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端午前两天，三哥在群里说，真稀奇，南方人还有包肉粽的。三哥是北方人，他们那里只有素粽子。由此，引发了一段几个人关于吃荤吃素的闲谈。近日又正读青年作家吴佳骏的散文集子《院墙》，那书是关于乡村和乡村生活的诸多记忆。两相一作用，关于吃的记忆，便从时光的深处，浮了出来。
　　 【一】
　　 关于吃，有两件事，我是没有记忆的。没有记忆是因为那时确实太小，现在却又提出来，是因为反复听奶奶、母亲念叨过。奶奶去另一个世界十余年了，没法再念叨。可逢到吃肉，母亲还会念叨一些。所以，就跟我亲眼见到一样，也成其为记忆中的一部分了。
　　 听她们说，我生下来可能不到四斤重，跟小野猫一样孱弱，偏偏又没有奶吃。爷爷去世多年，父亲一个月虽有二十几块钱的工资，但并没有分家。作为家里实际上的老大，父亲还得顾小叔、小姑上学，没有足够的闲钱买牛奶。也买不到，千方百计托人才谋到一点炼乳，一次也舍不得给多少我吃。那时候，我基本是靠糖水和面糊糊喂大的。
　　 周岁时，奶奶破天荒地煮了腊肉给我庆生。母亲比划着说，指头大的肥肉丁，我一气吞了七坨还没吃够，把他们都给看傻了，不敢再喂。在母亲的形容里，我想象着细胳膊细腿儿的自己，是怎样耷拉着脑袋，猛吃好不容易得来的肉荤的。许是那时吃得太多伤了胃，后来生活中真正有了大鱼大肉，我反倒是吃不下了，就连吃的欲望也如灶里烧饭后留下的残火，只有那么一星半点。
　　 又听母亲说，那时还没有包产到户，家里只有一点点园田，种着黄瓜、南瓜等蔬菜，掺在洋芋、红薯、葛根粉等粗粮里面，凑合着供一大家人撑肚子，个人是不能轻易摘了吃的。而我偏偏是黄瓜虫，母亲一再叮嘱我不能摘黄瓜，摘了就要挨打。怕挨打的我真就不摘。可母亲还是发现了端倪，地里的黄瓜上总有一圈一圈的缺失，又不像鸡啄了的，仔细看有细小的牙印。原来，我不敢摘下来，可又忍不住肚里“嘈虫”的造反，便偷偷趴着小身子，凑到黄瓜上去一圈一圈地啃，似乎这样不摘下瓜蒂就不叫偷摘，就不会挨打。
　　 母亲说的时候，是含着泪的笑，我是笑里含着泪。儿子追问外婆妈妈到底挨打了没有，母亲笑而不答，我也觉着打与不打，已不重要。
　　 【二】
　　 真正来自我本人记忆的有关吃的事情，该是两三岁的时候。那时已分家，也已包产到户。父亲教书常年在外，母亲一人又是田里又是家里，干着女人的活，还有男人的活，辛苦不言而喻。母亲便把我诱去地里帮忙她点种，诱饵是一年到头也难得吃到的鸡蛋。我还分不清两个和三个，母亲非要说给煮三个鸡蛋，我才答应去帮忙，实际上不过是煮两个。
　　 山里多是坡田，玉米、花生都是点种。母亲在前面挖窝，我在后面跟着，把玉米、花生的种子点到窝里去。母亲依然是嘱咐我，记得，每个窝里点三颗呀！我想一想煮熟的鸡蛋的香味，咂吧着嘴，忍着一个劲儿地往外漫的涎水，提着小竹篮子，摊开手心仔细数两颗种子，点到土坑里。人小，在坡上根本站都站不稳，经常是种子还没点进去，人已经滚下了坡，把母亲挖好的窝都给滚没了。可趴在地上绝不哭，眼前煮熟的鸡蛋在招手呢，怕一哭，就哭没了，所以乖乖地爬起来，手脚并用地爬到先前滚下来的地方，按着依稀的坑影儿，把种子再给抛进去。
　　 等呼啦啦的山风把黑幕布给遮上山梁的时候，我才摇摇晃晃地走在母亲前头，母亲在后面背着一背篓猪草，娘俩儿往家里摸。一高一矮两个身影印在山梁上，宛如一幅剪纸画。等我享受完两个鸡蛋，早已是月明星稀，上下眼皮打架撑不住的时候了。
　　 分家时，我们只得一间房，父亲母亲一商量，决定撑着再建两间。那时生活清苦，农村请木匠等艺人和建房的帮工，按规矩都只有中午一顿饭有肉吃。母亲从一家亲戚家借了肉。一架三耳的小炉子，里面盛上从灶里掏来的燃得红火的木炭，上面再架一口铁锅，铁锅里油亮亮的一片片肥肉，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唱着欢歌。肉里面，往往加上干洋芋果、干豆角啥的，帮忙撑锅，看上去总是满满的一大锅。
　　 一群满身汗臭的男人，坐在板凳上，围着锅子毫不客气地一阵猛夹，嘴里冒着油，吃得那叫一个畅快。完全不像现在，肥肉根本没有人动筷子。我坐在厨房角落里的一张小板凳上，端着小洋瓷碗，碗里除了饭，就只有几筷子青菜。我眼巴巴地瞅着桌上锅里的肉飞进帮工们的嘴里，嚼啊嚼啊，油就顺着嘴角沁了下来，连下巴都是油汪汪的。就连锅里最后的肉汤，也被他们倒得一干二净。我的眼睛瞅得生疼，却没有一个大人说夹一块给小小的我，也没有一个人说舀一勺肉汤给我。
　　 而在灶台前忙个不停的母亲，从厨柜里掏出一个大海碗，盛上满满一碗米饭，又在上面加了三片肥嘟嘟、香喷喷的肉，准备出去。我站起来，怯怯地走到母亲身边，小声说我也要吃肉。母亲看了我一眼，摸了一下我的头，许诺说等来年咱家的猪杀了，一定让我吃个够。母亲端着大海碗出去了，白米饭上面的肥肉，颤颤地跳着舞，勾走了我的眼，也勾走了我的心。
　　 我听话地回到角落里的小板凳上，使劲咽着青菜。母亲走到隔壁三叔家，把大海碗给了怀娃娃的三妈。三妈嘴里一个劲地说她没胃口吃不下肉，我是多么期望她是真的吃不下啊！可等母亲去拿碗时，碗比洗了还干净。几间房建起来，我都是安安静静地坐在厨屋的角落里咽着青菜，三妈却每天都能吃上一海碗米饭，三片肥肉。
　　 后来三叔三妈跟母亲闹矛盾，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甚至当着我的面骂非常难听的话，说我是“騇牛”（指母牛），还把母亲往死里打。那时我就想，母亲早先还不如把肉给我吃了。就是不给我，喂了狗，狗也还知道看家护院；喂了猫，猫也还知道捕鼠护粮。刻在心底的伤痕，便经久不愈。而为了做有出息的“騇牛”给母亲争口气，幼小的我早早地在心里起了誓，一定要飞出小山村。
　　 所幸，飞出来了。还飞得不错。
　　 【三】
　　 兄弟妯娌之间关系不好，母亲憋着气地一心忙家里的营生，年幼的我便疏于照顾。外婆心疼母亲和她的长外孙女，时常托人带信要母亲把我送到她家去玩。
　　 我最初被送到外婆家，大舅还没有结婚，外婆实际上还养着七个儿子。外公是兽医，在山上转来转去做事的时候，总能把自己肚皮糊弄得滚圆，却不太关心家里的娃儿大小。即便是这样，我每次去外婆家玩，都是老长老长时间，她也不舍得让我走。
　　 那时家里小子多，最小的舅舅只比我大四岁，也还是孩子。一家人吃饭，饭桌上一般只有一盆菜。盆是那种大铝盆，盆里盛的多是老三样：洋芋丝，包白菜，自制的黄菜。每隔几天换一样。洋芋丝是小一点的舅舅们刨的，一只大木水桶，刨一桶，把粉沉淀下来晒干，淘过的丝放大铁锅里煮，加上一点野外摘来的韭菜，或是自家种的辣椒。
　　 油少得可怜。外婆家在高山，当时不种油菜，也没钱买菜油。很多时候就是加的漆油，我曾经吃了过敏，身上长疹子痒得难受。有时也放猪油，板油挂在厨屋的顶棚上，被烟尘熏得黑不溜秋。外婆切一小块下来，再切成小丁，放到一个陶制油罐里，千叮咛万嘱咐负责烧饭的舅舅们，每次只能放指头大小的一两个小丁丁。
　　 缺油又基本无肉的日子，舅舅们都好争着去烧饭，因为可以享有吃油渣的优先权。多年以后与小舅舅闲聊，他曾形象地形容：板油丁一煎化，就几个手指头一撮，把滚烫的油渣子迅速抢起来扔进嘴里，生怕被一旁守着盛菜的哥哥们给夺去了。手指头烫得直摆，嘴里也烫起了燎泡，都顾不得，只要吃到了油渣，心里就美滋滋的，下次又抢着要烧饭。
　　 就是清汤寡水的老三样，也不够吃。盆一放到桌上，就有数双筷子插进去，把菜叉到自己碗里，眨眼间就只剩下汤汤水水了。使筷子功夫不好的，或是反应慢的，就只能把盆沿粘着的那点菜，就着汤水刮到碗里将就一顿。我人小，根本抢不过，舅舅们这时可不是长辈，没人顾惜我。只有外婆，一边呵斥他们，一边紧赶着捞起我的碗，给我叉几筷子菜。有时顾得过来，事先给我把菜盛到碗里，才把盆端到桌上。
　　 记得有一次，外婆在田里忙，我饿得心发慌，在外面晃荡寻找吃的。后来终于在猪圈屋旁边的大石头上，看到了外婆堆在那儿的过了季的四季豆秧子。我乐得跑回屋里，找了一个小搪瓷缸子，又跑回石头那儿，顶着太阳，撅着屁股，在那堆豆秧子里寻找“漏网之鱼”。外婆把豆荚摘得真干净，我被晒得满脸冒汗，才找了点“歪瓜裂枣”，剥出来的豆子饱满的极少，多是瘪三。就是瘪三，也只有大半缸。后来，外婆把这大半缸不怎么中看的豆子煮了给我吃，白水煮豆子，我吃得津津有味，外婆在灶洞口直抹眼睛，说是不小心被灰尘迷了。
　　 靠地里刨食，土地和粮食都是外婆的命根子。而土地上能不能顺利地收到心里期盼的粮食，除了辛苦的劳作，还要看老天爷的脸色。外婆很虔诚地敬着老天爷。每年新小麦、新包谷出来的时候，外婆总会在晒场上放一张小桌子，用大碗盛上刚出锅的热气腾腾的发面粑粑，或是香喷喷的包谷粑粑，摆到小桌上，然后恭恭敬敬地站着，嘴里不停地念叨“老爷保佑尝新”。只有祭老天爷这个仪式过后，家里的大人孩子才能动筷子。外婆坚持着这种仪式，而且不容任何人亵渎。有一次六舅舅淘气地敲着碗，抢过供桌上的发面粑粑就往嘴里塞，边塞边嚷“先保佑我这个老爷尝新了再说”，结果惹得外婆满场院追着大骂，生怕惹来老天爷怪罪。
　　 夏日暴风雨的天，雷炸电闪，鬼哭狼嚎，天地一片混沌，我们都躲在屋檐下，甚至躲回屋里，趴在矮门子上看热闹。外婆却是心急如焚，在晒场边上观望地里的包谷苗被风刮倒刮断没有，一会儿看看东头，一会儿又看看西头，惦念着周边乡镇会不会发射炮弹把冰疱给打过来。她急着回屋，端着半升麦子出门，手指着乌漆漆的天边一划一划，顺势抛出一把一把麦子，嘴里不断念叨“老天爷啊要长眼睛哪，下就只下到那里”。雨还是倾盆而来，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她又抛出一把一把麦子，几乎是带着哭腔说，“老天爷要长眼睛哪，就算下雨也不要刮风啊”。结果抛了一地的麦子，风还是卷着雨，搅得天翻地覆。
　　 外婆操心着年成不好，一家人该怎么把日子过下去。我们小孩子却乐呵得很，无限憧憬着有正儿巴经的理由可以“打牙祭”。暴风雨过后，地里倒伏了一片又一片断了的包谷杆，勉强能吃的包谷棒子引来了成群结队的老鼠。与其让老鼠吃，还不如让孩子们吃。外婆令舅舅们在断了的包谷杆上找寻可以吃的包谷棒子，掰回来煮了或是烧了吃。有一次，几片地的包谷差不多都没救了，掰回的包谷磨了两大桶浆，摊了几筲箕包谷粑粑，煮了一大铁锅包谷糊糊。我们高兴得跟过年一样，都不吭声，往嘴里直填粑粑，猛灌糊糊，肚子胀得跟老南瓜一样。只有外婆什么都吃不下，唉声叹气，眼睛肿得跟桃子似的。
　　 【四】
　　 到了上学的年纪，我跟着在镇教育组工作的父亲来到了小镇上。两座山，中间夹着一条河，沿河的一边坡岸上，生着蜿蜒的公路，顺公路散落着政府、卫生院、邮电所、学校、百货大楼等，就构成了乡里人眼里的城市——小镇。彼时，教育组没有自己的房子，借住在镇高中一栋两层带阁楼的砖瓦房的一楼。
　　 起初，我们教育组的几个学生都在学校吃午饭。后来不在学校吃了，每天可以得到一角钱的零花钱。这一角钱，可以买到七颗黑乎乎、粘得牙要掉的苕糖；也可以跟农村的同学换一袋子李子、桃子等时令水果。最难忘的是，可以买到一个油汪汪、香喷喷的名叫“灯盏窝儿”的小吃食。这东西，好像是用玉米面和小麦面混合做成的，外形像灯盏，里面夹有萝卜丝、香菜末儿、辣椒段儿，有点类似萝卜饺子，也有点像面窝。
　　 在学校卖“灯盏窝儿”的，是一个住在镇上的老婆婆，很显老态。不知她儿子儿媳怎么了，她只守着孙女儿过日子。每天快中午的时候，她就在学校的角落支个小炉子，炸、卖“灯盏窝儿”，祖孙俩靠这个收入来补贴家用，婆婆也靠这个来供孙女儿上学。许是婆婆面善，家境又着实让人于心不忍，学校并没有驱赶婆婆。
　　 婆婆的小摊子，生意很不错。上午第四节课上，炸“灯盏窝儿”的香气就已经从破败的窗户钻进课堂，我们空瘪的肚子立刻条件反射似的咕咕直叫，读课文都不敢太张嘴，生怕一个不小心，口水就跑出来落到课本上。手心里，牢牢地攥着一角纸币，做好了下课铃一响就冲刺的准备，往往等挤着把钱交到婆婆手里，才发现纸币已经濡湿了。
　　 婆婆的孙女儿好像高我两级，叫梅艾华来着。在一次学校组织的作文大赛中，她写她的卖“灯盏窝儿”的婆婆，得了大赛一等奖。那之后，婆婆的小摊子就更热闹了。
　　 小孩子的肚子，可能是橡皮做的，怎么也填不饱。父亲单位有食堂，我们都吃食堂。那时有人挑着担子卖菜，但很少，菜的品种也单一，往往都需要到农民地里采购。尤其是冬天，就担心没什么菜可吃。不到冬里，单位就采购来一大批洋芋、萝卜、包白、葱、老南瓜，储藏在专门的储藏室里。冬天吃得最多的，便是这些。脑子里总记得一群人端着饭碗，围着一张大方桌，桌上一大盆汤，里面飘着绿油油的葱叶，和白嫩嫩的葱头。葱头是甜的，自然比葱叶好吃，一个二个的都盯着葱头，使筷子功夫不好的，就只有吃葱叶的份儿。我就是那个老吃葱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