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产队出工情况
　　
　　 我们谈过生产队时期人们的吃、穿、行、住了，现在来谈谈那时候人们的出工状况。借以说明生产队的生产情况与记分。
　　 东圩村本来是三个生产队，各队都是有经验的老农把持生产，生产基本上还都秩序井然。就当时的生产情况而论，基本能算是上等的生产队。
　　 四清运动，东圩这里是试点区域，进行得格外深入，从一九六三年冬天开始，一直到一九六五年夏天才告结束。四清运动后期，工作队为了扩大运动成果，将东圩村的三个生产队合并成了一个生产队。这个生产队规模庞大，520多亩水田，70多户人家，320多个人口，120多个劳动力。这许多人，每天劳动在一起，真正是浩浩荡荡。
　　 并队的时候，选举了政治上是共产党员，又是老干部的赵恒顺当了队长。他为人诚恳，生产经验丰富，工作方法实在。对并队曾经提出了反对意见，可是，奈何不了工作队负责人要扩大政绩的做法。现在，他看着这么大的规模，乱糟糟的样子，一时竟拿不出治理的具体办法来，只好和被选进“队委会”里的人，协商着维持日常生产。
　　 人们在原来较小的生产队里劳动，从来都是由队干部们具体分工。而小队里由于规模不大，人数不多，农活容易掌握。总是做完了上一场时，便将下一场的农活安排好了。可是，这个才合并的生产队，没有人能够全盘掌握具体生产情况，因此，没办法统筹安排农活。几个负责生产的副队长、生产委员，每当谈起农活的安排来，老是各持己见。统一意见需要许多时间。所谓统筹安排，合理分工，短时间里则无从说起。
　　 于是，社员们每次上工以前都来到村子中间，等候着队干部们前来分派工作。黑压压的人群，在这里东扯西拉，互相嬉戏，一点也不考虑农活的繁忙。大约半个小时过去了，队干部们才能将大家的工作布置停当，人们才能各赴自己的劳动岗位。
　　 半个多月以后，队委会的干部们总算悟出了具体办法。他们把农活分成了两大类型，即普通大众农活和少数人特殊安排的农活。这样，每项农活完成之前，就琢磨好了下场农活的技术要求和具体人员，并逐个安排到人，被安排的人则去做被分配的农活；没有具体安排的人，都做大众农活。大众农活是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用一样的工具，由负责人带领。同时规定，所有出勤的人，都得听口哨出工，出工要求整齐。
　　 可是，由于在一起劳动的人太多，前面的人劳动时间已经很长了，后面的人才姗姗到达。老是第一个人与最后一个人要早到半个小时，并且还是一个跟着一个，最后达到的人并不显得特殊掉队。记工分时大家都是一个样。时间一长，居然没有人愿意带头出工，出现了出工时磨磨蹭蹭，劳动中推诿拖拉的局面。
　　 队委干部们对于这样的情况明知对生产不利，然而，却无计可施，常常只是解嘲似地说：“搞大集体，只能是这个样子了——拢拢拉拉，急是没有用的，糊弄一天算一天吧！”
　　
　　 （2）配备专职记工员
　　
　　 东圩村合并的生产队，不仅是劳动力出勤难得调度停当，更糟糕的是，每到晚上记录劳动工分时，一个会计总是忙不过来，许多人劳动了一天，为了能把工分记上，要等候到十多点钟。更有的人老是轮不上，只好第二天来记。可是第二天仍然轮不上。这样辛辛苦苦的劳动工分老是被漏掉了。弄得许多人怨声载道，说，这记工比劳动都难，谁还有兴趣劳动？许多人无奈地埋怨道：造孽呢——不劳动没有工分，劳动了还记不上工分啊！
　　 会计胡二逵更是被弄得焦头烂额。每天忙到十多点钟，还完不了事。于是找到队长赵恒顺诉苦，说“我没能力当这个会计了——连记工分都忙不过来，弄得大家一肚子意见，还要和大家一样同进同出的劳动，真受不了呢。你找能力强的人来干吧!”
　　 赵恒顺知道，社员劳动，就是为了挣得工分；工分记不好，就会挫伤劳动积极性。要维持正常生产，就必须要把劳动工分记录清楚。于是，他及时召开队委会，确定了两名“小青年”担任专职记工员，赵荣雨被指派为其中之一。从此，他也算是 “生产队的干部”了。
　　 经过了“大跃进”还存活的普通农民，都称自己是“剩人”。所谓“剩人”，就是大批死人时剩下的人！尤其像赵荣雨这样年纪的人，更是剩人中的悲伤者。因为他们当时正是“半长子（半大的孩子）”，虽然不能劳动，吃饭比成人却不少，然而，只能吃点口粮饭票，没有劳动补助。虽然能有性命活了下来，却没有应该具有的身材。他都十七岁了，还像是十三四的孩子，大大的脑袋，嶙峋的身子，萝卜丁似的，还被大人们叫做“小把戏”。评定的工分棵子，只是六分，与普通妇女一样，是成年劳动力的百分之六十。还有一位，比赵荣雨大两岁，身材也像萝卜丁，工分棵子也只有六分五厘。
　　 东圩生产队确定了专职记工员后，改变了“白天劳动，晚上记工”的历来做法。人们每天的劳动，在当天收工之前，都由这两位记工员，上工地与劳动者当面将工分记录起来。
　　 这两个记工员，社员们当他们是干部，而他们自己也以为是干部了。因此，工作兢兢业业，记工一丝不苟，时间不长，便赢得了大家信任。这样一来，大家都说，这样的记工，我们能放心，劳动后不用烦记工的神，省心了。会计胡二逵更是高兴地说：“新事物就应该有新方法。我们这么大的摊子，就应该要有专门的记工员。”
　　 说记工员也算干部，是因为他们和队委干部一样，在管理着队里的（记工）事务。其实，他们只是队委会指派做具体事务的人员，没有实权，不能参加队委会的会议。普通规模不大的生产队，是不设专职记工员的。这样的记工员，只有记工的权力，没有决定工分的权力。人们劳动，加、减工分，或者迟到，早走需要扣除工分的，都得请示分管干部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