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与一友人闲聊，谈起最近遭遇的几位记者，令友人十分头疼并很是气愤。听完友人的叙述之后，我的脑海里也产生了诸多的疑问，记者，究竟应该如何？在写下这篇文字之前，我特意在百度里搜索了一下“记者”的概念，其中对于记者的天职有这么一句话解释——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拥有敏锐的新闻触角，发现并采写新闻。记者，国之耳目乎？！
　　 工作十几年间，由于所负责业务多于经济和民生有关，我也接待过很多的记者，有几次确实让人记忆犹新，以至于数年难忘。
　　 记得那是我到机关工作的第二年秋天，一天早晨领导说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交给我去办，要求一定要扎扎实实、一丝不苟地完成。我本以为是什么重大的事情，原来只是陪同新华社驻省城的记者下乡去采访种粮大户，待证实消息准确后，心里不免产生了几分懈怠。心想，不就是一个省城来的记者采访嘛，这么简单的事情有什么值得重视的地方呢？不过，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不得不对这位年轻的记者小伙子刮目相看而肃然起敬。为了方便采访，这位新华社记者自己驾车而来，这就让我感觉比较新鲜，以前听闻的大记者都由地方派车接来，采访完再送回去。可能基于这些惯例，出发前领导再三客气“乡村特别是山区的田间道路不好走，还是乘坐我们单位的车辆比较妥当”，但是，记者还是执意坚持要开自己的车。那段日子刚好是秋淋季节，雨过天晴的坑洼路面上泥水四溅，汽车的挡风玻璃上到处布满大大小小的泥点，车身就更不用多说了。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就赶到了种粮大户所在的乡政府，乡长简单介绍了一下全镇粮食发展的情况，准备通知村组把几个种粮大户集中到乡政府，让记者逐一进行采访。一般程序或许应该如此，这个提议却被记者及时否决了，他要到种粮大户的家中去采访，再到田间地头去看一看、拍一些照片。看着年轻记者坚定的表情，乡上的领导也只好同意并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带路，汽车又行驶了一段泥泞的砂石路和土路停在了村委会的院里。乡上的工作人员联系来村主任，记者卷了几下裤管就跟着村主任走进农户开始采访，几户走下来他的皮鞋已经看不清了面目。从大片的玉米地里出来，我们同行几个人的裤子被露水浸湿到了膝盖以上的部位，但记者不以为然反而面露欣喜之态。回来的路上，年轻的记者说他这次收获很大，感受到了农民生活的艰辛，还有他们面对土地所付出的深厚感情，那些粮食就是他们滴滴滚烫的心血，一定要好好写写这些种粮大户。到县城后按照领导事先的叮嘱，我邀请记者去饭店就餐，他怎么都不肯去，无奈之下，我以个人名义请他在街边小店吃了一碗拉面，便送他匆匆离去，说是要急着赶稿子。
　　 后来，随着工作的分工变化，又认识了几位电视新闻记者。有一次，正值七月暑气浓厚，为了一期关于胡萝卜种植技术的专题节目，他们几位驾车从几十公里外的市区赶来，其中还有两位女性。或许是想考验一下他们的职业操守，那天的太阳十分毒辣，连夏收都不戴帽子的我也忍不住扣上了草帽。因为怕挡着摄像机的视线，几位记者既没有戴帽子，也没有打伞，就那样在烈日下开展着节目制作，用“汗流浃背”“挥汗如雨”等等词语来形容当时的他们好像都显得那么的不够。好不容易录完一次，回放时却发现存在问题，尽管天气炎热、身体快要僵硬，可是仍然要坚持着再录一次。一个五分钟左右的电视专题节目，他们在烈日炎炎的三伏天足足工作了两个多小时，一口水也没顾得喝……
　　 如果我们的记者都是这样践行着“天职”，那该多好啊！可是，偏偏会有那么一些人为了一己私利，给“记者”这个光荣的称谓抹黑。
　　 有一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我正在办公室里处理一些文件和日常事务，门里进来了两个人，一老一少，大腹便便。按照单位的要求，我立即起身问好并招呼他们落座，倒了两杯茶水放在他们面前，然后询问有什么事情。此时，那位年轻一点的人侧过头生硬地说他们是记者，有事要找单位的主要领导，年长一些的人望着天花板没有说话。从他们的态度我意识到，这两个人不是前来采访，而是想要找茬，便如实告知他们主要领导外出开会了。谁料，自称记者的年轻人一下子从沙发上跳了起来，用手指着我狠狠地说“赶紧叫你们领导回来，出了事你负得了责任吗？”鉴于他们的嚣张气焰，我的声音也提高了几个分贝，明确告诉他们主要领导确实不在，同时只要是分内的事我就能负责！不知是什么原因，那位年长的人劝了劝年轻人，又转向我询问其他领导在不在，他们只是想了解一下某些项目的实施情况。我想，红脸唱完了，白脸终于出来了，感觉有些好笑，因出于礼貌还是跟分管领导做了汇报，将他们带到了分管领导的办公室。年长的人面对分管领导做了自我介绍，说他们是某某报社的新闻记者，并掏出了记者证在我们面前晃了晃。在听了分管领导的项目情况通报之后，年轻记者单刀直入表示他们掌握了大量的资料，证明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没有严格按照规定使用项目资金，他们将在自己的报纸上刊登曝光，随后从背包里拿出一份撰写的稿件放在了桌子上。分管领导没有理会这份稿件，针对他们提出的问题做了正面回答，将国家项目计划的制定到农民群众的实际需求之间的差距，还有项目实施费用的客观增长等等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沉默片刻，年长的记者皮笑肉不笑地开腔了“不管有多么客观的理由，规定就是规定，在没有修改之前，你们总是不能违反的吧……”。分管领导直接答复他们仅就这个项目而言解释的已很清楚，如果说在项目资金整合过程中违反了某些规定也纯属无奈，从记者的角度需要报道也属应当，在这之外如有什么要求的话可以提出来，我们尽力而为。年长的记者赶紧接过话茬，说自己也很赞同领导的观点，作为基层一线工作者实属不易，为了支持地方的工作将重新起草稿件，以正面宣传报道为主，条件为给付他们一年的报刊征订费8000元。为了能够保住这些资金不足的项目，尽力为群众办些好事、实事，单位最终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但，没有看见一张报纸。再退一步讲，如若他们将这样的事实予以报道，或许地方的项目争取会受一些影响，可作为决策者就能从这样的事件里了解到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就有可能做出一些调整以适应市场和群众的需求。
　　 还有一次，单位来了一位自称是省城某小报记者的人，气势凌人地告诉我们要对某次项目征地款的分配事宜进行曝光。通过详细询问才知道，作为记者的他对国家的土地法律法规和政策根本就是一知半解，竟然将政策范围内的事作为违法事件想要敲诈一笔“封口费”。对于如此恶俗之辈，我们只能给予严厉地反驳，在看到没有油水可捞的时候，仍不忘要求吃一顿大餐才肯离去……
　　 从《文汇报》创始人之一的徐铸成、清末民初新闻记者巨匠邵飘萍到著名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邹韬奋等等新闻先贤，再到当今社会敢于揭露黑暗、抨击腐败、弘扬时代精神、歌颂美好生活的记者新秀们，时时刻刻都在努力践行着记者的天职，他们无一不是共和国的“无冕之王”。而，那些为了金钱和享受堕落沉沦的所谓“记者”，终究会被正气浩然的社会洪流所淹没，永远被沾满耻辱的人性所煎熬和噬咬，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苟活一世。
　　 记者，国之耳目！耳目清则政事通，百姓幸；耳目浊则政事不畅，百姓遭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