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明和好人本无关系。好人是好人，好人灰头土脸地在尘世间活着，夹在坏人和不好不坏的庸人中间呼吸着。倘神明指的是天上的众神，那也无妨。倘指的是供奉在庙堂上的权力偶像，那倒与好人很有些干系了。这些所谓的神明总是为权杖定制“好人”和“坏人”的脸谱，挂在墙上供人们识别和观摩。于是乎，心肠坏的人纷纷戴上“好人”脸谱，而真正的好人反倒不像好人了。“好人”原本是民间朴素的道德判断，却因为政治权力的粗暴揉捏而扭曲了。几千年来，为什么出了那么多的奸臣、酷吏、贪官和恶僚？原因在于他们无一不利用体制提供的标准而戴着“好人”面具。一个时代的“好人”面具朽烂了，坏人这才露出本相。小时候看电影，最关心出场的人哪是好人哪是坏人。长大后，发现大人们教我们识别的，不过是“阶级脸谱”，与好人无关，也与坏人无关。
　　 还有一种神明，一直被专制权力所利用，并成为官体制在世间的倒影与延伸。《明史·礼志·三》记载，朱元璋登上皇位后就迫不及待地颁布法令，责令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城隍庙，一律遵照皇权体系中的京、府、州、县分成四等，对不同级别的城隍神授以从正一品到正四品的官爵。如果某府、某州、某县没有城隍庙，就必须严格按照官府衙署的等级标准统一建造。于此足见专制官体何以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无微不至了。因此在中国，真正的信仰是很难建立的，“中国人自然有迷，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坚信’。我们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面想玩弄他，也尊后妃，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烧纸钱作贿赂，佩服豪杰，却不肯为他作牺牲。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鲁迅：《且介亭杂文?运命》）
　　 在西方，神明和好人也常常纠缠在一起。在雨果小说《巴黎圣母院》中，道貌岸然的副主教克洛德和丑陋无比的撞钟人卡西莫多，便是一个鲜明的对比。雨果的伟大在于他颠覆了神明和俗众之间不可逾越的铁限和规则，向世人揭示了貌似神明的神父之虚伪龌龊，和好人卡西莫多丑陋外表遮掩下的那颗温善悲悯的心。一九四三年，布莱希特在戏剧《四川好人》中，反讽地展现了三个神仙在人间寻找好人的故事。“我们一定得找到一个！两千年来一直在嚷嚷：‘世界再不能像现在这样下去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好人。’现在我们无论如何得把那些遵守我们神诫的人找出来。”为什么两千年来世上的好人近乎绝迹？这个问题竟然难倒了天上的神仙。事实上，若按天上“神诫”的标准，世间恐怕一个好人也找不到。三神仙从西方找到东方，好不容易才勉强找到一个底层草民——温良穷困的妓女沈黛。三神仙给她一笔钱开烟店，然而，烟店还未开张，周围的刁民、懒妇和恶痞便找各种理由来“揩油”，沈黛乐善好施，她的义举却没得到好报，烟店很快难以为继，好人反而做不成了。她不得不戴上面具，化装成凶酷的表哥隋大来严厉管制街邻们，用无情的“恶”的方式来帮助他们，看起来她似乎成功了，可是受助者仍然怀念那个好心肠的沈黛。最后真相大白：隋大和沈黛原来是同一人。显然，老布构筑了一个生存和道德处于双重困境的恶俗世界：世道不公平，好人太少太穷，无品的劣人太多，好人没好报……三神仙对世间之事无可奈何，在东方游历也充满“各式各样的恶劣的遭遇”，比如“一个头上的帽子被打掉了，另一个一条腿被捉狐狸的夹子夹了一下，三个神祗都打着赤脚”，最后撇下沈黛“逃”之夭夭。
　　 七十年后的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一个年轻人从河里救起呼救者，自己却沉下去了；被救起的三人（系一家人）却驱车溜走，围观者提醒他们：“救你们的人还没上来，你们怎么能走？！”没想到被救者竟爆粗口：“关我屁事！”然后扬长而去。救人者使完最后一点力气，便沉下去了。他是一个“福建好人”。他没有发出呼救。他救起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更救不了这个世界。他为一声呼救而死于这河。那水草般悬浮的年轻躯体像一个惊叹号，倒映在这片灰濛濛的天空之上。他沉下去了。三神仙倘没走远的话，也一定看见了这一幕罢。
　　 布莱希特当年也发出过痛切的呼救——必须先找到好人，再拯救他——“天条里说：如果能够找到一批好人，他们能够过着尊严的生活，那么世界就可以像现在这样继续存在下去。”然而，好人太过惨淡、辛酸、无助。难怪沈黛拿着隋大的假面具，唱了一首《神明和好人不设防之歌》“好人在我们国家里，也好不长久，碗里空了，吃饭的人就要互相斗殴，呵，神灵的诫条/也对付不了缺吃少穿。为什么神明不到集上来，笑着把琳琅满目的东西分给大家！让那些吃饱喝足的人和和气气，彬彬有礼？”好人心肠好，好人不会设防。而神明反倒不一定了。譬如克洛德主教、加尔文主教，《红楼梦》中的张道士，《西游记》中的阎王爷，心机就很深。仔细一想，好人也无法设防。如果在救人前，对被救者“设防”——首先弄清楚他是怎样的人，道德水准怎样，然后才决定是否营救；或者先把价格谈好，再实施救援行动，那么“好人”就很难“好”了。前年，不是有几个湖北大学生落水后，打捞队员站在船上提着落水者的肢体，隔水与家属谈打捞的价钱吗？那是迄今我所见到的最触目惊心的图像之一。问题是，倘沈黛生活在现实版的戏剧中，也未必会被视作好人。她是一个风尘女——官方称之“卖淫女”，后改称“失足妇女”。在她们身上，寄生着一种“资本主义腐朽文化”，很难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挂上钩。即便她做了好事，戴有色眼镜的权力机关乃至道貌岸然的畸形社会，也不大可能视她为好人。她在神仙资助下所开的那家烟店，也许未等街坊邻里来敲诈、索取，早已被城管、工商或者派出所以种种名义予以取缔。弄不好她会在哪一次扫黄中被游街示众，或被拘禁。
　　 社会道德在滑坡，在畸变。这是一个事实。但生存和道德的双重困境，并非始自当今，亦非在未来很快消失。譬如，全社会形成说谎的习惯，并非始自市场经济时代。有人认为传统道德面对市场经济缺乏免疫力，其衰变是必然的。其理由是，儒家道德是农业文明的精神结晶，社会结构呈现为“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以此为基础的制度设计不仅使商业发展受到遏制，也使传统道德无力接纳商业文明。事实上，儒家道德在面对重利轻义的商潮时，并非无所作为，明清时代出现重义轻利的晋商、徽商便是明证。中国周边受儒家思想深刻影响的国家，似乎也没受到如此严重的困扰。不过，儒家思想五四以后在中国一直受到批判，传统道德处于坍缩状态，也是事实。但即便如此，只要内心良善，有恻隐之心，做一件好事似乎并不难。
　　 固然，当下社会并没有解决好道德体系的固本与更新，但道德并非一个孤立的自足体，它与整个国家的上层建筑密切相关。如果把一个国家比作一座房子，那么立法和执法便是立柱和栋梁，它是否民主、公平与正义，将决定它是否给人以安全感、归属感和自由感。而道德则相当于屋子里的井水和炭火，它维持着屋内的温度和湿度，遇酷暑给人以清凉，遇严冬给人以温暖。但井水和炭火受制于整个屋子。如果屋子没有窗子透气，炭火也可以“杀人”；如果屋梁上、墙缝里存有大量的毒蛇、蝎子、蛀虫、硕鼠、壁虎、蟑螂，那么很难保证井水不被污染。这些年权力部门的腐败屡禁不绝，官腐吏贪、官商勾结的现象如红斑狼疮一样顽劣蔓延。他们钻体制的缺失和漏洞，巧取豪夺，大肆包养二奶，毫无廉耻之心。这种人“面子上都是仁义道德，骨子里都是男盗女娼。易卜生最恨这种人。他有一本戏，叫做《社会的栋梁》，戏中的主人名叫褒匿，是一个极坏的伪君子。他犯了一桩奸情，却让他兄弟受这恶名，还要诬赖他兄弟偷了钱跑脱了。不但如此，他还雇了一只烂脱的船送他兄弟出海，指望把他兄弟和一船的人都沉死在海底，可以灭口。这样一个大奸，面子上却做得十分道德，社会上都尊敬他，称他做‘全市第一个公民’、‘公民的模范’，‘社会的栋梁’！这就是道德！”（胡适《易卜生主义》）两相比照，当下现实版远非易卜生版所能比拟，甚至超出布莱希特的想象力。
　　 屠格涅夫讲过一个莫斯科贵妇人的故事：在冰天雪地的路上，一位贵妇人坐马车时读一篇凄楚动人的小说，感动得泪流满面；而此时马车夫正瑟瑟发抖、冻得要死，她却视而不见。我们不能简单断定这个贵夫人缺乏道德感，倘路边出现一个乞丐，她说不定也会施舍。她对马车夫何以冷若冰霜？显然，在一个缺乏公平、正义的畸形社会，巨大的贫富鸿沟会造成“等级隔膜”——“马车夫”只是她雇佣的对象，权力或金钱遮蔽了她的同情心。据报载，一个豪商之家专门为宠物狗请了保姆，狗病了主人急着送医院，保姆病了便一脚踢出门。还有一个富豪，他的宠物狗被面包车意外撞死，他要求司机赔偿五千元，否则给死狗下跪一小时。于是乎出现了人给死狗下跪的一幕。贫富两极畸形分化，导致富人更加贪婪、冷漠，而穷人挣扎在生存线上。推行“猫论”的结果是：“一部分‘黑猫’先富起来”了。山西煤老板嫁女花费七千万，谁知道这里面有多少农民工的血汗，甚至矿难者弯曲在坑道的尸骨？煤老板为此辩解说，网上传言不实，不过花了一千五百万。好吧，就算一千五百万。对草民来说，对贵州山区那些以山洞为教室、连吃顿泡饭都成奢望的孩子们来说，七千万和一千五百万都是天文数字！另一个结果是，拜金主义盛行，为富不仁猖獗，寡廉鲜耻常态化。即便在司法领域，法官和律师更愿意接手经济案件，金钱回报无疑是一个决定因素。以钱为本的司法腐败更让人触目惊心。培根说过：如果一次犯罪是污染了水流，那么一次不公正的司法裁判则污染了泉源。倘社会小人太多，唯利之徒太多，好人遭到诬告、栽赃便成常态了；再遇上一个糊涂又昏昧的法官，好人还要遭到法律制裁。呜呼哀哉！
　　 当屋子的立柱出现裂缝或倾斜时，怎么保证桌上的天平是公平的？井水又怎么拒绝自上而下的污流？当今道德的变质为什么总有一股非它自身所有的鼠尿味、蟑螂味？井固然也有自身的问题，比如井体太窄，井壁残破、布满青苔，但是当官商勾结的采矿破坏了整个地下水时，你能归罪于某一口井有问题吗？比如，一个农民工遇到这样的道德困境：他的妻子在医院生产死掉了，欠下上万元债务，院方坚持让他捐献妻子遗体以抵债。他于心不忍，毕竟这违背妻子的意志，也遭到娘家人反对。他觉得里外做不成人便自杀了。又如，一个小包工头因为“上家不给钱”，他无法在年底付给手下民工发工资，心急如焚之下，他“忽悠”了“上家”一笔钱，并因此锒铛入狱半年。有人骂他是一个骗子，有人称赞他是好人。他处在“生态链”和“道德链”的交叉点，陷入进退维谷的善恶困境。
　　 “性本善”和“性本恶”的争论，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意义。不管人性是本善还是本恶，或者亦善亦恶，均不能决定人的一生是向善还是向恶；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所存身的国家体制、社会天平和精神建筑是扬善抑恶还是抑善扬恶。在布莱希特笔下，沈黛由沦落风尘的妓女成为乐善好施的好人，其后又不得不戴上面具扮成恶人，剧作家意欲揭示的是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善恶困境”：一个人既可以成为天使也可以成为魔鬼。如果社会不分好坏只分成败，那么野蛮的丛林法则将取代文明法则，天使和善人将遁迹而恶魔将横行。几千年来，成王败寇的价值尺度主宰了历史演进和书写，魔鬼只要夺取政权便成为正人、神人乃至巨人。如今，“成王败寇”演变成了“富王穷寇”，金钱成了衡量一切、操纵一切的“潜标准”，道德的溃败与坍缩也在逻辑之中。
　　 三神仙为什么要逃走？因为他们解决不了信仰和道德问题，更解决不了一个社会的畸形。这不是沈黛的问题，也不是隋大的问题，而是涉及人类社会的根性问题——在某种体制下它表现得更突出、更尖锐。
　　 神祗一：你知道，你所给我们的远远不只是提供一个住处，很多人，甚至我们的一些神明都怀疑，世上到底有没有好人。我们这次出来云游，主要就是要弄清楚这一点。现在我们愉快地去继续云游，因为我们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好人。再见！
　　 沈黛：停会儿，神明，是不是好人，这我一点也拿不准。我是想做个好人的，只是，我拿什么付房租呢？我要向你们承认：为了能活下去，我在出卖自己，可就是这样，生活还是没有着落，因为被迫干这一行的人实在太多了。我什么都干，但谁又不是这样呢？当然，能够遵守孝悌和忠义这两条诫条，我可能会非常幸福的。不贪慕邻人的房屋，我感到是一种快乐，嫁个男人，跟他一辈子，我心甘情愿。我也不忍心去损人肥己，不忍心去抢劫穷人。但是这一切我怎么做得到呢？即便是遵守几个诫条，我也难于维持生活呀！
　　 三神仙好不容易找到一处落脚的“屋子”——神仙如此看重“屋子”，凡人更不用说了；而我更愿意把它视为一个象征。老布在《四川好人》中似有所悟，他警告世人神明是靠不住的。穆勒在《功利主义》一书中认为，功利原则是道德的最终原则。在这里，功利是一个易遭误解的词，它实质上指向公利和效用。穆勒认为，对错准则首先应当实现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才是行动唯一的、最终的、值得追求的目的，即使这会导致个别人的状况变糟。评价一个体制的优劣，判断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必须从最大多数人是否实现了最大的自由和幸福这一基线开始。如果达不到这一点，别指望这个社会出现良好的道德氛围和道德峰值。九十年前，胡适倡导并建立的“好人政府”，虽然不过三个月就失败了，但由胡适起草、蔡元培领衔，十六位知识分子签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并未失去意义。胡适呼吁公民们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胡适要求政府立即进行政治改革，并提出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政治改革的最低目标是成立一个好政府，其涵义包括：“（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这与穆勒的道德原则是基本一致的。
　　 在潜规则盛行的社会中，最大的危机不仅是官场腐败，更是一种社会肌质的腐败，一种普遍的精神腐败，以至于语言也腐败了。如果一个时代盛行官腔、谎言、水话、黄段子、空头支票，那么很难想象这个社会的道德指数不跌破冰点。语言腐败源于体制性腐败，反过来对道德造成看不见的损害。当小学生懂得给老师送礼的重要性，并在作文中通篇说谎，谁能指望他们长大后会有良好的道德素养？哈维尔在总统就职演说中指出：“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生活在道德沦丧的环境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应心对我们来说已习以为常。我们已学会不相信任何东西，不再关心别人而只顾自己……（我这样说时）我针对的是我们所有的人，因为我们全都已经习惯了，适应了这个极权制度，接受了这个制度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成全了它的运行。换言之，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之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做好事固然是“好人”的实践标准，但做好事做好人的动力和支撑点，除了善心、善念这些人性和道德的源泉，更需要一个清明、自由、平等和公平的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