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离开我们已有四十七个年头了。现在家里人能记得二叔音容笑貌的也只有我和二弟。
　　 二叔出生在农历一九三三年的大年三十。每逢大年三十，二叔都会向我们“炫耀”自己的生日：“你们看，我的生日多好，搞这么多好吃的：好饭、好菜，有酒、有糖，有糕果；还张灯接彩、敲锣打鼓放鞭炮的，天下人都为我庆祝呢！”其实，我们知道，二叔那是沾“过大年”的光。
　　 二叔身体不好，经常咯血，那是给浓烟呛伤的。一九四七年秋天的一个黎明前的黑夜，国民党常备队搜捕解放区的联防队武装人员，把我家的两间草房给围住。奶奶为掩护屋里开会的五个共产党员，冒死用桌子，板凳把门给死死顶住，常备队队长翟广富任是怎样的诱骗恐吓都不管用，恼怒后下令放火烧房子。二叔那年才十五岁，我还有个小姑九岁，由于年纪小，受了惊吓，又不懂防护，被浓烟呛伤得最重。待联防队打退了敌人，救出我的一家人和五个共产党员后，九岁的小姑已奄奄一息，没两个月就不治夭亡；奶奶因年岁大了，又加上靠近那烧红了的门板，被烟呛火燎的伤得也挺重；二叔虽落下条命，可因此也落下了这咯血的病。
　　 二叔人特聪明，解放后政府送他入的学。大概是祖辈还没人念过书的原因，二叔特别珍惜那读书的机会。他那对学习的勤奋和刻苦使老师和同学深为感叹。在黄东小学四年就读完了六年级。学校离家很远，还相隔两条河，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有时顾不得吃饭就跑着上学去。完小毕业后，因身体太差，没能继续升学。缀学后刚逢初级社成立，他就当上了会计。学了两个月的珠算，那算盘打得哈哈响，远近有名。二叔写得一手好字，无论是钢笔字还是毛笔字，都相当的漂亮。每逢过年，两三天都忙着给庄里庄外的人家写对联，我也得忙上忙下地当“小工”。二叔看过不少的书，古的，现代的都有，我见得多的是《三国》，《水浒》，《西游记》，《红楼梦》，《桃花扇》等。每逢阴雨雪天，那庄上老的，少的都会跑到我家来，把屋子挤得满满的，听二叔讲那关公，武松，孙悟空的故事。
　　 在村上，二叔的人缘可好呢！同龄的都喜欢和他在一起闲聊，打牌；年岁大的常找他谈书，下棋。村上一位在朝鲜参战回国的志愿军，将自己最心爱的两样“宝物”：一支慰问金笔，一双慰问白球鞋送给了二叔。那金笔真漂亮，黄灿灿的笔尖上清晰地标着百分之五十八点三赤金。二叔爱不释手，可是只用了两年，就被四弟给毁了。当时四弟还不满一岁，二叔坐在门栏上带着他玩，不知怎的笔到了四弟手里，套子也被拔了`，那小手握着笔，在门栏上捣呀捣的，就把那黄灿灿的笔尖捣折了半边。二叔发现后，心疼得没法说，那浑身直打颤颤。可他始终没打四弟一巴掌，就连吓唬一下也没有。
　　 我喜欢二叔，也很崇敬二叔。在我们大弟兄几个中，二叔最喜欢的也是我。我四岁时，他就常教我数数，背书，认字。因此，在我七岁入学前，我就能背上好多课文，认得好多字。小学三年级时，我算术中的多位乘除不大懂，二叔一连好多晚上耐心地给我讲解，直到我完全弄懂为止。
　　 二叔被呛伤得很重，身体越来越差，心脏也出了毛病，全身浮肿，经常咯血。一九六零年秋天，父亲倾其所有，还向亲友借了些钱，带二叔去南京大医院看了一次，买了些药回来，但吃了总也没见好转。最后终因久治不愈，于一九六一年冬天离世，时年二十九岁。
　　
　　 在二叔这短暂的生命里，曾有过一段凄美的恋情，我是完全见证了的。
　　 还在我六岁的时候，我就见到前面刘庄的一个姑娘常到我家来，每次都拿着书或本子什么的，跟二叔问这问那，大人说，她是来向二叔讨学问的。时间长了，跟我也熟了起来，她总喜欢将我拉在身边，和二叔在一起说这说那的，有时常以我为话题和二叔斗趣着。我也乐意跟他们在一起，见他们开心地大笑，我也觉得好开心。
　　 七岁时，我进了曹圩小学读一年级，发现那姑姑也在这学校念书，（解放初期，十五六岁的孩子被动员上学的还不少）那会，我才知道，这姑姑姓刘，叫兆珍，刚念三年级。兆珍姑大我十一岁，小我二叔四岁。自我们成了“校友”后，兆珍姑来我家就更勤了，那上学，放学都要从我家走一遭。理由好简单：因为我小，她是做我“保护人”的。可明眼人是知道的，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兆珍姑家有兄妹四人，上面三个哥哥，各自有了家庭。她最小，父亲去世早，和母亲一起生活着。那时，二叔二十刚出头，病情还不很重，做会计的，常在各个庄子里走动，那人才品貌是没得说的，见过的人没有不夸的。因此，兆珍姑的母亲，哥哥都未反对过她跟我二叔的交往。
　　 从五六年的秋天开始，我不知道为了什么，二叔老是躲避着兆珍姑。那时兆珍姑已到黄东小学读高小了，来我家的机会少了，但每个星期天还是一定来的。那当儿我好象记得大人们说过，等兆珍姑完小一毕业，就给他们操办婚事的。开始，二叔躲避的方法是在星期六下午出去，去哪儿谁也不告诉。兆珍姑一连扑了两回空，感到很纳闷。还把我叫到跟进行了“盘问”，可我真的说不出什么来。不过那时我渐渐地发现二叔有了明显的变化，咳嗽的时间渐长了，咳嗽的间隙渐短了，那心情象似很沉重的样子。
　　 一天晚上，我们都在锅屋里吃饭，二叔吃得早，躺在自己房间里闭目养神。兆珍姑带着个小侄女做伴来到了我们家，二叔刚听到声音，忙吹灭了灯，刚要关门，已被兆珍姑发觉，于是堵个正着。那晚，兆珍姑和二叔谈了不短时间，那声音或高或低的。由于我家的房子是土墙，隔音，我睡在隔壁也没听出几句话来。但有一句我是听得明白的，那是兆珍姑放高了的声音：”我怎么会做你的妹妹呢？我不要……”
　　 二叔的病情渐渐地重了，体表也有了明显的变化，脸色紫紫的，嘴唇发乌。尤其在咳嗽后，那脸色更不好看。到了冬天，腿脚都出现了浮肿。社里会计工作也力不从心了，只好辞去。那时，兆珍姑还是每个星期都来的，她帮二叔煎药，还帮二叔洗衣服。我看得出，她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起来。
　　 二叔因病重辞去了社里的会计，兆珍姑的母亲，哥哥都知道了，他们知道实情后，为兆珍姑的未来作想了，他们忙着给兆珍姑物色婆家。五八年夏天，兆珍姑刚一毕业，就在母亲和哥嫂的软磨强持下，跟远村的一个退伍军人结了婚。就在婚后的几个月里，兆珍姑还几次来过我家看望二叔。他们真象那亲兄妹似的，说着事，叙着情。那临别时的恋恋不舍之意总让人揪心。
　　 五八年底，在全国的“支边”运动中，兆珍姑随丈夫一同去了新疆。打那，我就一直没见过兆珍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