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上海往事（三）

　　八点刚过，老公安薛子明就见朱一同骑着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到了黄浦公园门口。
　　在六十年代的未期，公安局的警员还都骑着公安局配备或自备的自行车办案，公安局内也配有吉普车和摩托车，可那是留作紧急出动和抓捕案犯用的，不象今天，没有配车不去办案，不坐警车不显威风。更何况是朱一同与老公安薛子明都穿着便装，私下合作对失踪的当事人进行追踪暗访呢。
　　朱一同同老公安薛子明带着失踪人常鸣铎的照片到十六路码头一家挨一家的查访起来。半天过去了毫无结果。最后两个人来到了黄浦江边的客运码头，两个人在乘客的候船室内，从打扫卫生的工作人员访起。
　　一位五十来岁的候船室女工看过朱一同拿出的常鸣铎照片之后，对朱一同两人说：
　　“这个人好象在昨天夜里乘坐104号民生客船去往武汉了。”
　　老公安薛子明与朱一同对望了一下，他们俩又来到了旅客乘船售票处，又拿出了常鸣铎的照片向售票人员询问。
　　售票处有几个年轻姑娘对朱一同两人待理不理，朱一同两人只好找到了售票处的主任，并向他出示了证件。售票处主任给他们找到了昨夜当班售票的胡大姐，胡大姐有四十多岁，她看过照片，认真的回忆一会说：
　　“这个人是在昨天夜里买了去往武汉的船票，是，是这个人！”
　　她又拿着常鸣铎的照片很仔细的看了一下说：
　　“没错，是他！”
　　说完，这位胡大姐向朱一同两人认真地问：
　　“你们两位是干什么的？我有什么义务来接受你们两位的质询？”
　　售票处主任用严厉的目光制止了这位胡大姐。
　　线索找到了出处，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安薛子明与朱一同从黄浦江客运码头出来之后找一避静的角落，两个人同量了一下，下一步的行动。
　　老公安薛子明说：
　　“这个案子本来就有政治背景，扑朔迷离，目前又处在一种特殊时期，我们再采取通常的侦破套路与手段是不行的，所以必须要采取特殊的侦查手段了。”
　　朱一同带着迷惑不解的神情望着老公安薛子明。
　　薛子明也望了朱一同一下，在心里想着；这样一个政治背景复杂的案件，交给了朱一同这样没有侦破经验的人来完成，也真够难为他的了。
　　朱一同望了一下老公安薛子明，带着一种向他求教的口吻问：
　　“那你说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呀？”
　　老公安看了朱一同一眼，带着那种父辈疼爱的心情向朱一同问：
　　“你还真想学呀？”
　　朱一同说：
　　“不瞒你说，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喜欢看一些侦破小说，常被书中复杂的故事情节所吸引，也常被故事中那些大义凛然的我公安侦查员所感染，梦想着将来能有一天，我也能成为象福尔麾斯一样有名的侦探。”
　　“哦！真没想到，你的理想还象童话般的天真浪漫。可你知道吗，目前我们上海的形势？你我都在与魔鬼一步一步地接近”
　　朱一同说：
　　“正因为目前我们上海的形势复杂多变，所以我想向您这位上海的老公安请教一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老公安薛子明说：
　　“告诉你，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完，那得需要一定的时间。”
　　朱一同看了一下腕上的表，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他说：
　　“走，我们找一家餐馆。”
　　老公安薛子明说：
　　“那又让你破费了，真不好意思！”
　　朱一同说：
　　“工作人员外出，到吃饭时间赶不回局里，在外就餐是有补助，这你是知道的。”
　　说完朱一同与薛子明两人走进了一家离座落在外滩上离黄浦公园很近的一家餐馆，顺着餐馆的窗子向外望去，可以清楚的看到黄浦江里的来往船只。
　　两个人落座之后，这里的工作和服务人员还是和文革前一样，服务周到热情。两个人要了一壶白干，一盘猪耳朵，一盘花生米，一盘酱牛肉，一盘猪舌头和两碗鸡蛋汤。
　　两个人都一杯酒入肚之后。薛子明用筷子夹起一片猪舌头放进嘴里，细嚼慢咽地品偿着。两个人边吃边饮，边注视着对方。老公安薛子明一双警觉的眼晴时刻洞察着餐馆内外的动静。
　　朱一同比薛子明小十五岁，要从他们俩所从事的职业上来讲，两人对比，朱一同的智商是要比薛子明低得多。可是朱一同为人憨厚，意志和立场都很坚定，这样的人到什么时候也不会出卖朋友和同志的，他这种人又是爱认死理，有时是要一条道跑到黑的，从这点上来说，也很适合做这种公安工作。他虽然没有多少侦破经验，但是有毅力有耐心，在当前来讲，朱一同能占上这两点也就够了。
　　时间不长，一壶酒被两人喝净了，但谈兴未尽，朱一同又诚心拜老公安薛子明为师。朱一同喊来了服务员，又要加了一壶酒，两人边吃边聊，朱一同几次要求老公安薛子明给他介绍一下他们做公安工作的经验。薛子明也为了排解一下他内心的苦闷，于是就由他在上海解放前如何做地下工作讲起。
　　…………
　　在上海解放前，薛子明在中共上海地下党芦增的领导下，成为上海地下工作者以来，很成功的干了两件对解放大上海有着很大作用的的大事。
　　薛子明原来是东北义县人，早年在沈阳就读于东北大学，九、一八事变以后，薛子明只身流亡到上海。为了生存，曾在大世界、外滩给英国和法国人开的饭店当西崽。
　　他刚到上海曾先后在南京路上给法、英两国驻上海的洋老板开的咖啡馆当拉门苦力。刚来这年冬天，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从外滩黄浦江刮来的刺骨江风，冻得身穿单衣制服的薛子明“哆哆”直颤。在没来客人时，也只能紧靠从大门内缝透出的一丝热气来温暖一下自己的身子。
　　这时，一辆洋人坐的别尔克高级轿车驶来，停在了咖啡店门口，薛子明慌忙走下阶梯去为洋客人来拉车门，因为两只手早被寒风冻僵，动作稍慢一些，不料车门被猛的撞开，当拉门苦力的薛子明就被这个英国的洋大人猛的踢了一脚，在拉门苦力薛子明还没反映过来的时候，这位洋大人又举起了手里的文明棍在薛子明的肩头上狠狠的“文明”一下。
　　挨外国洋人的踢，当时在中国给洋人做苦力的人中被称做“外国火腿”那已经是家常便饭，和司空见惯的事情了。就是这样，饭店和咖啡馆的洋大老板还要经常的把这些打工苦力叫拢到一起对这些中国苦力进行训斥着说：
　　“在你们中国的上海，一个小时内找一百条狗是找不到的，要找一百个中国臭苦力太容易了。”
　　旧上海的十里洋场，是帝国主义洋人的天下，他们在这里可以横行霸道，薛子明和那些流亡到上海的的青年一样，就在这水深火热之中忍受着。
　　薛子明在东北是一个大学生，他来上海是不甘心于给洋人打工做苦力的，到上海之后，他一边打工挣钱糊口，一边也在寻找抗日救亡的出路，时间一长，薛子明就参加了由流亡到上海的东北人组织的抗日救亡同乡会，也就在这时薛子明便接触到了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
　　一天，他在上海的四马路旧书报摊上花了几个法币，买了巴金著的《新生》，《灭亡》还有鲁迅所著的《呐喊》和《狂人日记》等进步书籍。这时有一位穿着中式长衫的中年人从他身边经过，这位穿长衫的中年人细细的看了薛子明一会便走开了。
　　又几日后，在东北抗日救亡同乡会的首脑引荐下，薛子明认识了这位中年人，他就是中共地下党上海工委书记芦增。
　　后来通过多次的接触和交谈，中共上海地下党了解到，薛子明是贫苦农民家庭出身，东北沦陷后，他和无数东北热血青年一样，怀着国恨家仇，希望能有人领头动员百万民众，把日本侵略者赶回老家去。他只身来到上海也是为了寻找救国救亡的出路。可是他在还没接触芦增之前，不知道在中国大地上早已经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已经由中国共产党高举起了抗日的大旗。
　　在与芦增接触中，薛子明了解到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为了北上抗日已经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会师陕北，在延安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已经给中国带来了曙光。
　　薛子明听后非常的羡慕和向往延安，他也曾多次向芦增提出，让上海地下党派他去往延安。这时芦增耐心的做薛子明的思想工作，他说为了抗战的胜利，党非常需要象薛子明这样有知识的热血青年留在上海为党做地下工作。
　　从此以后，薛子明就按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指示，在南京路的东口沙逊大厦英商开的华懋大酒店当起了打工西崽并以西崽的身份做掩护，为中共上海地下党做起了掩护同志、搜集和传递情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