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深秋。
　　 那时，我在外乡吴店上高中。学习很紧张，两个星期才休息一天。双周星期六的下午上完两节课后才可以离校。学校离家有60里地，因为是山路，坐班车需要一个多小时。每到双周的星期六下午放学后，我就和同乡同学急急地赶到镇上去搭最后一班长途汽车。班车是从县城首发，到达镇上就块七点了。春夏尚可，到了秋冬，七点钟天已经全黑了，从镇上再步行到村里，就要披星戴月了。
　　 入秋以来，家里大人都在忙着收稻谷，整地种麦子，几次周末回家，家里空无一人，院子里落满了枯黄的树叶，风一吹，满地翻滚，踩在脚下唦唦作响，心里空空的，干干的，凉凉的，一点味道也没有。
　　 又是一个双周周末。气喘吁吁地跑到镇上的汽车站，总算赶上了末班车。
　　 破旧的班车在坑洼不平的山路上爬行。冷冷的风从窗子的缝隙嗖嗖地吹进来。我疲倦地卷缩在座位上，有一眼没一眼地看着窗外黑绿的松树和枯黄的栎树，昏昏欲睡。等到进入盘山路段时，已是暮色苍茫，窗外的树木已经变得黑魆魆的了。
　　 冥冥中，道旁一簇簇鲜黄的野菊映入眼帘，仿佛黑夜中一道霓虹，份外瞩目。我坐直了身子，盯着窗外，搜寻着下一簇野菊。专心搜寻起来，这才发现，沿途的野菊其实很多，道旁的土坎上、远处的山坡上，一片一片的，鲜黄鲜黄的，给暮色沉沉的深秋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我们家最初是住在县城的。解放初期，父亲在县政府当通讯员，后来又调到县粮食局。因为文化低，脾气又倔，好提意见，不受领导待见，五十年代末大跃进时，父亲就被贬到最偏远的一个乡镇粮管所。从此，我们家就随父亲落户到枣南山区一个小山村里了，母亲成了农民，我们这些后来出生的孩子自然变成了山里娃。刚从县城搬来时，我们家只有父母亲和大哥三人，临时住在队里的仓库里。后来，父母亲又请人盖了三间草屋，总算有了自己的房子了。再后来，姐姐、二哥、三哥和我也陆续出生了。再后来，大哥结婚了，大嫂进了门，又生了四个孩子，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家已经成了村里人口最多的“大户”了，房子也几经扩建，已经有八间瓦房了。
　　 改革开放以后，姐姐顶父亲的班在粮管所上班，二哥、三哥和我都考上了大学，离开了那个小山村。后来全家人都搬进了城，家里的老房子也被大嫂送给她娘家的人了。
　　 后来在省城读书的时候，我寝室后面的小山坡上也长满了野菊花，虽然花型很小，但花朵很密，每到秋天，小山坡就像披上了金黄的外衣，非常好看。我便挖了一株，种在花盆里，放在窗台上。室友们也甚是喜爱。暑假的时候我就把花盆放在窗外的小山上，让它接受自然的洗礼。放假归来，它仍然活得好好的。有一年寒假，因为菊花已经叶落花枯，我以为它死了，就随手把花盆丢在床下。春节回到寝室，又随手把它放在了窗台上。没过多久，花盆里的菊花居然又长出了新叶，我深深地被它顽强的生命力感动了，我深深地自责，没有好好地善待我的挚友。室友们在感叹之余，生出无限诗情，纷纷吟起唐代诗人元稹的《菊花》诗来：“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虽然离开家乡三十多年了，但工作的城市离老家也不算远，回乡的次数自然也很多，所以并没有太多的离愁别绪。但是，道旁那一簇簇金黄的野菊，仿佛定格了一样，总在我的脑海里清晰地闪现。每次只要一踏上回家路途，总盼望着那一簇簇的野菊花快快出现在眼前，因为是她在我黑魆魆的求学路上增添一道鲜艳的风景，给我们全家在那个小山村的日子里增添了些许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