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吹来，万物萌动，大地复苏，花儿含蕾，鸟儿欢唱，远处一片湛蓝的天空，让人心生感动。漫长的冬天过去了，我们不仅可以脱掉厚重的棉衣棉裤，更重要的是有野菜、有槐花、有鱼虾充饥。那年月，就连吃完饭后的饭碗，大人还会让我们用舌头舔舔干净的。童年里，最难忘的一字——饿！最常说的一句话——饿死了！
　　 曾记得，每天晚上上床时，都会有腹中空空的饥饿感，肚子里头还会不时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而大人总是说：“睡吧！睡着了就不饿了！”那感觉，那滋味，久久流连在童年的岁月里。在那遥远的记忆中，除了过年过节，每天都是饥肠辘辘的，似乎从来就没有吃饱过。解决温饱问题，在当时，成了仅次于政治运动的头等大事。
　　 穷则思变。人在被窘境压得透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潜能将得到充分的发挥，想方设法去挣脱困境。面对贫穷和饥饿，乡亲们在这片广阔贫瘠的黄土地上，苦苦地煎熬着、挣扎着、耕耘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努力艰辛地活下去。
　　 在那个大集体的年代，大人们周而复始地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挣工分，而我们这些孩子们呢？除了上学读书外，还要帮助大人们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譬如，拾粪，挑菜，戽鱼等等。虽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仍可辅助大人，给家里增加一些收入，让大人减轻一些负担。
　　 拾粪，最怕的是冬天了。记得很小的时候，天刚蒙蒙亮，父母便来到我们床头，在耳边不停地叫唤开，诸如：“太阳已老高了，晒小屁股了！”“隔壁的张三，已经挎着粪箕出门了。”被窝里头热乎乎的，又在觉头上，实在是不情愿起来的。可是，当听到有人已经挎着粪箕出门了，便不再迟疑，穿上破旧的棉衣，翻身下床。
　　 在我住的这条街上，各家各户的牲畜都是散养的。因猪比人睡的早，也比人起的早，而猪睡醒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排泻粪便。如果起晚了，这些猪粪就会被别人抢先一步拾走，最终将会空箕而归，白忙乎一场。有时候，因为起的太早，猪还睡着，我们只好强行将它们从梦中敲醒，然后屁颠屁颠地跟在猪屁股后面，等待着猪的“贡献”。
　　 那时，没有化肥，庄稼地里生长的纯绿色食品，施的全是生态有机肥，人与牲畜的粪便是增加产量的主要原料。所以，几乎所有的农家人，人人都视粪为宝。现在想想，有点滑稽，有点可笑，甚至有点恶心。可在当时又能有什么法子呢？与饥饿相比，身上沾点臭味，衣服上碰到点粪便，又算得了什么呢？
　　 除了拾粪，下学后放下书包还得背上篮子去挑菜。所谓挑菜，其实上就是到田间地头，挑选那些人能吃、牲畜也能吃的野菜。挑菜，是分季节的。春天里，挑的是鲜嫩的荠菜、槐花、香椿、榆树叶，这个季节野菜少，牲畜是吃不着的。到了夏天，可挑的菜便多了起来，像芥菜、苣菜、盐蒿、马齿苋，一般都是喂猪喂羊，鲜嫩点的，洗净后，在开水里焯一下，晒干，部分留着青黄不接时充饥，部分作为过年时的馒头馅。这些野菜，无论是鲜嫩的，还是晒干的，吃起来都会让人唇齿盈香，回味无穷。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正因为有了这些大自然的赏赐，才少了许多挨饿的机会。
　　 老家苏北平原，沟河港汊纵横交错，这些有宽有窄的小沟大河，除了起到灌溉、排涝外，更重要的是，在这条条沟河里，成群结队游着鱼虾，还都是野生的。当然，要想逮到它们变成餐桌上的美味，是要有一定办法的。钓鱼、叉鱼、摸鱼，这些小技，虽有时小有斩获，但到底还是不太靠谱，花费的时间也长，常常会失望而归。最彻底的办法还是戽鱼，水干鱼尽，大小统吃，皆大欢喜。如果是条小沟小汊，拿个脸盆，一个人就可戽干河水，但难有大的惊喜，尽是小鱼小虾。稍大点鱼在深水里，要想逮到它们，还得下大气力的，非几个人合力完成不可呢。
　　 筑拦水土堰，是戽鱼的基础性工作。如果土堰筑的不牢，待水快干时，两头河水形成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很容易出现溃坝，而功亏一篑，前功尽弃，无功而返。因此，花在筑土堰上的功夫，往往要占整个戽鱼工作量的三分之一。土堰筑好后，戽水的人两人一组一字排开，拉起戽斗开始戽水。随着“呼——哗……”的水声，戽斗在水面上有节奏地甩出一道道洁白晶亮的弧线；出水口哗哗流淌，水流一路欢歌，潺潺地奔向远方。
　　 经过一昼夜的奋战，梦想终于变为现实。随着水面愈来愈小、水位愈来愈低，鱼儿渐渐地露出水面。这时候，临渊羡鱼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指指点点，大呼小叫，其结果可能与他们无关，但却和戽鱼人一样心中充满难以言表的喜悦。戽鱼人在水中乐得忘我，岸上人站在塘边看得忘归。裸露在上面的鱼一般不会落下的，最难逮到的是乌鱼、河鳗和泥鳅了。乌鱼喜欢埋塘，而河鳗和泥鳅呢，却擅长在淤泥中游走，若是没有点逮鱼经验的话，它们往往成为“漏网之鱼”逃之夭夭……
　　 乡村生活如同童话世界里的月亮，圆时是那样的丰满，亏时又如此的缺陷。在那个无助的年代，人们为了纯粹的生存，无奈地演绎着单调的人生。尽管乡亲们铆足劲头，变着法子，使出浑身解数，努力去改变现状，但仍然不能随心所愿，最终还是要在艰难的日子里，度过一年又一年，熬过一天又一天。
　　 记得那时候市场上的猪肉，只有七毛三一斤，但对于囊中羞涩，身无分文的穷苦人来说，只能垂涎欲滴，望肉兴叹，没几家能够吃得起肉的。进入深秋后，便是蟹肥鱼鲜的季节。在祖父杂货摊的左边，是孙家的肉铺，右边却是鱼蟹摊。那时，卖蟹人习惯用草绳将个头硕大的螃蟹扎成串，一串串地悬挂在木棍上，等待着来自城里的“下放户（打成右派到农村生活的城里人）”买走。记得，那时候的单只过斤的野生大闸蟹只有四毛八一斤，可乡下人是不吃的，既不解馋，也没油水，哪有吃肉过瘾呢。当时，乡下有两则关于吃肉的往事，笑传了多年，至今偶尔想起，仍会啼笑皆非。
　　 有一天中午，一位住在乡下老汉在吃午饭时，觉得碗中的饭特别的香，老汉感到纳闷。饭中并无异样啊！味道怎么就不一样了呢？在老汉苦苦寻求答案之时，儿媳妇上前道出了实情。原来，那天早上儿媳妇上街时，在肉摊前不停地讨价还价，并翻来覆去地摆弄着案板上的肉，不是嫌这块太肥，就是怪那块太瘦，手上沾满了猪油，最终也没买一两。回家后，她将油乎乎的双手放在锅里头洗了洗。老汉听后，指着媳妇的鼻子，勃然大怒。你猜猜老汉会说什么呢？我当时理解，肯定是骂媳妇没出息，丢人现眼，给穷人丢脸之类，长骨气的话。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老汉说：“你怎么这么不会过日子呢？要是把双手放在水缸里头洗洗，不是可以吃上一个礼拜吗？”
　　 在老家，清明节有吃猪肉饺子的习俗。因其中有祭祖的含义，即使赊账，家家也要包顿饺子的，这是当时一年中唯一能吃上饺子的节日。邻家小妹张红，那年十三岁，从清明节的前一天晚上开始，自作聪明，假装生病，连续两顿饭没吃。小姑娘算计，去年她一顿吃20个饺子，这回饿了一天一宿，三顿加起来就是60个，这样就能吃下好多肉了。没想到，第二天中午只吃15个饺子，就再也吃不进了。肚子空空的怎么比去年吃的还少呢？小姑娘纳闷呀！后来终于明白，人不吃饭，胃要收缩的。小姑娘后悔的不行，白白挨饿了一天一宿，还少吃了5个饺子。
　　 陈年旧事，今天听来似乎有点荒唐，有点可笑，甚至有点让人难以置信。但在那样一个年代里，是可以理解的，也确实发生了。穷人吃不起肉啊！在那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里，人们为了得到温饱，还会有什么荒唐可笑的故事不能发生呢？
　　 在“抓革命，促生产”的时代，县里每年都要在政府抽调一批机关干部，组成工宣队，现在称为工作组，下到村村队队。一方面，宣传毛泽东思想，净化社员灵魂，调动广大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另一方面，蹲点帮扶农民搞好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
　　 那一年，来到我们大队的是七人工作组，带队的是县公安局领导，姓陈。那时候的工作组，纯净得像那时的天空，简单、透明、清新，没有雾霾，没有尘埃，不需要戴口罩，更不需要去仰望。印象中，每次工宣队到来，既没有车接车送，也没有热闹的迎送场面，更也没有标语横幅，入乡随俗，吃住简单。日用品、被褥枕头以及伙食费什么的，全是自带的。当时，乡下的条件简陋，大队部的几间茅草屋内，连张床铺都没有，点的是煤油灯，吃的是路边河水。在这的环境中，一住就是几个月，从没听到工宣队的同志叫一声苦、叫一声累。
　　 工宣队成员，每人包干一个生产队，组长老陈独自负责两个生产队。白天分头下到田间地头，一边宣讲党的方针政策，一边与群众一起参加集体劳动；晚上回到住处，还要汇报一天的工作情况，检讨工作中的不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劳动了一天的社员们早已进入了梦乡，可亮在大队部里的那盏微弱的灯光，却久久不能媳灭。
　　 后来从大人的闲扯中得知，凡能参加工宣队的同志，不仅政治觉悟、理论水平高，工作能力强，而且有超强的政治敏感性和吃苦耐劳精神，都是政府干部中的后备队成员，将来会得到重用的。当然，这只是群众在私底下的议论，到底能不能得到重用，最终的答案我们是不晓得的。
　　 当年，我们大队共有八个生产队，而工宣队只有七名成员，四夏大忙，又赶上干旱，还闹地震。老陈心急如焚，想给县里打电话求援，增加人手，但电话线路中断了，一直打不通。正在老陈一筹莫展之际，大队部来了一位身着旧军装，说是区里派下来指导协助工宣队工作的年轻人，自称王二小，是从部队上转业的。老陈心想，还是组织上想的周全，关键时刻，派来了援兵。老陈简单汇报情况后，陪着王二小同志挨个视察了每个生产队。
　　 晚饭后的碰头会上，王二小同志慢条斯理地传达了区里的指示精神，肯定了工宣队的前期工作，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还主动提出包干一个生产队。简短发言，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也没有半句“正确的废话。”会后，工宣队成员对这位来自区里的领导，敬佩有加。私底下议论，到底是区里的干部，脑子好，思路清，水平高，而且在抓农业生产方面，也样样在行，似乎比他们要强一些。
　　 那段时间，区干部王二小以身作则，一身泥一身汗的，天天忙碌在生产第一线。在他的指导和协调下，工宣队不仅为部分生产队解决了种子问题、农药问题、抗旱问题，而且还为较为穷困的家庭，申请了救济和补助呢。工宣队亲民爱民的口碑，在群众中口口相传，形象变得愈加高大。
　　 两个多月过去了，工宣队的工作接近尾声。那天，老陈接到上级通知，回县里汇报工作情况。在汇报时，老陈特别介绍了区干部王二小在工作中的表现，建议上报区里给予表扬。没想到，县领导和机关的同志，一脸茫然。县里从未接到上级通知呀！怎么来了个指导工作的区干部呢？县领导担心出差错，当即电话询问区政府。答复是，区里根本没有安排干部下去指导工作，机关也没有叫王二小的人。在场的人，神情严肃，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公安局的老陈，双眼睁得像电灯泡似的，半天都没回过神来。
　　 审讯王二小时后得知，此人未当过一天兵，家就住在灌河对岸，是个上过几年学的农民，因为兄弟姊妹太多，年年口粮都不够吃，经常挨饿。假冒干部的目标只有一个——填饱肚子。除此，公安部门再无所获，关了几天，教育一下便放出来了。为此，工宣队组长老陈挨了县里的处分，其他成员当然也受到了影响，没能继续留在后备队伍里。
　　 多年以后，我常常想起小时候的那种生活、那个场景、那些人物，苍白辛酸，简单透明，仿佛是岁月中的一阵烟云、一场梦幻。那如梦如烟的岁月，渐渐地远去了，而在这背后，却隐藏着一种纠结而复杂的东西，令人刻骨铭心，黯然神伤。屡屡神思，想笑，却笑不出声来；想哭，又挤不出泪水。静静回味，心底仍会汩汩流淌着一种隐隐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