄一息了，熬到下课，兔子似地跳出去，急忙往火盆里加点干柴，倚着地势或将火盆提举半空，歪着嘴巴也不出火星子，赶上课引上火又燃旺了，火盆放在坐位前面，一丝丝冒烟。老师脾气挺好，也能体谅多数学生衣薄难耐，寒冷需要驱赶。碰上老师心情糟糕，有烟升起的火盆，统统被一一扔到教室外面是常有的事情。
　　 我们冬天里坐过的教室，到第二年夏天就不敢放心放胆地再在里面上课，终于有一天那座房子塌了。这事很突然，好在那节课我们上体育，全班同学围圈子做游戏。吓得脸色苍白的眼镜校长，再次跑去跟支书商量。结果我们就搬移在村中老戏台后面的化妆房子里继续上课。房子是依地势而建的楼房，分两层，底层是一个队上的库房，各种废弃农具，几乎应有尽有，库房门常锁着。楼板铺的密密实实，只是四面靠墙壁的地方，有两、三指宽的缝隙，夏天倒是凉爽。扫地是轮流分组值日，男生都调皮捣蛋也会偷懒。三下五除二，垃圾都扫落在楼板缝子下面。女生就显积极，说要给班主任报告，固定绰号就是喜儿，喜儿遭灾被骑着当马挨打，再就是钢笔被谁故意一碰，骨碌碌一滚再滚，再滚就掉在缝子里不声不响地落在下面厚厚的尘土垃圾里面。喜儿被黄世仁的狗腿子们抓住、拦住，眼睁睁被遭到戏剧似的伤害。谁也不笨。慢慢地偷懒就成了天经地义、明目张胆的事情，背着老师，女同学扫，男生净瞎指挥，乱跳弹，脚步震得楼板空嗵嗵响，一次大扫除，弄得灰尘四处飞散，间或跳出一个又一个你追我赶的学生，震得楼板山响，情形如同地雷战。
　　 大约是因为家住村东边，爷爷居住的老院距离学校更近一些，或者爷爷一个人住着显得冷静寂寞，或者爷爷觉得我愚顽，仍不失机灵可爱，又想到教育我是他晚年必须做的一件大事情。我白天上学，晚上就同爷爷居住在一起，老小两人睡一个被窝，爷爷睡的炕很热，热的烫人，需要在席下边垫上一块薄木板。常常睡到半夜，又要取掉木板。烧炕多用玉米杆、煨上烂麦秸、麦壳皮，一夜都暖和。棉花杆耐烧多为煮饭用。数九严寒，滴水成冰的日子，爷爷常检到许多枯树枝，在炕上靠窗的一角，用三个土坯靠在一起，下面支三块砖，铁丝拧紧，几把麦秆和泥内外抹光，生着一个小火炉。屋里暖意如春，我恰恰是一只依人小鸟儿，在爷爷温温暖暖的巢里，快乐无穷，快乐无比。
　　 人老三样病：爱钱、怕死、没瞌睡。爷爷去世前，据我观察爷爷并不爱钱。爷爷这辈子几乎与钱有缘无份，爷爷不爱份外之财。有一回去赶集，爷爷在路上拾了一叠钱和粮票，在一个黑皮钱夹里装着。爷爷站在十字路口，几乎是见人就问丢了什么。日头西落，路上没有人来往，踏着月光回来的爷爷，好多个夜晚如芒在背，辗转难眠。那时，汉中婆还在，也被这捡到的钱包搅得不能安生，见爷爷坐卧不宁，骂道：手贱，你不会别拾！拾了也就得了，一家子遭孽。爷爷少有地唠唠叨叨。许多日子过去，家里有时没钱称盐了。谁也没说把拾的钱用上伍角。有一日，来了一位画像的，画像的先是敬烟，宝城牌，价格是贰毛陆分钱，农村人看重的牌子， 当时乡下人多是羊群烟，九分钱一盒，爷爷推辞不过抽了一根，问客人有什么事情，来人问：老先生是否捡到一个钱包，是黑的，爷爷按灭烟把，问里面装的是什么，回答：钱和粮票！爷爷急忙从枕头下取出，当面打开一一清点。画像的眉开眼笑，点头如鸡啄米，甚至要双膝下跪。画匠为表谢意，抽出两张拾元人民币酬谢。爷爷严词拒绝，说客人甭小看人，拾物归主，实乃天意所为，也是了却我一家的心愿。画像的感激涕零，立马打开画夹，先给我婆画了张像，又给我爷爷画了一张又一张。六十年代末期，象我们那样较为偏僻的村庄，许多人尚不知照像为何物。老人临终以前，能有一张画像留世，已经是很值得炫耀的一宗事情。祖母身体不好，常常吐酸水，晚上胃疼得厉害，睡不成觉。我至今记得我婆常叫我去跑腿买药，一毛钱胃舒平，药房里的那时期的药品都很便宜，一毛钱买胃舒平三十片。婆总不忘给贰分钱作为糖钱奖励，贰分钱四颗水果糖。
　　 出了药房又到对门的合作社。那时不叫商店叫合作社，社员日用品，洗的皂的、煤油、黑白糖常常极缺，布匹量小花样少，最上等是条绒布，分黑、红、花条绒几类。有尼龙袜子、有塑料底板鞋、胶鞋、雨鞋，还有雨伞，针头线脑等等。冬天照例供应雪花糕、香脂、护手油。价格虽然极便宜，但是上等人家户才能享用，贫寒之家的大姑娘要等快出嫁才能用上。所以合作社生意永远不会忙的，除了逢年、过节，庄稼人才不得不光顾一回，买上必不可少的三、二块钱的生活必用品。
　　 画像的呆了两天，先画成婆的像，真像。后来画爷，让爷坐在小凳上，距一米远的样子。爷坐的极端正，画像师傅认认真真，画夹放在饭桌上，久久不动。画像的一根根抽烟，一口一口地喝茶，然后动笔极迅速地画了，画了一个早上，吃早饭，小米稀饭，就酸白菜。画像的吃过饭就再画一张，画了一张又一张，一张比一张画的糟糕。中午饭是米儿面煮黄豆，全家都吃的香，唯独画像的吃的很少。
　　 婆婆说，死老汉那像难画！画像的一个劲地说，老汉伯是恩人，恩情重，弄得心慌手忙脚乱的，怎么想画好，结果越画越糟糕。末了说，这样吧，等过一段时间，我从老家回来带师傅来画，这像是画定了，我师傅是女画家，她画男人像是拿手戏。
　　 画像的一走，从此便没了踪影。村里人都说：八成是碰着骗子。骗子也是人当的。我爷气愤非常，花白的胡子一翘一翘地抖动。爷爷踢鸡打猪，婆婆骂疯子老汉，爷爷更气得火上浇油，要撕掉画像。婆婆急得扑前去，拿出拼命的架势。爷爷恢复平静，说：”财去主人安！只是便宜了那驴日装画鬼，驴日的半瓶子醋，这般臭水平，就敢走州串县。“爷爷是村里公认学问最好的。编纂县志的一班人马，都是本县文化界知名人士。
　　 编写我们村庄的历史，少不了请教我爷爷。许多悬而未决的疑问，都能在我爷的回答中得到最好最确切的解释。特别是村史变迁，历代乡贤轶闻趣事，关于共产党早期在县南组织的活动及参加人员，爷爷的话常常起到匡正谬误，正本清源的功效。记得田汉诗中”清水村中炉火密“地下兵工厂的具体位置等；爷爷还会吹箫，箫让洞坡上邻居一位早期带头闹革命的人借走带到延安去了，多年以后，那人荣归故里，开口先问”洞坡下老汉健在否？“见了谈了许多话，末了人家却没提归还那杆箫的事。我问咋不问他要，爷爷说，唉，没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