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动的密植技术
　　
　　 生产队时期使用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仍然是传统的继续，没有很大的更新，从事生产的社员，多是习以为常。而“领导社员搞好生产”的行政部门，却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将一些并不成熟的所谓生产技术、新式农具向农民们强制推行，用“长官指挥士兵”的命令形式，不顾现实，强硬地“指挥”得生产队无所适从。
　　 当年的行政部门，将自己标榜得万能，指责农民们是守旧的群体。将他们认定的生产技术和工具，称作新生事物，命令生产队当作政治任务接受。可是，凡是新的生产技术或者工具，在没有深入实践之前，总不能为人们所认识。而且，行政部门的指令，大部分没有顾及现实，当时的生产环境，也没有条件承受那些所谓的“新生事物”。
　　 推广双季稻时，在普及方面，农民们很快便认识到了它的增产性能。而在强调它的密植技术方面，为了贯彻执行，行政部门很是动用了“干戈”。
　　 东圩这里旧社会的农民，只种一季中稻，品种一般是“湖南籼”。它的特点是杆高，不宜密植，密度一般是当时的尺度八寸左右。亩产量可以在六百斤以上，最差的也有三百多斤。而且很少染病，基本上没有虫害。是农民们所宠爱的当家品种。
　　 双季稻的植株比湖南籼矮小，生长速度也快，应该适当密植。但是并非越密越好，这些情况农民们都明白。而行政部门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逢事总是“走极端”。初始的几年，居然喊出了“越密越好”的口号。强制推行的是“三三寸”，提倡“二二寸”，甚至“一一寸”的标准。社员们栽插湖南籼时，每人一天的进度是两亩左右，而用这样的标准栽插，两分田也完成不了。这样的密植不仅不符合双季稻的要求，生产队的生产任务更是不允许这样的缓慢进度。五六年后，看着实在无法执行，放宽至四、五寸的行距。
　　 为了监督社员们按照要求密度栽插稻子，每到栽插大忙季节，大队和公社的干部们都拖着一米长的棍子，深入田间进行巡视，忙着监督栽插密度。社员们像是被索缚了手脚，栽插速度缓慢。当干部在场时，勉强按照要求栽插。干部才一离开，便按照自己“不即不离”的密度进行。按照自己的密度栽插，每当被干部们发现，便以“太稀”为由，命令生产队用耕牛套上大耖，将才插上的秧苗全部抹掉，重新栽插。农民们辛苦插好的秧苗，被干部们命令返工的情况，常常出现；许多人还因此在政治上遭到了严厉打击。弄得广大农民背离了干部便大发牢骚，而在干部面前却敢怒不敢言。
　　 密植的秧苗插好后，传统的除草工具用不上，当局便发给新式农具。可是这些新式农具都不适合使用，到了生产队里后，则被全部废弃掉了。真正的适用农具，还都是农民们自己打造的。
　　 干部们督促社员密植，一直到了七十年代后期，才算有些“放松，”到了“责任制”后，才真正“罢休”下来。其实，什么样的密度适合，农民们经过具体实践后，是非常清楚的。当局的做法，只是跟着政治风头，以博取上级领导旨意为前提，其实是在乱指挥，弄的生产队无所适从。而且还是年复一年，乐此不疲，总是在大忙季节里给生产队帮倒忙。
　　
　　 被动的油菜籽生产
　　
　　 东圩这里的圩区，土壤性质偏碱性，历史上只能生长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包括油菜，即使种植了，收成也很差，因此种得很少。在整个生产队时期，人们只是种植单一的水稻和少量的小麦。油料作物，偶然种一点，常常绝收，即使收一点，产量也差得难以够上投资成本，而且还得选择村边地力较肥的田块。因此，国家下达的油料任务无法完成，农民们生活吃菜油只是象征性地“吃”一点，许多人家几乎是长年没有菜油吃。
　　 赵荣雨在大队里工作的时候，有一天去杜宕小队检查工作，见队屋门口围着一大群人。他走近一看，原来是生产队在给大家分配“香油”（菜油）。他觉得可喜，因为所有的生产队都没曾分配过香油！于是，他特别来到跟前看了个明白。杜宕队八十多个人口，只是用提桶（妇女洗衣用的小桶）装了半桶菜油，大约六七斤的样子，在用汤匙舀给人们。
　　 生产队分配东西给社员，赵荣雨见得多了。可是，用汤匙分配香油还是第一次看到。于是，他说道：“你们这样做怪新鲜啊！”正在用汤匙舀香油的人说：“真不好意思，我们是在撇你们大队干部的油呢。这一点点香油，放久了也糟蹋了，只好分给大家。实在是太少了，用不着秤，只有用汤匙分呢。”
　　 当时政策规定，大队干部的薪酬，是每个生产队分配给社员的“百分之一”。这一点油，他们“私分”了，大队干部便没有这方面的“百分之一”可拿，所以说是在“撇大队干部的油”。赵荣雨说：“这一点点油，也谈不上百分之一。这东西，我们全大队里大约就是你们才有，别的队我还没有看见呢。只是你们这样的分配方法，还真新的创造呢。”
　　 当年人们吃的香油，大多数是个人菜园地里种植的一点油菜，每户最多收个十斤左右菜籽，拿到附近的油坊里兑换香油。兑换率一般是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三。这便是一家人全年所吃的香油了。许多人家因为菜地没地方种植油菜，便完全没有香油吃。因此，大家对吃香油都抱着“高不可攀”的看法，当时人们认为，只要能够吃得上饭，就应该很满足了，哪还奢望再有香油吃呢？
　　 生活中，人们在烧菜时，只是少放一点点香油，称之为“闹一下锅”，省得菜黏在锅上。于是，人们用一根筷子裹上一小撮布，放在小油罐中，每当烧菜时，将筷子拿出来，在锅中擦一下，就算是“用油烧菜”了。如果家里连这点油也没有的话，就干脆“落锅烧”——直接放锅里烧煮便是了。
　　 国家每年都给生产队下达油菜籽任务，可是所有的生产队都无法完成。到头来，只好用稻谷抵数上交。
　　 改革开放以后，圩区的油菜籽产量也上来了，而且非常丰富。这是因为人们摸索出来了使用化肥的诀窍。圩区的土壤粘性重，对磷肥敏感。种植经济作物，包括油菜，在使用肥料中，适当加施磷肥，产量并不亚于砂质土壤。然而在此之前，人们对磷肥没有足够的认识，不肯认真使用，甚至将分配给的磷肥当成无用的东西。在“队为基础、自负盈亏”的政策下，造成了油菜籽生产长期被动，人们自己吃香油都非常困难的局面。
　　
　　 水稻革命——矮杆化
　　
　　 生产队时期的生产虽然基本上是传统的，然而，在国家重视农业的政策下，新技术还是在不时地推行着。而每当推行一项新技术，行政部门总是当作政治任务，强制生产队执行。
　　 本来，农业上种植的品种都是传统的东西。传统的水稻品种特征，便是秸秆较高，容易倒伏，难得高产。而质地却比较优良，适合肥料和人力都欠缺的地方种植。东圩这里土地广多，新技术的推广，一样被强制执行。
　　 水稻新技术的推广，最先是双季稻。之后推广密植算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干部们很是忙活了许多年。进入七十年代后，便推广“水稻矮杆化”了，称之为“水稻革命”。主要内容，就是要“枪毙”本来的常规水稻品种，改种矮杆的水稻。在社员们的思想领域里又掀起了一场波澜。
　　 双季稻的早稻老品种，首先在圩区“站住脚”的，名称是“早尖”。它的特点是秸秆纤细，比湖南籼矮，但也有一米多高。双晚的“当家品种”是小红稻，与早尖形状差不多。此外，本来的一季中稻湖南籼，晚稻白冬稻、麻壳籼，以及多品种的糯稻，都被列在“革命”之中。
　　 矮杆水稻推广的新品种，早稻仍然是籼稻，晚稻则是粳稻。粳稻品种名目较多，特征都是矮杆（一般不足一米），可以密植、耐肥、抗倒伏，生产水平要是能够跟上来，增产潜力也大。不过，粳稻籽粒与稻穗连接紧固，用传统禾桶脱粒，人力掼不下来，必须要用脱粒机才能够脱粒。
　　 在最初推行的年代里，人们发现，矮杆水稻虽然有增产潜力，然而，在肥料和人工不增加的情况下，反而不如老品种稳产，省事。东圩这里田多人少，历来多是广种薄收，因而抵触情绪很大。可是，任凭社员们如何抵触，行政部门却一味地施压，一定要全面推广。
　　 经过多年的斗争（当年“生产斗争”是干部们的口头禅）与反复，矮杆水稻终于在水稻产区“顶天立地”。“老品种”水稻则全部被“枪毙”了。
　　 可是，“老品种”稻子由于质地优良，人们还常常怀念它们。说，现在种的高产稻子加工成的大米，吃起来总不如老品种香。改革开放后的年代里，还有人寻找“小红稻”的种子，想种一点留着自己吃。因为，那稻子加工的米做成饭后，吃在口中的感觉，没有另外的米饭可以比拟。更有民谚“麻壳籼，一个人吃饭两个人添”，是说麻壳籼的米饭吃起来异常可口，竟然“狼吞虎咽”似地快捷。开放后承包大户，曾经寻找“麻壳籼”的种子，想生产“优质稻米”，以高价供应市场。可是，他们只是找到了所谓的“香稻”种子。然而，香稻加工成的大米，抓在手里闻着，也有香味，吃起来却无论如何也比不上麻壳籼的美味。因此，虽然卖了高价，却拓展不了市场，不能大批量的生产。
　　 从增产的角度考虑，矮杆水稻确实增加了产量；可是，从稻谷加工成的大米质地考虑，却失去了稻米原来的美味。至到今天，老一代的农民们还是在说：“不知道我们当年是‘饥不择食’，还是那时候稻米格外好吃的原因——现在的稻子加工成的大米，总没有老品种稻子做的大米好吃。”
　　
　　 解决插秧人手不足的难题
　　
　　 水稻产区一直将插秧作为格外重要的农活，农谚说：“千犁万耙，全靠一次插”。历来的好插秧人，都被农民们尊重。许多老一辈的插秧好手，虽然已经逝去了，却还常常被人们当做英雄式的好汉怀念。
　　 东圩，以及周边农村，认为插秧仅是男人的事。解放前一家一户的生产中，常常是男人们互相换工，轮流着栽插。每轮到一家，主人都郑重其事地招待。一般的插秧人，每天都会有五顿吃食，而且都非常丰富。因此，历史上有“男人蹲着吃，女人生着吃”的说法。
　　 东圩村三个生产队合并以后，男劳动力们在生产中主要的时间，几乎都用在了插秧上。他们从“开秧门”（公历5月初）开始，一直要插到处暑（8月20日前后）结束。由于人手不足，老是早稻连着单晚，单晚连着双晚不间歇地栽插。虽然都极其疲劳了，总还使得许多田块栽插落在了季节的后面，土地的均衡产量没有办法提得上来。
　　 解放后，妇女们在政治上虽然提高了，可是农业生产上真正做到男女平等，长时间里只是停留在“空头口号”之中。妇女出勤，无论做什么事，一样的劳动，工分只是男人的一半；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虽然强调“男女同工同酬”，也只是男人的百分之六十。男女同工同酬，无法真正落实。理由是。妇女总是妇女，劳动哪能与男人相比？事实上，女人的体力确实不如男人；然而，由于她们与男人一样，手脚灵巧，许多农活并不亚于男人。
　　 赵荣雨将这些情况长期地进行着琢磨，认为改变插秧赶不上季节的状况，应该要在妇女身上挖掘潜力。文化大革命中，他曾被怀疑为特务，历时五年，问题澄清后，被指派为生产队队长。他大胆地发动妇女参加插秧。在当时，这算是反常规的做法，许多人持怀疑态度。他解释说：“插秧虽然是技术性比较高的农活，但并不是很大的力气活。妇女们只要掌握了插秧技巧，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尽管他努力地动员妇女们学习插秧，却只是少数的年轻女人参加了，大多数妇女认为高不可攀，望而却步。
　　 敢于参加学习的妇女，在第一个插秧季节里，学到了基本窍门，可以栽插了；在第二个插秧季节里，赵荣雨便把她们安插到了正式的插秧岗位上，并且给了她们与插秧的男劳动力真正同工同酬的待遇。这样一来，对广大妇女震动很大。赵荣雨继续动员她们大胆的学习，于是，大多数妇女都踊跃参加。也只是经过了一个季节的磨练，他这个生产队的插秧人数居然增加了两倍。这样一来，从根本上解决了插秧赶不上季节的难事。
　　 在以后的实践中，妇女插秧，并不比男人差。而且，因为她们当中许多人手脚比男人更灵敏，耐疲劳的程度也比男人更坚韧，居然成了插秧的“生力军”。于是，“妇女插秧”，很快在东圩周边“蔓延”开来，普遍的“插秧赶不上季节”的难事，终于得到了缓解。
　　 妇女能够插秧，与社会进步密不可分。本来的插秧，都是插秧者看田栽插，不是“顺田埂”栽插，就是“碰包撂弯”地“抛趟”。一个跟着一个，谁插得不好，影响全体，因此，技术要求较高。自从尼龙绳子出现后，人们插秧都用绳子拉着，插秧者被固定在“绳子格式里面”，插得好歹不影响别人。这对学习插秧方便多了，给广大妇女参加插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