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朋友问我，“自然”这个词是不是最先出现在老子的《道德经》中？我说，应该是，与之差不多同时以及稍后的先秦著作中，如《尚书》《孙子》等都找不到这个词。朋友又问，那老子所说的“自然”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然”？我是一个写作者，不是文化学家，更没有从事过比较文化的研究，在这方面是没有发言权的。但朋友的提问引起了我的兴趣，每一件事都会有它的来历，就像所有河流都会有源头一样。那我们不妨回溯到“自然”的源头去，或许会有一些从未有过的思考和感悟。
　　 《道德经》中有三处“自然”，都在上篇。第十七章说：“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第二十三章开头就是：“希言自然。”第二十五章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结束。“自然”长河的源头是如此幽深莫测，虽然后来注家众说纷纭，但依旧莫衷一是。《道德经》区区五千言，微言大义，却这么密集地出现三个“自然”，自然是不同寻常的。佛家与道家经常吵得不可开交，佛家一急了就骂道家是“自然外道”，这就错误地将道教祖师爷老子的“自然”理解为客观事物，像山呀水呀等等，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自然界”。很显然，道教不是一门唯物哲学，自然在老子那里不是指的物质，而是一种意识，一种认识物质的内在意志和至高境界。现在所说的自然界在老子那里另有说法，“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是也。
　　 当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认为老子的“自然”就是指“自己”，分析是独到的，但容易造成误解，使人以为是“我这个人”。如果硬要从现代汉语辞典中找出一个词与老子的“自然”庶几相同，我以为，最恰当的是“自在”。台湾人南怀谨说，与佛教的口头禅“法尔如是”是一回事，很有道理。不过，他又说：“古人翻译佛经，怕与老子的‘自然’混合了名词，只好另创一词，便叫‘法尔如是’。”这种调侃不过是学者富于诗人气质的想象罢了。照我的揣摸，道教的“自然”比佛教的“法尔如是”更抽象，更本体化。“法尔如是”意思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而“自然”就是本来。语意一致，层次有别。
　　 “法尔如是”是可道之道，故非常道，所以佛家各有各的法；而“自然”正是老子所说的“常道”，是无可名之道，是天地之始的道，是众妙之门的道，所以玄之又玄。道家各派以及各代注家对《道德经》条分缕析，头头是道，一碰上“自然”二字，无不掷笔长叹，肃然缄口。
　　 魏晋玄学的首倡者之一王弼，在他权威的《老子》注本中，第一次见到“自然”时，写道：“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见也，其意趣不可得而睹也。”王弼确实很聪明，这么敏感的问题他一计虚晃就安然通过了，但这也正是他缺乏智慧的体现。洋洋万言，仿佛庖丁解牛；关键时候，需要真知灼见，他就成了一把钝刀。而他将“百姓皆谓我自然”解释成“而百姓不知所以然也”，更是牵强附会，南辕北辙，不知当时尸骨未寒的老子是否给了王弼小子当头一记闷棍。魏晋玄学机辩圆滑，学术浅薄，与王弼这样脑子好使、故作高深的首倡者不无关系。
　　 老子创造“自然”一词，想以此说明事物本身、事物的内在，让人对“道”有一个不那么玄乎的认识，没想到人们还是误解百出。不过，他老人家的心血也没有白费，“自然”这个词却流传了下来。后世人们按照自己对“自然”的体会，遵循着世俗的心理需要，将这一源头活水拓展成现代语境中的滚滚洪流。“自然”“自在”高频率地挂在人们的口头上，成为汉语言传播最常用的词汇之一，可是它最初的幽渺玄微已消失在函谷关的萧飒秋风里。
　　 “自然”现在有两重含义，一是指自然界、大自然；另一是口语上的自然、当然、自然而然。经难啃，玄难辩，人们图个方便，“自然”便自然而然成了自然，两嘴一翕一张，轻轻地打一个水漂，任何疑难均泥沙俱下，不会有什么阻碍，这是中国人独有的本事。而“自在”变得更欣欣向荣，它成了快乐的化身，成了安闲舒适的床榻。诗人杜甫在他难得的一首快活诗中这样写道：“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江畔独步寻花》）现在想起来，在一个时处忧患，却又贪图安乐的群体里，能有老子这样的大智真是不可思议。难怪，两千多年了，也就一个老子。遗憾的是，老子旨在探索生命本质问题的哲学并没有被他的后继者们传承下来，一顿清谈之后，老子学说成了装神弄鬼的道教，打的却是除妖祛邪的幌子；《道德经》更是变成了面目全非的武功秘笈；“自然”的世俗化也就可想而知了。
　　 “物化”后的自然并没有过上好日子。因为，人类在自己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危险而又可怕的指导思想－－人本说。再也不是什么“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了，而是“人多力量大”，是“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光石油工人吼一声，地球就如此担惊受怕；要是全人类一齐吼，地球非要变成棉球不可。人是万物之灵，都要听人的。山上的树被砍光了，数千里的江河断流了，动物界早已不是以前那样热热闹闹，狮吼虎啸猿鸣鸟啼熊嗷渐渐遁进了化石和标本室中，原来司空见惯的伙伴眨眼间就成了珍稀品种。只有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嚣张，地球显然不够用了，他们已经登上月球和火星，仗打到天上去了，也许过不多久，嫦娥和吴刚都会成为难民。
　　 人类本是在自然中成长起来的。但当他们能够把房子建到五层楼以上时，他们就有了争夺天空的愿望；当他们发明了蒸汽机以后，又有了征服世界的野心。他们终于与自然反目成仇。贪婪使人类不顾一切，他们当然不会想到，他们在疯狂掠夺的同时，也失去了最可宝贵的东西－－大自然的母爱。对于任何生命，母爱都是神圣的泉源，都是伟大创造力的起点，都是心智灵光的启辉器。一旦失去母爱，生命中最为优越的智能特性，便随之而消失，只留下愚钝、暴戾和一意孤行。
　　 在学者们那里，自然或许还有一缕鲜活的气息，但命若游丝。教育本就是为人服务，而不是为整个生命服务的。人的胃口吞噬了教育的功能，于是，一代一代人接受着扩张和侵略的教育，接受着置自然于死地的教育。发达的教育与科技，诞生了摩天大楼，诞生了宇宙飞船，诞生了核弹和温室效应。慈祥的大自然发现，人类中很难得出现一个孝子贤孙。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法国有那么一位，叫法布尔，被称作“昆虫世界的荷马”。他对大自然，尤其是对昆虫的态度，为粗鲁的人类树立了卓越的典范，但除了给予他应得的荣誉外，似乎很少有人热衷此道。他的话也很少有人听得进去，比如这样一段：
　　 我亲爱的虫子，一旦你们因为做不出难为人的事而说服不了那群胆大气粗的人，我就会站出来说话，会这样告诉他们：“你们是剖开虫子的肚子，我却是活着研究它们；你们把虫子当作令人恐惧或令人怜悯的东西，而我却让人们能够爱它；你们是在一种扭切剁的车间里操作，我则是在蓝天之下，听着蝉鸣音乐从事观察；你们是强行将细胞和原生质置于化学反应剂之中，我是在各种本能表现最突出的时候探究本能；你们倾心关注的是死亡，我悉心观察的是生命。我当然还要进一步表明我的思想：野猪们践踏了清泉之水；原本是研究人类童年的壮丽事业－－自然史，却由于分离细胞技术的高度发达，反而变成了令人厌恶憎恨、心灰意冷的事物……”
　　 这简直是法布尔代昆虫，代自然界发布的一封控诉书。字字血，声声泪。在这段文字里，法布尔近乎粗野的咒骂表达了他对同类的绝望。谁都把生命不当一回事，谁都把毁灭自然当作一件自然的事，谁都将利己主义的冰水当作清凉饮料痛喝。
　　 文明了两千多年，我们在残杀生命并自相残杀的同时，也培育了不少的理论体系。那些体系成为全人类的世界观。所有的人从懂事起，就被家长、学校和社会灌输着种种教条；所有的孩子都知道，在这个地大物博的星球上，他们必须有一副硬心肠和一套好胃口。然而，这些可怜的孩子，他们身上的自然气息，他们所禀赋的生机和活力，也被这样钢铁般的教育压榨殆尽。
　　 俄罗斯当代作家巴鲁兹金写过一部战争题材的中篇小说，曾获1981年度法捷耶夫金质奖。小说是以一个笑话结尾的：“一位自学成才的非洲美术家雕塑了一头《狂怒的大象》。一位欧洲美术家对他说：‘你是有才干的，但你还得学习。’这位非洲人在美术学院毕业时又重新塑了一头《狂怒的大象》作为毕业作业。欧洲人又去看了，他只说了一句：‘美术学院扼杀了你的天才！’”这部中篇小说的题目就叫《自然而然》。
　　 人类似乎是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今天。两千年并不久，伸伸脖子说不定还能看见老子的背影。但看不见的东西太多了，物种灭绝，动物消亡，许多登记在政府保护文本上的所谓珍稀类都已经名存实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然而在愚盲的思想和观念支配下，它很容易变成第一破坏力。“克隆”术再发达，已经失去了的事物不可能再回来。
　　 如果有上帝，他一定在打盹。不然，人类如此胡作非为，他为什么不掀起一场滔天洪水呢？若真要来一下，那他派出的方舟不知能救出几人？去年，几乎遍布全中国的那场特大洪水，让政府下定决心再不砍伐森林。花了那么大的代价，才知道原来每一株树木都是一个生命呵！
　　 我们只能说，还不迟，如果真的是下了决心。但人类的两大毛病恐怕是永远也克服不了的－－短视和冷酷。
　　 总有一天，上帝将在人类“坎坎伐檀兮”的吟唱声中惊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