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五就要到了，在市场上的人们纷纷购买烧纸、纸钱，金铂银铂之类的用品来祭奠已故的亲人。
　　 这不能不让我想起，我的母亲离开我整整有七年了。
　　 在这七年时间里，我没有一天不思念我母亲的。母亲是一位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人，但母亲这一生所做的事，虽然不是惊天动地但也远远超出了她这个目不识丁的农村人范围。
　　 可是，母亲在临终离去的时候，居然没有一个花圈和挽联，想起当时的情景我就痛心和难过。
　　 母亲的一生，生有二儿一女，是再婚之后才生下的我，，她与前夫生有一女一男。再婚后，我父亲的先房留下一子，三窝加在一起，有三儿一女。可是我们这四人……咳！却没有一个人当县长的。子贵母荣，母亲也该走得这么寒酸，除了长寿到八十六岁，这一生道也没有什么耀眼的光环。
　　 母亲是一九二零年出生，在十四岁时，被外祖父赌钱输给了一个大户人家去做使女。由于泼辣能干，在十七岁时，被这大户人家的当家人看中，就给这大户人家的少爷做了妻子。可以想象得出这个大户人家的大少爷，好吃赖做，不务正业。母亲该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度过的？
　　 这位少爷整日与不三不四人来往，久而久之不但染上了吃、喝、嫖、赌等恶习。更与一些官僚人家的纨绔子弟混在一起，整日在外花天酒地。最后竟与地痦流氓，国民党的党棍，国民党失意军官搅在一起，欺压百姓，所作所为让我母亲伤心至极。这个少爷秧子，在外面有时把他“朋友”们的手枪带回家来玩儿，母亲不是让他拿得远一点，就是给他扔到外面去，母亲是不愿意看也更不喜欢这样东西的。可谁知后来，却因为这样的东西，两次与持有人打了交道。
　　 母亲出身贫民，同情百姓，又有着正义感，哪怕是在极端的恶劣环境中和高压下，她也是暗中倾向革命。
　　 我要讲的故事就是她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我母亲在一九四五年冬天发生的故事。
　　 那是这年初冬的一个早晨，母亲听到鸡鸣，就起来为大户人家的全家人做早饭，她先打开灶堂扒净了里面的灰，点着了里面的火之后又打开了大门，到门外大道南倒从灶堂里扒出来的灰，顺便再抱些柴禾回屋烧火。在大门外她一转身，听到了附近有人在呻吟，她仔细听一下，才知道这个声音是出自于自家大门西的碾房里。
　　 她来到了碾房门口仔细的听，确实在碾房里有人呻吟。她回到了上房取来了一盒火柴到碾房里的碾盘边上擦着火柴一看，有一个男人躺在碾盘边上在“哼，哼”着。
　　 母亲一个人想；这大门外面就是东西过往行人的大道，这个男人一定是病倒在这里了。她伸手摸一下这男人的额头，男人的头滚烫滚烫。从他身上也散发出一股蒸人的热气。
　　 母亲费了很大的力气把他扶到碾盘上，想要把他背到上房来，当母把他背起来的时候，发觉这个男人的怀里有一个硬邦邦的东西硌了一下母亲的后腰。母亲又把他放下，从他棉袄大襟里摸出来这硬邦邦的东西竟然是一支驳壳枪。
　　 母亲见此东西她大吃一惊，她把这个男人重新放回碾盘上，又擦亮了火柴在他的脸上重新照一遍，咋看此人慈眉善目，虽然双目紧闭但不难看出此人一脸正气，不象恶人，可他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
　　 母亲思索一会，她断定这个人肯定不是土匪，因为土匪都是成帮结伙出来打家劫舍，他是一个人单枪独马，病倒在碾房里的。
　　 经母亲紧张的思索和判断，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关外必有一场拼死相争，此人不是国民党的谍报人员，就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不是大恶也是大善！母亲在心里想这里，她一咬牙便从嘴里说了出来：“不管是什么人，他已经病倒在这碾房里了，先把他救活再说。”说完，母亲趁天还没大亮，街上没人，就又把他背起，悄悄的向上房走去。
　　 其实这时的母亲家在本地虽然是一个财主，可是这一家里并没有多少人了。
　　 这家老一辈的当家的就是母亲的的爷公公，和她的老公公在抗战胜利的前一年染上了一种叫霍乱的瘟疫，那时的农村本来就缺医少药，再加上小日本鬼子在这里折腾了十四年把老百姓弄的民不聊生，苦不堪言。
　　 财主虽然是有钱，可是也不能经常到义州城里去买药和到大医院去治疗。好在母亲嫁给这个大家庭里，自己有人在城内中药铺里当坐堂医生，财主家这以上两辈病人，比别家还多用了不少的好药，比村内其他的病人还多活很长的时间，就在这年刚入冬时就相继死去了。
　　 母亲的男人经常在外，别说是本屯人、就是家人不清楚他在外面做些什么。
　　 现在母亲的一家里面只有两个长工，顾二和孙三，还有个短工是孙三的亲侄子叫孙长久这三个人，可他们只是张家的长短工而已。这时母亲自己还有一个不满三岁的女儿，连扛活的和短工加在一起才只有五口人吃饭。
　　 母亲背起这个病人，在临进大门时，她机警地向四面看了一下，见没人，她迅速地将病人背进了上房的西耳房内。
　　 她把病人背到这里不仅是为了掩人耳目，还因为这耳房内有夹壁墙。
　　 这夹壁墙是在一九四二年日伪统治时期所修。
　　 母亲自己做主在这耳房内修了这道夹壁墙之后，经常在夹壁墙内藏放在当时的犯禁物资。
　　 在抗战的最后两年，也曾在这里掩藏过抗日的人仁志士。当然在藏人时也都是母亲一个人所为，她是不能也不敢让这财主一家大小知道的。也更不能让扛活的长工和外人知道了。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母亲自己知道，财主家的老辈和这一大家人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生性胆小，总怕遭受被掩藏的人连累，那要是一旦走漏风声，被小日本鬼子抓去，给你安一个抗日通匪的罪名，轻者把这一家所有的男人送到北满去做劳工，到那里是死是活就无人知道，何时放回来那更是遥遥无期了。
　　 要是重一点，从被掩藏的人身上搜出来武器枪支，或是反满抗日的宣传品，那就更是无话可说。小鬼子会把全屯人赶到一座场院上，四周架上机枪。鬼子军官抽出他的东洋军刀，象农夫削高梁穗子一样的把这一家人的脑袋削下来，然后连同被杀人的尸首喂他的东洋狼狗。
　　 日本鬼子就是用这种残忍的手段，确也征服了不少中国的软骨头，所以有些胆小怕事的人纷纷的给鬼子当了走狗，给国人当了汉奸。
　　 好在母亲家，胆小怕事的当家老太爷，这时年老多病。此时的家里外，大小事务全由母亲当家做主了。
　　 就在一九四二年的夏天，母亲给家里短工放了几天假，又给长工顾二开了工钱，让他回到关内去看望他的老爹去了。借此之机，母亲从自己的娘家找来了泥瓦匠，在自家大院内托了土坏，在西耳房内砌起了夹壁墙。夹壁墙门口又安上了佛仙堂，摆上了供桌与香子碗，从此母亲的西耳房内以佛堂重地为由，不准外人进入。这回又在里掩藏了这个被救的病人，这夹壁墙便起了很大的作用。
　　 到了冬底之时这个病人，病情稳定之后，他就决意要离开，他不想连累心地善良的母亲，因为有好几次，屯内一有风吹草动，母亲就把这个重病人背来背去的，怕这个有背景和来历的病人陷入魔掌，遭到不测。
　　 在此其间，还真有两次让义县城内的红眼队闻到了风声，红眼队到母亲家来抓捕，可是母亲也提前得知了消息，就把这个颇有来历的病人背到了东北沟，在一座红薯窑里藏了起来。
　　 一直到义县解放后，城内的红眼队全部落网，红眼队的人才说出，是财主家的长工孙三，被藏在屯内国民党特务的眼线所收买，两次到这家来搜捕，是长工孙三和屯中国民党特务的眼线给城内红眼队报的信。
　　 那么长工孙三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来在一次结算工钱，这个孙三与母亲结下了怨，那就是四二年，母亲给顾二和孙三放假，长工顾二回关里，来回的路费是母亲给的，在结算工钱时，孙三也想要顾二所多得的路费钱。可是孙三是本屯的家，孙三每天都可以回家，且用不着路费呀！母亲拒绝了孙三这一无理要求之后，从此孙三就对母亲怀恨在心，这次母亲藏人的短处，而且藏的还是男人，让孙三这样小人知道后，他岂有不报复之理？
　　 一年多时间，这个病人病好后，要离开了这里，他也向侠女一样的母亲说了实情；
　　 原来这个人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一个连长，名叫袁文成。是接受了上级领导人曾克林的委遣，到陕北延安去向中共党中央报告东北目前的严峻形势。
　　 接受任务后袁文成就觉身体不舒服，谁知到了这个屯里之后就坚持不住，病倒在这碾房里，多亏遇到了母亲这样好心的女侠相救，不然袁文成不但向中共党中央报告的任务完不成，而且还会死到这里。
　　 说完他用手撕开了他穿的棉袍里面的衣襟，从里面取出了四块光洋要给母亲留下做为饭钱。
　　 母亲又把光洋给他放回了棉袍的衣襟里并用针线给缝上了他撕开的口子。
　　 母亲边缝边对他说：
　　 “也不知你要去的地方离这里有多远，也不知道要多少天才能到达，这钱你还是留着路上用吧，在路上遇到了急事难事，没钱不行。如果到不了，你还可以回到这里来，我别的事儿不懂，只知道你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你们所做的都是为了老百姓，你也一定是个爱国的军人。”
　　 袁文成听了这话之后很受感动，他又几次张嘴却又闭上，母亲心里明白，他是在寻找他那支驳壳枪。
　　 母亲想了一会又对他说：
　　 “通过这一年多时间的了解和今天的谈话，你也没把我当坏人，我也就有什么说什么，你寻找的那个东西就先放在我这吧，现在我们这里又不是解放区，更没有区、村政府给你开路条的，你带上那东西是走不出去的。如果你就这样一个平白百姓，会更安全一些，你完成任务后不回到这里来了，我会想办法把你留下的东西转交给你们的组织，你们的地下党，我相信你们地下党组织也会给我开好手续的。如果你能回到这里来，那样更好，我会原物奉还的。”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袁文成对母亲也不知如何感激是好。
　　 在第二天，袁文成就离开了母亲这个财主家。母亲送他上路之后的这段时间，在心里悬着的石头也算落了地。
　　 那么母亲为何这样胆大，在当时又为何敢做这样不怕掉脑袋的事呢？原来这是与母亲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有关。
　　 母亲是在一九二零年出生，小时家里很穷，从小到大，她耳闻目睹了旧中国那些贫苦人受欺压的不平之事，心内难平。那时在义州城西农村过得好一点的人家若有大事小情，都要请来戏班子唱上一两台大戏。就是过得差一点的人家有了大事小情也要请来说书先生说上几段大鼓评词。那时义州城西文化匮乏，那些好奇又有着求知欲的男女孩子们要想知道一点历史，也只能从说书，唱影中对那些古代历史人物做些了解，而说书、唱戏唱影中的戏文内容也不外乎古代的穆桂英，梁红玉。还有后来的红娘子和秋瑾这些历史人物对这些男女孩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不是后来命运突变，母亲会在长大后，真的进山当一名绿林英雄来荡平人间这个不平的事道。
　　 母亲是在十四岁的时候为抵债才走进了离家并不太远的这个外屯财主家的。
　　 那时母亲虽然算不上这财主家的童养媳，可是进了财家之后，却成了这个财主家的一个奴隶。
　　 母亲原名叫宋依兰。
　　 家在义县城西的离城七十里的一个山村里住。
　　 母亲的父亲，也就是外祖父是个赌徒，家里虽然穷得叮当响，可还是外祖父在少年时就染上了好赌的恶习。每年全家人辛辛苦苦的劳作，都被他赌得所剩无几，一年到头全家人弄得吃不饱穿不暧。
　　 母亲在外祖父家里排行老二，母亲清楚的记得是在十四岁那一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全家祖孙三代围着一盆刚煮好的菜粥，等着外祖父回来吃饭。等到天黑也不见个踪影。
　　 已经进入了腊月，那严寒，那零下三十几度的气温，整个西伯利亚的寒流就好象专给她们这一家吹来的一样，冷风顺着房门四周的门缝一个劲的向里钻来。那时的母亲用挂了几年的破门帘子把四周进风的门缝塞了又塞，刚刚严实一点，母亲的父亲迈着醉步从外面摇摇晃晃的推门进来。
　　 母亲见我外祖父喝醉了酒连身子都站不稳便伸手去扶，外祖父用手抓住了小时候母亲的肩头，嘴里喷着酒气，醉醺醺的对他的二女儿说：
　　 “依兰，我的二……这回好了，爸爸把你输、输了，输给了有钱的人家，这回你再也不用跟爸爸受罪了……”
　　 小时候的母亲扬起头望着我的外祖父说：
　　 “爸爸你喝多了。”
　　 外祖父对小时的母亲说：
　　 “爸爸没喝……喝多，爸爸再喝这些也不会多、多的啊！”
　　 说着“噗嗵”一声，一头栽到炕里便死睡起来。小时候的母亲拽过一条旧被子盖在了我外祖父的身上。
　　 这样的事儿，在外祖父家里已经习以为常了，全家的人捧起了碗里放凉的菜粥，吃完了晚饭。
　　 到了第四天下午，外祖父为赌借债的债主，另一个屯子里的财主家的二东家真的带领着一伙人到外祖父家来领人来了。
　　 外祖父的债权人就是另外一个屯财主家的二当家人。这家财主在当地虽然不是恶霸，但其势力也远远的超过外祖父家。外祖父酒醒后也很后悔，债主为此和外祖父争执起来，母亲六十岁的祖母，柱着棍子横在门口，也拉出了一头撞死在儿子或对方面前的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