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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生命册(第十一章)(连载)

作品名称:生命册      作者:李佩甫      发布时间:2013-07-20 11:47:57      字数:20584

 
你走过鬼门关么?
  你真正面对过死亡的威胁么?
  坦白地说,我是面对过的,也就是一刹那间,什么都不知道了。没有想,是来不及想什么。后来我曾无数次地回忆过面对死亡时的感觉,感觉是没有感觉。实话说,那一刻,我愣住了,就见对面一辆大卡车迎面冲过来……愣了一秒钟的时间,大约就一秒钟,只听见咚的一声巨响,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满脸是血,一身的碎玻璃,一身的痛。这时候,我才有感觉了。我的感觉是:哦,还活着。
  那时候,我慢慢地从车里爬出来,站在301国道的一个十字路口厂动的血人!
  你喝过自己的血么?
  我喝过,有点咸。稍咸。
  后来,当我被送上手术台的时候,我仍然迷迷瞪瞪的,我怎么就出了车祸呢?
  我记得我听到骆驼跳楼的消息后,原本是想尽快找一个出口,先下高速公路,而后调头往南。不管怎么说,我们一起共过患难……可我调头之后,转过301国道,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就看见一辆装满货物的大卡车,轰轰隆隆地,迎面向我冲来。
  当时,从车里爬出来,我站在十字路口,天整个是红的,太阳像是一汪红刺儿。我就那么站在路口上,一身是血,血像红色的瀑布,从我头上、脸上流下来,流不及了,就喝。那一刻,我浑身上下都是红的,像一面旗……我记得,我伸手拦车的时候,先后有四辆小车从我身旁开过去了。他们躲避我这个血人就像是躲避瘟疫一样。那时,我已经几近绝望。人在绝望的时候,会勇气倍增。后来,当一辆警车开过来的时候,我摇摇晃晃地走到公路的正中央,伸出一只血手,大喝一声:站住!
  就是这辆路过的警车把我救了。
  应该说,我捡了一条命。我想,这也许是上天对我的惩罚,或者说是一种警示。我被送进医院后,先后上过两个手术台。一个是外科的,一个是眼科的。外科手术简单,只是做一些外伤的缝合。外科医生说:你有两处动脉破了。看来,你伤得最重的是眼。于是,就把我转到了眼科。在眼科的手术台上,眼科医生说得更为可怕。他说:签字吧。我说:怎么了?他说:你左眼的角膜破了,虹膜破了,晶体破了,玻璃体也流出来了,怕是眼保不住了,说不定要摘除。另外,一旦感染,还有可能会影响你的右眼,有失明的危险……他好像说了一大堆话,每一句都像是扎在心窝里的刀子。这时候,我又一次绝望了。非常绝望。出车祸后,当我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眼睛。那时候,好像天还是蓝的,可天马上就要黑了。
  最后,医生说:你签字么?
  我说:签。我签。
  这一刻,我心里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呼唤。我脱口而出。你知道我喊的是什么?我喉咙里突兀地冒出一声:妈,妈呀——可我早就没有妈了。
  当我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一个灼热的聚光灯照在我的眼上,那带线的针一针一针从眼上穿过,我感觉那拉出的线很长,那疼也很长,很长很长……疼就像是一个接一个的逗号,没有句号;而后又是一针,长长、长长的……就像是在眼上绣花。你一定不明白在眼上绣花是什么滋味吧?那其实就是万念俱灰,那就是生不如死,那就是细疼,一脉一脉地疼,针虽在眼上,浑身上下都是针,长达三个小时的时间里,你就只有针的感觉。
  当做完手术,我蒙着两眼,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浑身上下的毛孔都像是长了刺儿,很敏感、很扎人的刺儿。我暴跳如雷,一天跟扎针输液的护士吵了三架!我不知道天空的颜色,我看不见周围的动静,我上卫生间是让人扶着走的。针是凉的,风是热的,白天和黑夜没有区别,时间是停止的。我脑海里只剩下了回忆,仿佛只有回忆是真实的。
  我心里很灰。我眼前总像慢放的胶卷一样,把过去的日子一段一段地回放,用回放昔日的时光来镇压那锥心的疼痛……这时候,我总是看见骆驼。我看见骆驼甩着袖子向我走来,骆驼一边走一边唱着“花儿”:城头上跑马没打过尬,我打虚空里过了。刀尖上出了没带上血,我们的想心上到了……每每,放过一段后,我的眼角凉凉的。我知道,我还有泪。
  我嫉妒窗外的树,我嫉妒健康人的笑声,我嫉妒自由来去的风,我甚至会嫉妒落在窗台上的麻雀,我看不见,但我听见麻雀“啾啾”的叫声和那一下一下地跳步,还有扇动翅膀的声音,我在心里恶狠狠地咒骂麻雀:去你妈的!我还常常会听到钟声,从心底里幻化出来的钟声,那钟声一下一下,仿佛正在计算着我跌向黑暗深渊的时间。
  我就这样躺在病床上,蒙着两眼度过了整个夏天。我一天天地熬着。每每,只有窗外蝉的叫声,是我仍还活着的证明。夜里,我的耳朵极为灵敏,哪怕一片树叶掉下来,我也能听到。有时候,我背诵“心静自然凉”,这是我创的五字法则。我一遍一遍地背,可我心不静。一个将走向黑暗的人,心怎么也静不下来。
  我告诉你,这时候我有很多钱。厚朴堂的股票曾经涨到很高。你很难弄清楚一个人有了钱之后是什么感觉。我告诉你我的感觉。首先是恐惧。这么多钱,放在哪里好呢?一种可能是投资,投资又怕赔。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是呀,钱可以存在银行里。可存在银行里也不放心,万一银行账号被人盗了呢?有一段时间,我一直惴惴不安,我后来甚至专门去请教了一位搞计算机的专家。这位专家给我支了一个招儿,说当今世界,有一种最新的保密方法,叫“云保存”。简单地说,这就需要设置一连串的密码,把密码保存在虚拟的空间里,在大气层里飘着。我问他,总得有个地方吧?他说:理论上说,有地方。我还是迷迷糊糊的,问:在哪儿?他说:全世界所有计算机的数据,最终保存地点,在美国的一个山洞里。我还是很迷瞪。我的钱,怎么就日弄到“美国的山洞里”去了?你说,这操的是什么心?
  是啊,我有钱了。我躺在病床上,两眼蒙着,要钱有什么用?一个一个的念头,纷至沓来的念头,逼得人想疯!
  终于有一天,一只小手递过来了。一只小小的、软软乎乎的手。这小手伸过来,递到我的手里,说:麻沙沙的。
  这是一个小姑娘。最早,小姑娘只是在门口站着,那脚步声稍远,后来她走近了,走到我的病床前,把小手递给我。这时候,我才知道,她只有五岁,嘴里也总爱说一句话:麻沙沙的。
  这是最早给我带来快乐、并使我转移疼痛的一个小女孩儿。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不明白“麻沙沙”是什么意思?我像童年里品尝一个小糖豆似的,总在心里顺摸“麻沙沙”这三个字。一次次地去猜,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后来,我就叫她“玛莎”。一听到细碎的脚步声,我说:玛莎,你过来。
  玛莎就过来了。她很乖,把她的小手递到我心里,让我握一会儿。她的手倒是小,很软,指头肚儿光光的,肉乎乎的,像是一块软玉。我看不见,就想,这小女孩一定很漂亮。而后她趴在我的脸前,看一会儿,说:麻沙沙的。
  她一这么说,我就笑了。
  有时候,小玛莎在过道里走着走着,“咚”的一下,接着“哇”一声哭起来。我便知道,这准是她又撞在墙上了。心里的泪涌上来。
  一直到两个月后,我第二次拆了线,去掉了眼上的纱布,露出一只眼来。我才知道,这小姑娘果然像鲜花一样漂亮。她穿着一身粉红色的童裙,白袜子,红色的小皮鞋,有两只水灵灵的眼睛,苹果一样的小脸儿,就像是从童话里走出的小公主一样,看上去非常非常的健康。可就是这样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脑袋里却长了一个小瘤子。这个长在脑袋里的小瘤子压迫住了她的视神经,她看不见,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常常,走路一不小心就会撞在墙上。她的妈妈一脸愁容,说:孩子太小,不能做开颅手术,只能保守治疗……等她长大了,还不知道怎么样。
  是啊,这么小的孩子,你说她招谁惹谁了?这时候,我才明白,“麻沙沙”是一个孩子对眼前事物的准确表达。
  而后,每当她走过我的病床前,我都会叫上一声:玛莎。
  玛莎的小脸扭过来,笑着,像葵花一样,说:麻沙沙的。
  我也说:麻沙沙的。
  玛莎说:伯伯,你开颅了么?
  我说:你呢?
  玛莎说:黄医生说,九岁。我九岁开颅。
  我眼角一凉,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是孩子告诉我,希望还在。
  后来,第一次手术不成功,我又做了第二次手术。
  
  当我试着用一只眼睛去看人的时候,你猜我看到了什么?
  我原以为,一只眼和两只眼,是没有差别的。最初,我并没有感觉到差别。下了病床,揭开一只眼的纱布后,天还是蓝的……只是后来我才发现,我缺了一种叫做“交叉视角”的东西。也就是说,缺的是一种视力的自我校正与平衡,灯光是双影,太阳两个,凡是有光的地方都是双的,重影儿……还有无边的恐惧。因为医生告诉我一个词儿,他加重语气说:“交叉感染”你懂么?一旦交叉感染,你的两只眼都完了。
  说实话,我害怕交叉感染。那时候,我最怕的就是这四个字,我怕极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交叉感染的厄运会降临在我的头上……
  拆了一只眼上的纱布后,我常常一个人坐在病房外边的花坛旁,仰望星空。心想,也许哪一天,我就再也看不到了。在城市的夜空里,天是灰的,星星很远,在灰里藏着,你得找,用心去找。我望着夜空,一颗一颗地在天上找星星。找一颗,再找一颗……每找到一颗,心里就会生出一股爱意。多好,星星。那北斗七星,我怎么也找不全,有时候,好不容易找到了“勺儿”,却找不全“把儿”。
  白天里,我也常常坐在那里一个人发愣。这时候,我望望东边,东边是内科病房,那里边走出来的病人,要么是黄瘦,一脸黄皮,肚子鼓着;要么是一人腰上挂着一个特制的塑料袋,那是装粪便的,远远的,你就会闻到一股味,可怕的、接近死亡的气味;回过头来,再看西边,是心脑血管科,里边的病人大多是轮椅推出来的,也有的是一歪一歪地走,蜷缩着手,咧着嘴,滴着涎水,活得很挣扎。医院里住的都是有病的人,这里的人最渴望的是健康。有时候,我会坐到很晚很晚。夜凉的时候,心也很凉。
  有时候,我会试着想骆驼站在十八层大楼上往下跳时的感觉。他都想了些什么?我无法想象。骆驼是那么骄傲的一个人,怎么就狠下心跳下去了。骆驼是吃过很多苦的人。他只有一只胳膊,可他活得很坚韧。每每他用一只手开车的时候,也是他最放松、最自豪的时候。最近几年,他的爱好也变了。他喜欢好车,接连换了好几辆。骆驼最后买的那部车,是意大利产的兰博基尼,价值四百八十七万!可他一次也没坐过,至今还在车库里停放着。在他面前,好像所有的困难都是不困难。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必须拿下!
  可他为什么非要跳下去呢?他摆平了那么多事情。这一次,他怎么就……我真是想不明白。有时,我甚至觉得,我还不如他呢。死,对他来说,是完结。可我呢,路还要走下去,还有可能面临一世的黑暗。
  我的思绪一直是飘忽不定的。
  还有的时候,我还会想起童年的那些时光。那日子一幕一幕地在我眼前闪现。每每,在睡梦中,总觉得有人在喊我。一夜一夜,我听见有人在喊:孩儿,回来吧。孩儿,回来吧。
  我怀念家乡的牛毛细雨,就那种密密、绵绵、无声、像牛毛一样的细雨。扎在身上的时候,软绵绵的。如果更准确地说,它不是扎在身上,它是润,是一丝儿一丝儿的润意。就像人们说的,没有声音,有一点点凉、一点点寒意、一点点含在雾气里的那种雨丝儿。当你在田野里奔跑的时候,那雨一针一针地把你罩着,久了会有一点痒,真的,落在脸上的时候,有一点点湿意,凉意,很孩子气的痒意。而后,它一点点透,那湿气慢慢地浸润在你身上,等你跑回茅屋的时候,当你站在屋檐下的时候,回过身,你会发现,在天光的映照下,那雨丝才开始斜了,丝丝亮着。
  我怀念瓦檐儿上的滴水。雨后初停,瓦檐儿上的水一串一串地滴下来,先还是密的连珠儿,而后就缓了,晶莹着,亮着一嘟一嘟的,就像是白色的葡萄汁,一点点浓。当它滴下来的时候,在房前的黄土地上滴出一个一个的小圆坑。把地上的黄土砸成一个个正圆的沙窝状,那小圆坑一个一个地在房檐下排列着,先是“奔儿、奔儿”的,而后是“叭”声,再后是“啾”声,那声音是有琴意的。
  我怀念家乡夜半的狗咬声。我甚至怀念走夜路时的恐惧。在无边的黑夜里,夜气是流动着的,一墨一墨地流。特别是没有星星的夜晚,你能听见自己的心跳。眼前是无边的黑暗,身后也是无边的黑暗,那黑织得很密,浓得化不开,看不到方向,没有方向,你只有高一脚低一脚地走,你有一点点怕,越走越害怕,或许远处有一两星“鬼火”,你就更怕!可是,突然就听见了狗咬声,一通狗咬。那声音并不暴烈,只是连声、断句、热烈,还有亲人般的温馨。在黑暗中,听到狗咬声,脚步不由得就慢了,心也就松下来,眼前就像是有了照路的灯,那狗咬处就是你的灯。也仿佛在给你打招呼,说:孩儿,到家了。
  我怀念藏在平原夜色里的咳嗽声或是问候语,那咳嗽声就是远远的一声招呼,就是一份保险和身份证明,也可说是一种尊严,或许还夹杂着对小辈人的关照呢。在夜色里,那问候也极简短:谁?一一嗯——咋?——耶。短的、远远的、以声辨人,简单、直白、毫无修饰,声来声去,这里边却藏着亲情,藏着世故,藏着几代人的熟悉和透骨的了解。
  我怀念蟋蟀的叫声。每当夜静的时候,蟋蟀就来给你说话了,一声长一声短儿,永远是那种不离不弃的态度,永远是那种不高不低的枯语。当你觉得孤单的时候,当你心里有了什么淤积的时候,你叹它也叹,你喃它也喃,就伴着你,安慰你,直到天亮。天一亮,它就息声了。
  我怀念倒沫的老牛。在槽前卧着,一盏风灯,两只牛眼,一嘴白沫,那份安然,宁人。我甚至怀念牛粪的气味。黄昏时分,在氤氲着炊烟的黄昏,牛粪的气味和着炊烟在村庄的上空飘荡着,烟烟的,呛呛的,泛着一丝丝日子的腥臭和草香,还有嚼过后老牛反当的那种发酵过的气味,臭臭的,有一种续命的腥香……它游走在一堵一堵的矮墙后边,温霞霞的,那是一种混杂着各种青色植物的气场。在这样的气场里,你会自如、自贱、心态低低的,也不为什么,就安详得多,淡然得多。偶然,你抬起头,就会听到老牛哞的一声,像是要把日子定住似的。
  我怀念冬日里失落在黄土路上的老牛蹄印。在有雪的日子里,那蹄印冻在了黄土路上,像一个一个透明的砚台,拾不起来的砚台。偶尔,砚台里也会有墨,那是老牛奋力踏出来的泥,蘸着一点黑湿。夏日里,那又像是一只只土做的月饼,一凹一凹的月饼,印模很清晰,可你拿不起来。你一捧一捧地去捉,你一捉,它就粉了,碎了,那是儿时最好的土玩具……那也是唯一抹去后,可以再现的东西。
  我怀念静静的场院和一个一个的谷草垛。在望着大月亮的秋日的夜晚,我怀念那些坐在草垛上的日子,也许是圆垛,也许是方垛。那时候,天上一个月亮,灿灿地,就照着你,仿佛是为你一个人而亮。你托着下巴,会静静地想一些什么,其实也没想什么,就是想,多好。偶尔,你会钻进谷草垛里,扒一个热窝儿,或是在垛里挖一条长窖儿,再掏一个台儿,藏几颗红柿,等着红柿变软的时候,把自己藏起来,偷着吃。更有一些时候,外边下雨的时候,你会睡在里边,枕着一捆谷草,抱着一捆谷草,把自己睡成一捆谷草。
  我怀念钉在黄泥墙上的木橛儿。那木橛儿楔在墙上,经汗手摩擎出来的、在岁月里已发腥发黑发亮的那种。上边挂有套牲口用的皮绳、皮搭儿、牛笼嘴;挂有夏日才用的镰刀、桑又、锄头、草帽;挂有红红的辣椒串、黄黄的玉米串和风千后发黑了的红薯叶;上边挂有落满灰尘的小孩儿风帽和大人遗忘了的旧烟袋……如果墙上的窟窿大了,在木橛儿的旁边还塞着一团儿一团儿的女人的头发(那是等着换针用的),或许是一包遗忘很久了的、纸已发黄了的菜籽或老鼠药什么的。那是一种敢于遗忘的陈旧,是挂出来的、晒在太阳下的日子。
  我怀念那种简易的、有着四条木腿儿的小凳。那刁说到处都是,它就撂在村街上或是谁家的院子里,也不管是谁家的,坐了也就坐了。那小凳时常被人掂来掂去,从这一家掂到那一家,而后再掂回来,一个个凳面都是黑的,发乌。夏日里,有苍蝇落在上边;冬日里,雪把它埋了,埋了也就埋了,并没人在意。当你坐在上面的时候,就觉得很稳、踏实。那姿态也是最低的。当你坐上去的时候,没有人来推你,也没人想取而代之。
  我怀念门搭儿的声音。夜里,你从外边回来,或是从屋子里走出去,门搭儿会响一声,那声音吮的一响,荡出去又荡回来,钝钝的,就像是很私密的一声回应,或是问询。这时候,你忍不住要回一下头,那门搭儿仍在晃悠着,甩甩的,和日子一样……碎屑,安然。
  我甚至于怀念家乡那种有风的日子。黄风,刮起来昏天黑地,人就像是在锅里扣着,闷闷地走,嘴里、眼里都有上气,你弯着腰,嘴里呸着,就见远远的,风一柱一柱地旋,把枯草和干树枝都旋到了半空中,荡荡的,帅帅的,像是扯起了一面黄旗。当你从玉米田里钻出头,当你从风里走出来,当风停了的时候,你突然会觉得.天宽地阔,焙出来的汗立时就干了,那远去的风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候,你是想跟风走的。此时此刻,你会想,要是能跟着风走,多好。
  可当我醒来时,四顾茫茫,满脸都是泪水。我只好对自己说:家里没人了。真的,没有一个亲人了。
  可我知道,我身后有人。
  
  后来,不断地有人问我:你身后是不是有人?
  我都回答说:有人。
  有一段时间,我总是喊小玛莎过来。跟玛莎在一起,心里就安静些。她看着我,我看着她,不用说话。她也是人,一个小人儿。
  小玛莎很好,很懂事。她的小手,让我握着,总是给我很多安慰。她的刁脸红扑扑的,两只眼睛大大的,就那么望着你,一处一处指:鼻子在这儿;嘴,嘴在这儿。偶尔,她说:你看见了么?灯里有刺。她说:水里也有刺。她说:远了,花嗒嗒的。我问:近了呢?她说:近了,麻沙沙的。
  孩子的话,象声、准确、很有味道。但静下心想一想,又有些酸楚。
  后来,小玛莎出院了。她还要“麻沙”好多年,等再长大些,才会来做手术。玛莎走后,我闷了很一长一段日子。那一阵,我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就愿意一个人默默地坐着。古人有句话叫:慎独。我不慎,是心里独。
  一天上午,我又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花坛边的石阶上,突然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这声音说:叫叔叔。
  一个甜音叫道:叔叔好一一我一激灵,还以为是小玛莎又回来了呢。
  我回过头来,看见了卫丽丽,臂上戴有黑纱的卫丽丽。卫丽丽整个瘦下来了,瘦得有些变形了,脸成了窄窄的一溜,眼角周围汪着一圈黑,还有皱纹。女人一旦有了皱纹,就显得特别憔悴。看来,骆驼跳楼,给她的打击太大了!还有公司里的事,检察院的人在查账。可她居然挺过来了。她手里牵着一个七岁的孩子,那是骆驼的儿子。
  我出车祸的事,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可卫丽丽还是来了。她是第一个来看望我的。她身后不远处站着公司的司机,司机手里捧着鲜花,还有礼物。
  卫丽丽说:你手机关了。我到处打听你的情况。刚刚才知道,你出了车祸。
  看着卫丽丽,我心里一酸,说:人,送走了?
  卫丽丽默默地点点头,说:送走了。送回老家去了。
  我说:老人,都还好?
  卫丽丽说:还好。
  我喃喃地说:我本想送他一程,却出了事……入土为安吧。
  卫丽丽说:在国栋心里,你一直是他最看重的人,最知心的朋友。他一直盼着你能回公司。
  我沉默着,百感交集。
  卫丽丽站在那里,瘦削、单薄,一手牵着个孩子。让人忍不住心疼她。我说:你可要挺住啊。
  这时,卫丽丽看了我一眼,仿佛有什么疑问。我也坦白地望着她。
  卫丽丽说:有句话,我想问问你。
  我说:你说。
  卫丽丽说:公司里人人都在传,说你吴总身后有人,有高人指点。你身后,有人么?
  我迟疑了一下,说:有人。不过,不是啥子高人。
  是的,我身后有人。可我无法解释,也不需要解释,就是解释也解释不清楚。事已至此,我也不再辩白,我是劝过骆驼的。想想,还是有些惭魄。
  卫丽丽说:我明白了。
  接下去,卫丽丽突然说:你知道我们两人为什么分居么?
  我仍然沉默,也只有沉默。在这种时候,我不想再提小乔。
  卫丽丽说:国栋得了优郁症,很严重,夜夜失眠。有时候,特别焦躁的时候,他头往墙上撞,撞得咚咚响。他怕我睡不好,也怕吓着孩子,孩子也睡不好。他完全是为了孩子,才提出来分居的。
  我说:是么?骆驼睡眠不好,我是知道的,但说他有忧郁症,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卫丽丽说:他不让我跟人说。开始他也吃安定,吃到四片,我不让他再吃了。有一段,我们还吵过架。唉,我不该让他一个人睡。
  我明白了,骆驼的忧郁症是由长期焦虑引起的。这十多年里,骆驼心里一直揣着一个“抢”字,他时刻准备着,一天天地准备着,他弦绷得太紧,终日像一张弓似的,日子长了,人就出问题了。我记得,有一段时间,骆驼总是抱着一个大茶杯,不停地喝水……那是他心里有火。现在我明白了,他夜夜睡不着觉,肝火太旺,人已烧坏了。
  卫丽丽还告诉我,骆驼出事前,曾回过家,跟她见了一面。那是个星期天,他回家后,跟儿子待了一个上午。他什么话都没有说,用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给儿子做了一个“皮牛”,枣木的。过去,他也给孩子带些玩具,都是电动玩具,汽车或是飞机什么的。可这一次,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带回来一块枣木,他用那块枣木,给儿子一刀一刀地旋了一个“皮牛”。“皮牛”做好后,在最下面钉上钢珠,还做了一条鞭,牛皮绳做的鞭。爷俩儿在院子里打。中午,卫丽丽问他吃什么,他说:牛肉面。那是他们分居后,第一次在一块吃饭。吃饭时,他也没说什么。卫丽丽问他:好吃么?他说:好吃。而后,吃过午饭,他摸了摸儿子的头,夹上包走了。
  “皮牛”是平原乡间的说法,在一些地方被称为陀螺。是用鞭子抽着玩的。我曾经听骆驼说过,童年里,他最想得到的,就是一个“皮牛”,下边镶有钢珠的那种。
  我问:国栋临走,留下什么话了么?
  卫丽丽摇了摇头。
  我说:一句话都没有?
  卫丽丽沉默了一会儿,说:没有。
  没有遗嘱。那就是说,卫丽丽和他的孩子,是公司的第一序列合法继承人。这么一大摊子,完全落在了卫丽丽的肩上。
  我望着她,让我吃惊的是,仅仅经历了这么一件事(当然,这不是小事,她的丈夫才没了),仅仅才两个多月的时间,一个突发事件,不仅成熟了一个女人的智力,竟然完成了一个女人的气度。卫丽丽自始至终没有再提小乔一个字。关于小乔,她一字不提,她甚至都没说夏小羽……她站在那里,一手牵着孩子,目光里透着一种坚毅。
  临走前,卫丽丽说:吴总,我查过账了。目前,公司投资的其他项目,都是负数。赢利的只有一家,厚朴堂。国栋一直在挖东墙补西墙……现在,从账面上看,你已成了厚朴堂最大的股东。
  我有些吃惊,说:是么?
  卫丽丽郑重地点了点头。接着说:你多保重。这一段,公司有些乱,还有些善后事宜。回头我再来看你。大伙儿还都等着你回来呢。我想,国栋肯定是想把这一摊全交给你的。
  我抬起头,望着她,说:你让我考虑考虑。
  在眼季满房里,我终于找到了对付疼痛的方法。
  我每晚吃两片安定,这样就可以睡上四个小时。在这四个小时里,我可以忘记自己,忘记曾经经历过的一切。
  黎明时分是最难熬的。每到黎明时分,你醒了,你仍在病床上躺着,有一丝风从你蒙着纱布的眼前刮过,刚有了一点凉意,可你的思想已经行动起来了。它在走,它一走就走得很远很远……它常常去追逐那辆大货车,就像电影胶片一样,一次次地回放,它不知道那辆大货车究竟是怎么回事。沿着这条线,它又会追到过去的一些事情。如果时间能退回去,那有多好。
  在病床上躺了三个月后,你知道我最想干什么?我想说话了,与陌生人说活。在此后的那些日子里,我蒙着一只眼,每天在眼科病区走来走去。那时候,我最先认识了9床。而后又认识了1l床。
  9床的这位,比我年龄大一些。他姓许,人们都叫他老许。老许胖胖的,常穿着一身蓝色的中山装,无论天气如何,他的每一个扣子都扣得整整齐齐的。出来打水的时候,走得很慢,有时候他也捎带着给人打水,放水瓶时,小心翼翼的,给人以很稳重的感觉。可我,每次见老许的时候,都觉得怪怪的。也说不清怪在哪里。
  有一天,老许在医院走廊的过道里叫住了我:兄弟,你来,你来。
  于是,我走进了老许的病房。老许是一个讲究的人。病床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小柜上的茶杯、药瓶也都摆得很规整,每个药瓶上,都贴着他写的字条,那是每次该吃的药量和次数。见我进来,老许搬过一张椅子,说:坐。而后他盘腿坐在病床上,问:老弟,听说你的眼?
  我说:车祸。
  接着,老许把自己的一只眼从眼窝里抠出来,说:玻璃的。
  我怔了一下,说:玻璃的?
  他说:进口的,有机玻璃。
  老许是学中医的。他在中医学院上了五年。毕业后,分到一个县级医院当中医大夫,那时候他还是很有雄心的,一本《本草纲目》他都能整段整段地背诵下来。后来,他一个同学当了院长,院长很器重他,提拔他当了院里的办公室主任。老许问我: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当然是好事。有人器重你,你不能说是坏事吧?老许当办公室主任一当就当了二十五年。他当办公室主任也就是管管后勤、写写上报材料什么的。有时候,上边来了人,也陪着接待,喝喝酒。就这样,一天一天,倒把业务给荒了。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医院先后换过好几任院长,有脾气躁的,也有小心眼的,由于他为人可靠,不占不贪,也都应付过去了。后来调来的这位院长霸道些,把什么事都揽了,不让他管事了。他想,再过些年我就退休了,不让管就不管吧。所以,有一段时间,他上班就是打瓶水、泡杯茶、看看报,下班打打太极拳什么的,一直没出过什么问题。去年,也就是去年秋天,他在办公室里坐着,看院子里的树叶落了,满地黄叶,金灿灿的。他说,也不知哪根筋起了作用,他合上报纸(也许是那一天的新闻没什么可看的),还愣了一阵儿,这才站起身来,去门后拿上一把答帚,到院子里扫地去了。他是院里的办公室主任,院里有专门打扫卫生的勤杂工,不用他扫地。要说,他已十多年没掂过管帚了,那天偏偏拿起了答帚,到院子里扫树叶去了。本来,扫了也就扫了,他把树叶归置成一堆,明天早晨自会有人收拾。可他又多此一举,他怕万一起了风,把树叶给吹散了。于是,他念头又起,索性点了把火,想干脆把树叶烧了算了。烧就烧了叹,他还怕烧不透,可当他拿起一根树枝,低下头去,扒拉着……这时偏偏起了一阵旋风,只听“嘣”的一声,树叶堆里有一个药瓶炸了,很小的一个细脖子眼药瓶,把他的一只眼给炸瞎了。
  他说,二十五年来,他第一次关心树叶,就炸瞎了一只眼。
  在眼科病房里,人人都害怕镜子,可人人都是“镜子”。
  正因为遮住了眼,我们凭感觉在“镜子”里相互看着,感觉就是我们认知的宽度。我们走路都是小心翼翼的,吃饭时敲着碗,以声辨人,用耳朵当眼使。虽然同病相怜,但还是不由得相互打听着更重些的病人,以此来宽慰自己。1l床是后来才认识的。
  
  一天夜里,我眼疼得睡不着,烦躁,跑到楼道里,想偷着吸支烟,这时候我看见了11床的老余。听人说,老余是从乡下来的,是个果树专业户。老余四十来岁的样子,习惯性地缩着一条裤腿,身子趴在玻璃门上,从左边移到右边,又从右边移到左边,正往外看呢。我听人说,老余患的是“视网膜脱落”,老余其实什么也看不见,老余是用“心”在看。
  我说:老余,吸支烟?
  老余说朋树,不抽。老余的脸贴在玻璃上,身子移动着,仍趴在玻璃门上往外瞅。
  我说:老余,你看什么呢?
  老余说:蚊子。外边草多,肯定有蚊子。
  不知道老余为什么看蚊子?病房里有规定,夜里十二点锁门,门是锁着的。病房外的蚊子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时,老余说:兄弟,你帮我看看?那边,模模糊糊的,是不是个影儿?
  我凑上前去,说:你找什么呢?
  老余说:我儿子。病房里不让陪护,我儿子在外头呢!
  夜已深了。我趴玻璃门上,往外看了一阵儿,只看见了路灯,昏昏的路灯,还有一些花草,什么也没有看到。
  老余说:看见我儿子了么?
  我摇摇头,说:什么也没有。
  老余往地上一出溜,就地在玻璃门旁坐了下来,喃喃地说:说话立秋了,就夹了个席,还有个毛毯,别冻着了。
  老余告诉我说,他承包的地上种有一百棵杉淞,一百棵梨树,一百棵苹果树,都挂果了。是给儿子种的。他说,今年的果结得特别多,特别稠。果儿一个个都用塑料袋子罩着,一个果儿包一袋儿,比侍候女人还精心呢。他说,收成好,可也怕果儿生虫,每隔十天半月都得打一次药,打的是“乐果”,按比例配的。他说他那天一共打了九十七棵苹果树,还剩三棵没打。那天确实累,他想打完算了。可打着打着,头一晕,眼看不见了。你说,好好的,眼看不见了。就赶紧上医院,县医院看不了,就来省里,一查,说是“视网膜脱落”。这叫啥病?
  
  往下,老余说:这些果树都是给儿子种的。儿子今年上大四,明年就毕业了。他想考研究生。
  我说:这是好事。
  老余说:儿子很努力,假期都不回家,肯定能考上。我说了,干脆一直往上读,读个博士。你说,我们余家能出个博十么?
  我安慰他说;能,一定能。
  老余说:三百棵果树,供一个博士,也值。
  就在这时,西边的门开了,呼啦啦进来一群人,大呼小叫地推着一辆放有担架的推车——那是又有急诊病人送进来了。
  老余听见人声,赶忙起身,可他站了几次都没站起来,我上前扶他一把,他喃喃地说:腰,你看我这腰……站起后,他没把话说完,就一只手撑着腰,一只手扶着墙,往西边摸着走。他是找他儿子去了。
  一个月后,病房过道的走廊里放着一布袋苹果。据说,这袋水果是老余的老婆奉老余之命从一百多里外背来的。她背来了一布袋“落果”,说是送给医生和护士的。可护士们全都不要,大约嫌是打过药的,还是“落果”(好果还长在树上,老余也不舍得送),就放在过道里,谁都可以吃。
  在眼科病房里,一些老病号,住得久了,跟医生护士相互熟了,说话也就随便些了。这天,来打针的护士小张说:老余的儿子太不像话了。
  我问:怎么了?
  小张说:老余种了三百棵果树,却从未吃过一个好苹果。你想想,连给医院送的都是“落果”。好果子都卖成钱,给他儿子上学用了。可他这个儿子,不争气,天天在医院对面的网吧里打游戏。整夜打,白天来晃一下,根本不管老余。老余不知道,老余还夸他呢。
  我说:他不是给老余打过饭么?我见过他一次。
  小张说:就打了一次饭,再没来过。
  我说:老余不是说,他儿子学习很好,要供一个博士么?
  小张说:博士个屁。护士长的爱人就是那所大学的。早打听了,说这个名叫余心宽的学生,都大四了,好几门不及格,天天打游戏。
  我说:老余……不知道?
  小张说:没人敢告诉他,老余还做着博士梦呢。可惜了他那三百棵果树。
  老余患“视网膜脱落”,刚刚做完手术,两眼蒙着,每日里摸着走路,只吃馒头、咸菜。可他很快乐。他逢人就说:余家要出个博士了。
  人们也迎合着他,说:是啊。多好。
  小乔看我来了。
  我万万想不到,小乔会来看我。
  这一天,小乔穿得很素。这在小乔,是从未有过的。小乔穿着一身天蓝色的职业装,正装,是那种很规范的套裙。她把自己包裹得严严的,既未露胸,也未暴乳,头发也一改过去,梳成了有刘海的那种学生头。她的指甲洗得很净,没有涂任何颜色。她人也瘦了许多,显得有些憔悴。她手里捧着一束鲜花,站在我病床前,轻轻地叫一声:吴总。
  我扭过身,很吃惊地望着她,说:小乔,你怎么来了?
  小乔说:在您手下工作了这么多年,来看看你,不应该么?
  一时,我心里很温暖,也不知该怎么说了。我说:够朋友,谢谢你。
  这时候,小乔眼里涌出了泪水,小乔说:吴总,一听说你出了车祸,我头皮都炸了。怎么这么倒霉呀?我都担心死了……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吧。
  我说;没什么,都过去了。
  小乔说:是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吴总,公司上下,都在夸你呢。
  我笑了笑,摇摇头,说:我都离开这么长时间了,夸我什么?
  小乔说:夸你是高人,不战而胜。现在你是厚朴堂药业的第一大股东了。
  什么叫“不战而胜”?好像我搞了什么阴谋似的。我知道,小乔说的是股票,对此我不想多说什么。
  小乔的眼眨了一下,那股机灵劲又泛上来了,说:大家都知道,您是好人。您是被排挤走的。当初,您给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你说离开就离开了,一点也不抱怨。现在,大伙都明白了,你是真人不露相,大手笔。一定是有高人指点!你身后那人,是位高官吧?
  我只是笑了笑。我说了,我不解释。
  小乔说:前几天,还有人说,吴总若是不走,公司绝不会出这样的乱子,董事长也不会,可只有我知道。那年在北京,我就看出来了,吴总是高人,走得正是时候。不然,也会受牵连的。
  我赶忙说:话不能这样说。事既然出来了,就不要再……是吧?
  这时,小乔说:吴总,有些话,我没法跟人说,说了也没人信。也只能给您说。公司出事,首先被牵连进去的,就是我。我是代公司受过。吴总,你不知道,我在里边受那罪,真不是人过的。一天到晚,一个大灯泡照着……你说我一个弱女子,招谁惹谁了?可头一个被人带走的,就是我呀。那时候我还在北京,一出门就被人戴上了手铐,丢人死了!整整把我关了一个多月时间,我硬撑下来了。你可以打听打听,我在里边,守口如瓶,没有说过公司一个不字。无论他们怎么逼我,怎么威胁我,我都不说。可以说,我没有做过一件伤害公司的事情。可后来,董事长出了事……这能怪我么?
  说着说着,小乔哭起来了。小乔哭着说:吴总,你不知道,卫丽丽这样的女人,心比毒蛇还狠!现在,她在公司一手遮天。她是怎样对我的,您知道么?她把我给开了。不但一分钱不给,还到处散布谣言,说我……我冤哪,我比窦娥还冤!
  小乔说:您不知道卫丽丽那个狠劲。您别看她平时装成小鸟依人的样子,说话唠声哮气,那都是装的。现在她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一手牵着个孩子,就像手里托着“尚方宝剑”似的,那脚步声咚咚的,一个楼层都能听到!啥人哪?
  小乔说:其实,她跟骆董早就分居了,都分居多少年了。两人一直闹着要离婚呢,就差一张纸了。这公司上下谁不知道?现在,骆董一死,你又不在,她打扮得光光鲜鲜的,下山摘桃子来了。昊总,我说句心里话,双峰公司是你和骆董一手创下的。要是你接,大家都没有意见。可她,凭什么?
  小乔说:卫丽丽这个人,你是没注意,她这人阴着呢。她到处败坏我的名誉,说我勾引骆董。你也知道,骆董这人,平时大大咧咧的,好开个玩笑啥的,没事拿我们这些下属打打牙祭。说白了,就是他真想跟我好,那也是……吃个豆腐,仅此而已。你说,我是这样的人么?
  小乔说:吴总,你可得给我做主啊。有件事,你是知道的。就那个暴发户,做房地产生意的,那个肉包子脸的宋心泰,提着一箱子钱,哭着跪在我的门前,非要包我。我拉开门,吐他一脸唾沫!我要真是那样的人,有心想勾引谁,还轮到她这样对我?哼,骆董早跟她离婚了!唉,我这人,还是心太善。
  往下,小乔又压低声音说:吴总,你离开得早,有些内幕情况你可能不清楚。这次公司出事,主要是夏小羽闹的。夏小羽是老范的情人,跟老范好了多少年了,闹着非要一个名分。她都闹到省政府去了,弄得老范下不了台。这夏小羽,表面上看,文文静静的。其实,心里也狠着呢。据说,我也是听别人说,有一段时间,夏小羽竟敢撺掇老范的下属,说是要雇黑道的人,把老范的老婆弄到深山里去,就是说要找人害她了……哎呀,这里边太复杂了。
  我吃了一惊,我实在不知道她的话有几分可信。再说,她一会儿“您”,一会儿“你”的,把我弄得也不知说什么好了。
  接着,小乔说:你知道么,夏小羽判了。老范也完了。
  是啊,骆驼最终并没有保住谁。
  后来,范家福还是被“双规”了。范家福先后一共读了二十二年书。先在国内大学读书,而后又不远万里去美国深造,本意是要报效国家的,却走着走着又拐回去了。范家福经过千辛万苦,先是把他母亲给他精心缝制的对襟褂子换成了小翻领的中式学生装,而后又换成了美式西装,再后是美式西装和意大利式休闲夹克换着穿……如今又脱去了夹克衫,先是换了件黄色马甲(未决犯),据说很快就要改穿绿色马甲(已判决)了。更早的时候,每到夏天,他都会在老家的田野里,帮母亲一个坑一个坑地点种玉米。后来他在美国获的也是农学博士,博士毕业回国后,他又分到了农科所,成了一个全国有名的育种专家,培育过“玉米五号”;到了现在,据说他身穿一件黄马甲,坐在监狱的高墙后边,面对铁窗,一次次地大声说:报告政府,我想申请二十亩地,回去种玉米。范家福走了这么大一个圆圈儿,这能全怪骆驼么?
  小乔在我的病房里唠唠叨叨地说了一个上午。有很多事,是我知道的,也有些事,是我所不知道的。我虽然真假难辨,可她跟骆驼的那些事,我是清楚的。快到中午时,她还不说走,我就觉得,她可能是有什么想法了。
  可我不提她工作的事,我也不能提。我故意岔开话题,说:我问你,骆驼他,有忧郁症么?
  小乔说:忧郁症?谁说的?卫丽丽吧。哼,在北京的时候,睡……
  我说:你不知道?
  小乔说:瞎说。他也就是睡眠不太好。都是卫丽丽造的舆论,尽量减少负面影响,好把公司抓在手里。
  我说:是么?
  小乔回忆起了往事,说着说着,说漏了嘴:有一回,我见他半夜里,突然坐起来,对着墙说话……怪吓人的。
  我不再问了,也不能问了。住在眼科病房里,我对小乔那句“瞎说”很敏感。我要再问,也是“瞎说”了。
  最后,小乔先是主动地拿起暖壶,给我打了一瓶开水,而后又端起床下的洗脸盆,给我打了一盆清水,拿起毛巾在水盆里湿了湿,拧干后上前给我擦脸。我吓了一跳,忙说:使不得,使不得。
  这时,小乔柔声说:吴总,我有个小小的要求,你能答应我么?
  我说:你说。
  小乔呢喃着说:我想.我想留下来,照顾你。
  我心里动了一下。这时候,我闻到了她身上的香水味。她把自己打扮得很“素”,可她还是洒了香水。这香水看似淡,近了很冲的。我曾听人说过,这是法国的名牌,CD,名叫“毒药”。
  我心里一惊,忙说:不用,不用。
  小乔说:吴总,我没别的意思。你是老领导,对我帮助很大,我只是……
  我说:真的不用。我已经快好了,可以自理了,真的。谢谢你来看我。
  这时,小乔说:吴总,你什么时候回公司?只要你回去,你是最大的股东,卫丽丽就得靠边站了。
  我说:我离开时间长了,不一定回去了。
  刁侨望着我,幽幽地说:你还是不相信我。
  我说:小乔,你能力强,到哪儿都会干得很好。好自为之。
  小乔很警觉,问:卫丽丽给你说什么了?
  我说:没有,真没有。
  小乔走了,很失望。
  
  37床是加床,病房已满了,就躺在楼道里。
  就是老余找儿子的那天晚上,从急诊室那边又转来了一个病人一一37床。
  37床进来时身上缠满了带血的绷带,整个脑袋都是包着的,特别惹眼的是,当他被推进来的时候,他身旁跟着一个穿着婚衣的、很漂亮的女子。
  37床是家里来人最多、也是整个眼科病房议论最多的一个病人。我是在他入院后的第三天才知道的。这是个年轻人,只有二十二岁,刚刚结婚三天。
  37床是从北边一个县医院送来的。据说,他父亲是个村长。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村长是最低一级的干部。在国家干部的序列里,村长又不算干部。但如果是比较富裕的村子,当村长有权动用亿万资产,或者相应的人力物力的时候,他就是干部了。而且,他的自由度甚至比乡长、县长还要大些。37床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村长。
  可是,到了这时候,村长和他的老婆只是在一旁看着,满面焦虑,束手无策。在此后的几天时间里,来探望的人川流不息。一个村子及各种关系,大约几百口,都先后来过。眼科病房的走廊里一时热闹非凡。
  可37床一直很沉默。无论谁来探望,他都一声不吭。他的整个脸、手都是包着的,看上去血污污的,很吓人。只是到了深夜,他会突然地“嗷”一声!两腿蹬着,长嚎,按都按不住……很吓人的。他胸膛里一定有火焰,那火从牙缝里蹿出来,人就像煎锅里的鱼一样地,一纵一纵地在床上摔!
  这时候,那做母亲的,就俯在床前,满脸是泪,说:孩儿,你疼?你哪儿疼?而后用目光求告似的看一眼新媳妇,希望她也说点什么。
  那新媳妇,也一直在病床前站着,一副很无奈、很恐惧的样子。倒还听话,按婆婆的要求,新媳妇握着37床仅剩的一根指头一一大拇指说:灿,你疼么?
  37床一下子就把那抓着他的手甩掉了,继续号叫。
  于是,家人慌忙找医生去了。
  事情是一点一点地从众人的嘴里传出来的。37床是村长唯一的儿子,他在结婚的第三天,一时心血来潮,要去水库里钓鱼。离他们村子不远,有一大水库。于是,三个青年,表兄表弟的,把新媳妇撇在家里,一起去钓鱼。大约钓了一会儿,鱼没钓上来,就找来了雷管、炸药,打算炸鱼……这事过去肯定是做过的。不然,他也不会有这些东西。结果,那土法制的、装在瓶里的炸药,用电雷管引爆后没有炸。37床跑上前,把装有炸药的瓶子拉上来,说要看一看咋回事,可就在这时候,一两秒钟的时间,炸药瓶却在他手里炸了,立时就炸伤了他的双眼和双手,惨不忍睹!
  在此后的日子里,37床那炸伤的双眼被摘除了。他的一家人都抱着头,一声不吭。
  常常,在夜半时分,眼科病房里会陡然响起几声号叫!那号叫声像是染了血的钢丝,枝枝权权的,尖厉无比,很恐怖!
  那当父亲的,一直抱着头,在地上蹲着,一声声地叹息。
  是的,才盖的新房,两层小楼,才娶的新媳妇,家里一应俱全,那日子应该是很美好的。就为了一个念头,或者说是从童年里就开始的放纵……这事故就造成了,永远无法弥补。有时候,我想,37床的父亲如果不是村长,他会出这件事么?他又是从哪里弄来的炸药和雷管呢?再说,那水库管理者会允许他去炸鱼么?有时候,就那一点点特权,也是可以害人的。
  当然,这事也许与村长没有关系。无论是什么长的儿子也未必都会去炸鱼……可是,他这么年轻,双目失明,又炸没了双手,此后又该怎样生活呢?
  那一声呼唤,很突兀,我掉泪了。
  有多少年,没人这样叫过我了。她说:丢哥,不认识了?是我呀。
  我病床前站着一个女人。看模样还有些俊俏的底子,但心性堆在了脸上,很“钢”。“钢”本是形容男人的,该是男人的本色。可这年头,本应是水做的女人,却一个个都像是淬了火,越来越“钢”,一个比一个“钢”。这不在衣服,她的穿戴还是很得体的。可站在面前的这个女人,你就觉得她“钢”。我猜,一个女人,只有在男人堆里泡久了,在商界厮杀中频繁地搏斗过,才会染上这种“钢”气。
  她说:丢哥,听不出来么?真不认人了?我闭着眼都扒你三层皮。
  一听我就知道,这种狠劲是来自家乡的。这话皮糙肉厚,话虽狠却心里近,透着贴骨的熟悉和亲切。于是,我说:慢,慢,叫我想想……苇香,是苇香吧?蔡思凡,蔡总。
  她说:我说吧,你这大学问人,不会记性这么差。我来看个人(指的是“病人”),在过道里,看后相(这是家乡话,指“背影”)是你。还真是。丢哥,别笑话我了。听说你这“肿”(总)比我这“肿”(总)发得大,你是腌菜缸,我是和面盆,拔根汗毛比我腰都粗,不错吧?
  我笑了,苦笑。
  她说:看看,看你吓的。又不问你借钱。接着又问:咋啦?眼上出毛病了?
  我说:车祸。
  她上下看了看,说:咦,不赖。不赖。全全活活的。
  这话仍然让人觉着亲切。只有吃过苦的人,家乡人,才会这样说:只要“全全活活”的,不缺胳膊少腿儿,就是福分。
  接下去,她的脸拉下来了,她绷着脸说:丢哥,你得给我平反。你必须给我平反!
  我笑了,说:我又不是政府部门的人,你也不是梁五方,我给你平啥反呢?
  她说:要不碰上你,我就不说了。既然碰上你了,我就得说说。那梁瞎子(指的是梁五方,在平原,凡给人算命的,贬称为“瞎子”,褒称为“半仙儿”),没少在你那儿造我的谣吧?
  这时候,我心里“咯喳”一声,顿时翻江倒海,突然想起了那盆汗血石榴。那棵石榴,我一直带在身边,无论走到哪儿,我都带着它。
  蔡思凡说:那梁瞎子,亏心不亏心?到处造我的谣,说得有鼻子有眼儿的。说我把我老爹的头给割了,种成一盆花。这话你也信?
  蔡思凡说五叔,一句一个“梁瞎子”,我不好接她的话,只有苦笑。
  她恨恨地说:梁瞎子,一个流窜犯,骗我多少钱还这样编排我,安的啥心?是,早些年,我是缺钱,求告无门的时候,我上吊的心都有过,可我咋也不会去卖我老爹的头吧?这没影儿的事,还到处传。
  她说:你也知道,我爹追我娘,从城里追到乡下。他跟我娘虽然打了一辈子架,可两人感清好着呢。后来他瘫痪了,出不了门了。那盆石榴,是我给他买的,好让他看个景儿。我娘还怕他“落”(寂寞),让我给他买了只狗娃,好让他听个应声。后来我老爹下世,有人说那盆石榴是个景儿,很值钱,我这才把它送人了。就这点屁事,传来传去,都把我传成杀人不见血的恶鸡婆了!
  她说:你不知道现在干企业有多难。那些村里人,你用他,他说你给的工钱低,骂你;你不用他,他说你不给本村人办事,也编排你。这年头,说真话没人信,谣言有人信。
  
  听她这么一说,我也不知道该相信谁了。我真说不清楚,当初我买下的那盆石榴,是不是一个错误?
  接着,她又数叨我说:丢哥,你良心让狗吃了?我爹把好处都给你了。一村人的好处,都让你一个人占了,你连回去看一眼的心都没有?
  我诺诺的,无话可说。我想说,我是想回的,我真想,可我……
  蔡思凡说:你脊梁上湿不湿?
  我迷惑:湿?
  蔡思凡笑了,说:背一脊梁唾沫星子,你盖儿不潮啊?还有,脊梁骨没让人捣透吧?又说:怪不得,你穿着西装呢。
  我明白了。说:村里,骂我的人多么?
  蔡思万以兑:这我不能瞎说,你自己想吧。
  借着蔡思凡的话头,我忍不住问:老妹子,你说实话,那些匿名信,是不是你寄的?
  蔡思凡说:谁说的?谁又编排我的?是梁瞎子?
  我说:那匿名信上只有一句话:给口奶吃,是不是你?
  蔡思凡大笑,说:吓坏了吧?不是我,真不是。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经常收到匿名信,也曾经夜里睡不着觉……那话是老姑父的语气:给口奶吃。可老姑父已经去世了。
  临走的时候,蔡思凡说:丢哥,你要是有良心,也该回老家看看了。
  我说:是啊,我也想回去。
  她说:手里有钱了,给家乡投点资。
  我喃喃地说:我要回去,就种树。
  
  她说:好啊。你种树,我伐树。我那板厂,你去看看,全现代化的。
  我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24床是个很奇怪的人。
  24床是个小个儿,很精神,我是说他走路时,表现出的是一种“挺”的感觉。在眼科病房,独有他,是挺着身子走路的。他个小,还包着一只伤眼,就在病房的过道里,挺括括地走,身子架着。其实,这很累。在很多的时间里,他手里举着一部手机,慌慌地,头直杠杠地,不看人,就那么直直地、匆匆忙忙地往外走。边走边打电话,很忙的样子。
  夜里,他也是一个人,围着眼科病房的这栋楼,转来转去、很沉重的样子,一圈又一圈走,也不知在干什么。但是,无论准看到他,都会以为,这是一个干大事的人。
  后来,9床的老许告诉我说:那人,你看那人,24床,小个子儿,头昂着,还老举个手机,一路“喂喂喂”,半个闲人不理。就那主儿,是个大厂的厂长,副的。
  他说,你猜怎么着?他们厂引进外资,他是慌着跟外国商人谈判呢。他们厂里有个大铁门,工厂都是大铁门。上班铃一响,大铁门就关上了。大铁门上还留有一小铁门,人可以随时进出。他呢,个子小,这铁门他走了很多年了,熟得不能再熟了。可就在谈判这一天,出事了。你猜出了个啥事?想都想不到,大铁门是用铁链子拴的,小铁门上焊的有门鼻儿,铁的,也可以上锁。也就是跟外商谈判这天上午,他急着走,一步跨进了小铁门。他个头低,他的眼正好跟刁、铁门的门鼻儿齐,只听“扑味”一声,他的眼,不,那铁门鼻儿,整个,扎进眼里去了,你说这个寸?
  是呀,这样的事,无论你给谁说,他都不会相信。那么小的一个门鼻儿,怎么会扎进人的眼里去?这应该算是一个偶然。可在这个世界上所有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都是一个一个的偶然。于是,所有的偶然,就组成了必然。据他厂里的人说,那一天,他很负责。仅谈判用的会议室,他都督察着打扫了好几遍。连谈判桌上摆放的名签,他都让人修改了三次……就此看来,你不能说他不认真。一个连开会的名签都检查三遍的人,你能说他不认真么?他很认真。可他的眼珠,却挂在了门鼻儿上。
  这么说,他是吃了熟悉的亏。路是熟路,熟得不能再熟了,常走的路。门也是常走的门,闭着眼都能走的门,居然把厂长的眼给扎瞎了!这些事,都是他厂里来看望他的人说出来的,他自己绝口不提,不跟病房里的任何人说。他也许是羞于提起。你看,眼都这样了,你还慌什么呢?可他在医院里,进进出出的,还是慌。这就
  是个性了。
  知道24床的情况后,我一直想跟他聊聊天。我们都包着一只眼,可以说是同病相怜。可是,有一天,当我在过道里碰上他时,我说:老韦(他姓韦,是别人告诉我的)……
  他蓦地转过身,说:你哪单位的?
  我只是想提醒他关于“交叉感染”的事。
  可他很警觉,很生硬地重复说:你哪单位的?
  我很无趣,也就什么也不想再说了。
  当天晚上,在眼科病房外的花坛边上,聚集了一群人,老老少少的,大约有二三十口。他们围着24四床,正在卿卿喳喳地说着什么。24床就像是开会一样,站在他们的中央,不时挥手讲些什么。那些人,先是站着,而后又蹲下来,一直商量到很晚。那24床,本就个小,一只眼还蒙着……他就那么一直站着,站了半夜。
  第二天上午,9床的老许跑来说:13床(我是13床),你知道么,24床,那厂长,办出院手续了。
  我说:治好了?
  他说:好个屁。他的心就没在眼上。
  我说:不会吧?伤得这么重。
  他说:昨天夜里,他家来人了,一下子来了几十口子,都是他的亲戚,嚷嚷着非让他回去。你猜为啥?
  我说:为啥?
  他说:他们那个厂,正搞股份制呢。你猜他最怕什么?
  我说:怕什么?
  他说:这24床,最害怕的是,人家借着改制,借着他的眼伤,把副厂长给他免了,不让他干。他都吓死了!
  我说:还是治眼要紧,他伤得这么重,一辈子的事。
  他说:哎呀,你不知道,昨天夜里,我就在花坛边坐着。他一家人,所有的亲戚,都在那工厂里上班。这不是改制么?一改股份制,就要裁人,他那些亲戚,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了。你想啊,他要是厂长当不成了,他老婆,所有的亲戚,都有下岗的可能。他还哪有心治眼呢?
  我说:出院了?
  老许说:可不,手术刚做完,一早就走了。
  是啊,24床是个厂长。他当厂长,并不是这些亲戚给他帮了什么忙,那是他自己努力干出来的。可现在,他既然是厂长,就不能不帮那些亲戚们,他们就要下岗了。于是,就像骆驼一样,他也不过是个抢时间的人。他慌慌地去跟外商谈判,扎伤了一只眼。现在,为了那些亲戚,他又慌慌地走了。
  不说了吧。在我住院的那些日子里,每天都有病人住进来:1,2,3,4,5,6……一直到58床。上苍赐予我们一双眼睛,本是看路的,可我们的眼都出了问题。是命运把我们抛在了这里,使我们聚在一起,同病相怜。在眼科病房里,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份奇奇怪怪的经历,那眼病也是由各种各样、千奇一百怪的原因造成的。
  若是走在大街上,你是绝不会看到的。
  在我出院之前,最后一个来看我的,你猜是谁?
  ——梅村。
  我们都有些风尘了。我们都是风尘中人,我们相互看着。
  我说:没有玫瑰了。
  我说:阿比西尼亚玫瑰,就剩下枝了。
  我说:你还要么?
  当我开始用一只眼睛看世界的时候,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发生了变化。我不再拘泥、苛求完美了。我知道,这个世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完美,有的只是错觉和遗憾。其实,在内心深处,我一直期望她能说出那句话来,她只要还能说出那句话,我就会……
  可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电话是卫丽丽打过来的。卫丽丽在电话里说:老吴,你决定了么?
  我迟疑着。我很清楚,在目前的情况下,无论是做证券,还是搞实业,你都不可能不拉关系、不行贿。我断言,这在任何企业,都是一样的。一旦进人了,那也只能是大小之说、多少之说,没有区别。在每一个节日里,你都得去拜望那些有可能管住你的企业,或是有可能给你的企业制造麻烦的人。若是不搞这一套,你会寸步难行。有时候,时间和商机是必须花钱来买的,是需要通融的。这甚至不是政府的事,你要面对的,是一个一个的人,一件一件的事,我也相信大多数都是好人,但是,你只要遇上一个坏人,或是有私心的人,他就可以拖住你,让你什么事也干不成。到这时候,你就有可能成为第二个骆驼。
  我等着梅村的一句话。
  卫丽丽在等我的一句话。
  我对着手机说:决定了。
  窗外的阳光很好。
  我用左眼看,天上有两个太阳,它是花的、重影的、斑驳的,就像是并蒂的向日葵;单用右眼看,天上只有一个太阳,它是圆的、灿烂的、火红的……一看人也一样。
  说实话,当我看阳光的时候,我很惭愧。我为我自己、为每一位国人惭愧。我做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很不成功,天天流泪。你想,一个大男人,天天不停地流泪、擦泪,那是一种什么感觉?我对自己说,你死了算了。可后来,我明白了,那是因为一根线,一根羊肠线,这根羊肠线是国产的。后来做第二次手术,换了进口线,就大不一样了。我真想大喝一声:我,我的同胞,咱们自己对自己,能不能踏实一点,再踏实一点。不就一根线么,咱就从一根线做起……
  我等着梅村,我期望她能说出那句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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