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后，当“新生代”进城务工青年王宝终于有机会和都市白领徐朗在赴泰旅游的飞机上比邻而坐时，他是否还会想起《盲井》中那个稚气未脱的矿区民工元凤鸣（他的扮演者也是王宝强），想起他望着按摩女小红时那眼神中闪过的羞涩、慌乱和一丝迷茫？
　　 从《盲井》到《泰囧》，从充满巴赞所谓“纪实美学”风格的矿工生存叙事，到开启国产电影十亿元票房时代的新一代农民工赴泰旅游囧闻，十年光影，似乎为我们记录了农民工新人形象的华丽嬗变——追星、境外游、玩微博以及不时脱口而出的时尚热词，富起来的王宝们开始了更高层次的生活追求，并力图融入以徐朗为代表的另一个都市文化圈。有意思的是，这一困扰中国现代化转型多年、牵涉社会结构和文化差异深层次矛盾的身份融合问题，在《泰囧》中以一种异常轻松戏谑的方式获得了解决。在经历了一系列喜剧性事件后，王宝和徐朗之间的文化身份隔阂被消弭了，徐朗在王宝讲述的故事中获得了温情的人生启示，而王宝则在徐朗帮助下，见到了心目中的偶像范冰冰。
　　 客观来说，这一稍显俗套的情节模式，既是《泰囧》作为一部商业片的叙事策略选择，也符合主演王宝强憨直形象的表演风格。从《天下无贼》、《士兵突击》到《我的兄弟叫顺溜》，王宝强在多部影视剧中的表演已呈现出类型化的倾向，其中，《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更被人称为“中国版的《阿甘正传》”。在《阿甘正传》中，憨傻的阿甘几乎独自穿越了二战后的美国史，以其纯洁天真的形象，成功解决了一系列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解决的问题：种族、越战和纯理想主义的个人奋斗。这一被戴锦华教授称为“成功而及时的神话”的叙事模式，也被成功移植到了王宝强塑造的一系列影视人物身上：许三多之所谓“不抛弃、不放弃”的奋斗理念、傻根对于人不可能比狼还坏的纯洁认知、顺溜式的愣头愣脑却一路好运的离奇遭遇......这些人物均以单纯憨厚的姿态，穿行于当下中国复杂的社会境遇中。如果说《阿甘正传》之“重写”美国历史和神话讲述，带有较强的政治背景，那么，近年来，“中国版阿甘”的出现，则可理解为商业资本和大众文化隐秘合谋的杰作。作为影视投资方，需要以士兵许三多和农民工王宝式的励志故事和狗血桥段制造影片高潮不断的看点；而为了吸引大众审美的眼球，流行元素的杂乱拼贴、无深度叙事的温情演绎，便成为电影制作中不可或缺的美学手段。这一多方利益文化合谋的理想产物，便是《泰囧》这类不可谓低俗但也称不上高雅，却绝不缺少看点，更能满足不同层次人群观影需求的作品。
　　 这样的作品，似乎永远温情脉脉，这样的王宝，更是永远的乐观开朗。但王宝看似天真的憨笑，并不是艺术净化现实后的纯真，反而有影像故意遮蔽甚至曲解现实的做作。也就是说，他是多种文化元素拼贴复合的产物，他可以是不同层次观影者想看到的“那一个”，却唯独不是他自己——一个扎根于当下中国的进城务工青年，他未必还要经历《盲井》式的残酷生存，却也决不可能像王宝这样生活于泰国游和追星梦共同制造的成人童话中。他和他所代表的多数普通打工者，依然还在城市和乡村间徘徊，他们或许已经走过了生存的艰难，但城市边缘者的文化身份，却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而他们所遇到的问题，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诸多困境的一个缩影。但这样复杂的当下经验，在《泰囧》中完全被抽离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造型如红孩儿般吸引眼球的王宝，他开心地登上飞机，他要去泰国，实现所谓所谓的梦。
　　 然后，一路囧事，笑声不断，肆意汪洋。但这样的笑，听多了，便也觉得空洞和贫乏，笔者也就又想起了《盲井》里的那个年轻小矿工，甚至想起更遥远的一九八零年，作家高晓声的《陈焕生上城》：“‘漏斗户主’陈焕生，今日悠悠上城来。”三十多年前，农民陈焕生上城了，三十多年后，城里的陈焕生和他的孩子们到底过得怎样呢？这一《泰囧》所无力书写的现实，我希望“后《泰囧》”时代动辄票房过亿的中国电影，能卸下虚浮的浓妆，平心静气地为我们讲一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