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团】
　　 现在的我，不需要吃搅团了，一来煤气灶上架个小锅，两个人，一个搅翻，一个死死按住小锅，终是做不出一锅满意的搅团来，不像早年农村的大锅镶在锅台里那样稳固，一个人手持擀面杖搅得翻江倒海，锅却稳如泰山；二来我从来不觉得搅团有多好吃，那个年月里，我吃了太多的搅团，所谓“吃伤了”。
　　 总有一些饭局，一旦菜单上有搅团，点菜者连呼“搅团，搅团”，就来一碗。但我很少将筷子伸进搅团里，不管是“水围城”，还是凉拌，我都没有多少胃口。童年吃过的那些玉米面还少么。
　　 但那时的搅团，却也时时就映入脑海了。
　　 每年的秋后，玉米收了，除了碾苞谷糁，也磨成面粉。秋后到年上的那段时间，天天中午饭吃玉米面搅团。放学回家的路上，一想到搅团，心里就堵。想吃白面条，可我知道那是奢望。没有多少白面，那要留着过年蒸白馍，或者重要亲戚来家擀面。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就是打搅团之后锅底粘的一层硬壳，类似现在的锅巴，我们称作“锅渣炸”。母亲铲将下来，我用手掰碎了，装在口袋里边走边吃，嘴里嘎嘣嘎嘣地响一路，直到学校。
　　 上初中，路远，一天不回来，需要背馍，早上鸡叫起床，摸黑到厨房，揭开厚重的瓦盆盖子，取几个玉米面花卷装在书包就走了。晚上摸黑回到家里，母亲已在大杜梨木案上晾好了搅团，不用问，那是中午做好的，已经凝固成一片了。我自己爬上大案，取下菜刀，将搅团犁成长条，再切成小块，浇一点辣子水水，——其实就是辣子和醋水，那就是“凉调搅团”了。哪一天母亲高兴了，会自己亲自切成小块，再切些山韭菜，绿辣子，萝卜叶子放在锅里，烧火煎热，这种吃法，叫“煎搅团”。星期天的中午，我会参与到打搅团的工作中。先用大火烧开一锅水，母亲一手向锅里撒玉米面，一手拿着擀面杖搅，感觉面粉撒得差不多了，就放下碗，两手握着擀面杖搅。我坐在灶台前的石墩上向灶膛里填麦秸，麦秸是不能集中在中心的，需要用小小的炭锨拨开，分散在灶膛四周，便于锅底均匀受热，不至于搅团粘在锅底。黄亮的火苗升起来，又分散向锅底的周围舔舐锅底，锅上升腾起浓厚的雾气，母亲贴着锅台，肥胖的身子不断抖动。长时间搅拌后，她会提起擀面杖，看淌下来的面水是否合适。她很有经验，会根据擀面杖上淌下的面水的稀稠判断搅团的软硬和生熟程度。
　　 做一次搅团，能吃三天，凉调，热煎，就是不油炸。母亲先舀出一部分晾在案上，摊平，案上又会升起大团的热气。剩下的，一人一碗，辣子水水是早已和好的，只是辣，红，没油水，上面飘几片菜叶。辣子水水浸满了老碗，一疙瘩一疙瘩用筷子夹开，蘸了水水吃。端碗出门，墙根下满是血红的嘴，吸吸溜溜呵气。看着不冒热气，似乎凉了，咽下去，烧得眼冒金星，却无法吐出来，搅团已经滑进喉咙了，烧心也没办法，硬忍，一会就没事了。
　　 大约觉得我们都厌烦了搅团，母亲和几个邻里合资，花三块钱买了一个“漏鱼锣”，谁家要打搅团，就相互借用。将打好的搅团舀进漏鱼锣，用筷子搅拌挤压，形似小鱼的搅团就从那些窟窿里流出来，滑进冷水里，用笊篱捞起，泼洒上辣子水水，搅匀了吃。不管变换多少花样，我始终对这种“哄上坡”的饭食缺乏热情，也许，与搅团里缺少现在的芝麻、香油、酱油等调料有关？
　　 文豪杂粮食府，桃花源休闲山庄，东晋桃源，都有玉米面搅团，满足了好多人吃搅团的愿望，一盘子几十块钱，有那时半碗的量，却都说好得很，我一点都不觉得好。现在人们把搅团归到小吃里，可在那时，却是“大吃”。天天吃，能不是大吃？好多餐馆里，都在造一个食物的文化概念，贴在墙上，画在纸上。羊肉泡有，过桥米线有，却没见过搅团的。据说搅团是诸葛亮西岐屯兵时发明的吃法，我就恨他了，为什么不发明好吃的呢。害得我吃了那么多。
　　 也许，现在加入很多调料的搅团，比起那时只有辣子醋水的搅团，要好吃很多。我抄起筷子，也夹过几块，掉在地上，竟摔不破，滑溜筋道，说是里面有食用胶。
　　
　　 【五豆粥】
　　 五豆粥是今天中午才熬的。要吃饭的时候，才想起来，今天已经是腊月初五了。
　　 两个人的饭，我竟熬了一大锅，看来要喝上一天了。花生豆、黑豆、红小豆、豇豆、黑米、糯米、小米，家里所有的能熬粥的东西，都被我倒进了锅里，期望在这阴冷的天气里，熬出一团温暖来。
　　 蓝色的火苗嘶嘶地舔舐着锅底。我手捧着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自选集，点起一支烟。窗外一片灰蒙蒙的天空。没有鸟儿在飞。
　　 要不停地搅锅，阅读便被打断。干脆合上书，望着窗外。
　　 婆总是在腊月初五的前一天里淘好玉米的。泡涨了，滤去水分，倒在门前擦干净的碓窝里，坐个小木凳子，手里提着沉重的礓锤，一声接一声地砸进碓窝。那些脱去皮壳的玉米粒，便不时地从碓窝里飞溅出来，落在旁边的柴草堆里，婆就摸索着去捡拾，在围裙上蹭去浮土，放进去，礓锤沉闷的声音便又响起来。
　　 有一两只鸟儿飞过来，围在碓窝旁边。婆看着它们小小的嘴，在地上不停地啄着溅出的玉米粒，婆就停手，静静地看着它们欢快地啄食。
　　 每年的腊月初五，婆都会送来砸好的五豆。婆将那些砸好的颗粒裹在围裙里，藏在衣服下面悄悄送来。她总是说，多煮些时辰，煮烂，娃吃了好克化（消化）。
　　 我再一次向窗外望去，却看不清外面。我走向窗户，擦干净玻璃上的水汽，依旧看不清，——我的眼睛模糊了。
　　 回过头来的时候，锅里的粥已经糊了。
　　
　　 【皂角芽】
　　 吃皂角芽，记不清是那一年的春天了，很早。婆从门后取出一个长长的木杆，木杆的手把磨得黑光，顶上安着一个铁挠钩，挠钩是用绳子绑得死死的。婆举了木杆，站在皂角树下。开春的阳光，温暖中有些许刺眼。婆咪了眼睛，颤悠悠地将木杆伸进高大的皂角树枝间。婆转动手里的杆子，皂角的嫩芽就被挠钩拧折下来。雨后的皂角树身，青灰的树皮闪着亮光，那些才发上来的皂角嫩芽，很像香椿的芽子，老远却闻到一股苦味。
　　 婆不让我上树，怕皂角树上的陈年老刺扎了我。我和一群孩子围着高大的皂角树玩。
　　 婆站在门口的粪堆上，那样她才能够着。婆的身子索索地抖。皂角的嫩芽像小小的降落伞，随着风忽忽悠悠地落在粪堆上。我捡起一个，塞在嘴里嚼，苦得我赶快吐出来。
　　 婆将落在地上的皂角芽子拾起来，裹在围裙里进了低矮的厨房。那些皂角芽被泡在水里。婆说要泡一夜，才好吃。
　　 第二天的清早，低桌上有了一道菜：皂芽。切得细碎的皂芽，已看不出嫩叶的模样了。婆给皂芽里滴了几滴菜籽油，调了柿子醋和辣椒。厨房里弥漫了酸味和一丝淡淡的苦味。我吃了很多。
　　 吃完饭，婆给笼里放了我的脏衣服，从屋子里取出几根去年摘的老皂荚，提了棒槌，去河里洗衣服。
　　 村里再也见不到一棵皂角树了。老的老了，砍了；小一些的，被城里来的人收走了。
　　 在高层小区的院子里，大门口，我又见到了好几个皂角树，不很高大，似乎有几十年树龄的样子，身上还缠着草绳，树身上吊着塑料袋。皂角树在打点滴。
　　 皂角树的叶子也很繁盛，叶子上有一层灰土，但没有结皂荚。是雄株，是老村里雌株皂角树的儿子么？但树下却没有了和我当年一样围着叫喊的声音。星期天里，有几个孩子从树下匆匆走过，他们的妈妈一手提着书包，一手紧紧地攥着孩子的手。
　　 一个孩子指着皂荚树问她的妈妈，那是什么树，年轻的妈妈说，是槐树。
　　
　　 【苜蓿卷卷】
　　 那一年开春，婆提了笼，厮跟了几个老太，去西梁的那片坡地。那是村上的苜蓿地。苜蓿是给饲养室的牛种的。苜蓿地有人看守，婆见到看守的人回家吃饭了，婆要给全家人吃苜蓿。家里已经没有一颗麦子了。
　　 婆的腿疼，她跪在坡地上。那几个老人，我也应该叫做婆的，都跪在地上。她们穿着黑粗布衫子，像落在地上的黑老鸹。笼已经满了，婆压瓷实，又撅。婆觉得额颅上冷冰冰的，有水流下，婆觉得天下雨了。她用沾满土的手抹一把脸，抬起头来。一个大灰狼蹲在她面前，长长的尾巴在地上扫来扫去，舌头上向下滴水——那是狼的涎水——涎水流在婆的额颅上。婆喊一声狼，提了笼，踮起小脚跑回来。
　　 笼里的苜蓿一根都没少。
　　 那一笼苜蓿蒸了麦饭，全家人吃了两顿。
　　 婆坟头的麻黄，黄了绿，绿了黄，几十年过去了。
　　 我想吃苜蓿卷卷，总是吃不上。没有多余的白面做。
　　 寒食节，我和哥在县城街道的一家饭馆里吃苜蓿卷卷。一笼六个，十块钱。嫩绿的苜蓿散发着香气和热气，苜蓿卷卷散漫而可爱地躺在小小的蒸笼里。苜蓿的叶子从卷卷的边上露出来，露出来的还有粉条和零星的虾皮。我蘸了火红的辣子水水，——辣子水水上飘着一层芝麻。我夹起一节苜蓿卷卷，就着大蒜，将整个卷卷凶恶地塞进嘴里。烫面的苜蓿卷卷松软可口，苜蓿的清香透过薄得发亮的面皮散发出来，我要不停地嘘气，才能避免烫嘴。
　　 店里没多少人。一个服务员呆呆地看着我吃。我低下头，一嘴一个，狠狠地吃。我吃了三笼，添了两次辣子水水。
　　 哥说，这家的苜蓿卷卷远近有名，他经常来吃。
　　 我带走一笼。清明，我和哥去了婆的坟地。哥和侄子扛了五棵小柏树，给婆栽在坟地边上。天阴沉地厉害，远近的山梁黑沉沉一片。侄子点了鞭炮，我将坟炊上的疙瘩掐下来扔进火纸堆里。钱是几亿元的面额，烧了好些时间。我将带来的苜蓿卷卷扔进火里，苜蓿卷卷烤得焦黄，发出哔哔啵啵的声音，后来变成了黑色，和那些纸灰一样了。
　　 那晚的雨很大。哥兴奋地说，柏树能活了。
　　 我在心里骂了一句：狗日的苜蓿卷卷！
　　
　　 【大颗糁子】
　　 门口皂角树上的子规发出叫声的时候，我的眼睛慢慢地睁开。父亲踢踢踏踏的脚步，已经在院子里响成一片。随后，我听见镰刀在磨石上发出沙沙的声音。父亲开始喊我起床，而窗外的天空，依旧是灰蒙蒙的一片。他怕我误了割麦子。我却赖在炕上不起来。
　　 尽管我知道第二天要早起，却并不想早睡。他们睡下了，我重新点起煤油灯，看那些厚墩墩的“闲书”，一晚上能看完一本。在停下来的风箱声之后，母亲开始吼叫。我懒散地起来，就闻到了一股玉米糁子的味道。风箱呼呼的声音彻底停歇下来，一股呛人的烟气从厨房门窗里窜出来；母亲给灶膛里塞进一棵大树根，用慢火煮熬一锅的大颗玉米糁子。树根是湿的，那些潮湿的水份，会在热火的蒸腾中慢慢散去。延伸在灶膛外边的，长长的树根，会被一节一节地推进去，直至燃烧完毕，大约需要半天的时间。而那一大锅稀稀的玉米糁子，会变成全家人一天的饮水——母亲将熬好的汤水刮进瓦盆——谁渴了，随手拿起飘在上面的铁瓢，舀进瓷碗，咕咕地喝下去。
　　 小而细碎的玉米糁子，是在冬天熬的。依旧是文火，熬成糊糊的粘稠的一锅，每人端起一碗，上面漂浮一堆腌在瓮缸里的萝卜叶子。我会坐在门口，就着阳光吃下去；耳边听着鸟叫，眼睛瞅着远处山外的公路，想象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的精彩；看汽车扬起的灰土一点点消失在天际。
　　 大颗糁子，只在石磨上碾碎，一遍就行。那是一颗颗完整的玉米被碾成的小块，用来熬汤止渴，是在夏天喝的。从割第一镰麦子，直到秋天，几乎天天的早晚饭，就是大颗的糁子汤。每天天不亮，风箱就呼呼地响起来，那是母亲烧的武火，夹杂她高声大气的呼叫。随后停歇，一棵树根被塞进灶膛。这锅汤水，当下是不能喝的，需到干完地里活回来。一棵树根烧完了，它就熟了。
　　 那是我们一天的饭。
　　 我一直厌倦那每天的大颗糁子汤，但我从来没有说出来。父亲做不了主，母亲脾气暴戾，我也不能改变什么，就只有默默地喝下去。又能吃什么呢。也许，世界上所有的乡村，那一口锅的下面，都在燃烧着一棵永远都烧不尽的树根。每当跟上父亲去挖树根的时候，我都在消极怠工。那一次，我抡起的镢头渐渐缓慢下来，后来，我说上个厕所，父亲说，就在自己地里拉吧，我不愿意。周围的地里，都有人在干活。父亲叹口气，抱怨我将肥水流进了外人的田地。
　　 我扔了老镢头，钻在别人家的玉米地里，半天不出来。
　　 父亲是以门口皂角树上子规的叫声来判断起床时间的。我摸到了这个规律。我悄悄掮了一根长长的杆子，试图将树上那一窝子规赶走，但我够不着，那窝实在是太高了。我用石头子打，石头落在邻家的屋瓦上，兵兵乓乓地响，我在慌乱中逃回家里。子规依然每天叫起，父亲准时起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多年以后，我突然又想喝大颗糁子了。我的锅里重新煮了大颗糁子，是在超市买的。没有树根，没有呛人的烟雾，糁子在煤气蓝焰的煎熬里翻滚。没有出现我所期盼的味道。
　　 老屋已破败不堪，铁锁锈迹斑斑。门口的皂角树不是我家的，树已不知去向。在这个即将收割麦子的夏天，我独步残破的乡道，只看到远处上辈人的坟茔。
　　 大颗糁子是需要树根来慢炖的，但我已经找不到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