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生产队”、“公社社员”、“大跃进”，当年这些响亮的名字，恐怕只有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人，才会有深刻的体味与感受。激情的时代，煎熬的岁月，苦涩的日子，在寒来暑往中随风逝去了，留在我们记忆和灵魂深处的那段苦乐年华，却始终无法淡然。
　　 如今，生活变得富足了，房子越住越大，车子越开越好，存款越积越多。今非昔比了，我们不但不会把马路上的“老外”，作为“西洋景”来看，而且随时可以走出国门，将自己变成“老外”。苦日子在不经意间变甜了，人已经变得浮躁，变得骄奢，变得忘我了。还有谁会记得过去呢？
　　 在那个“农业学大寨”的年代，生活在农村里的人没有贫富差距，更没有贵贱之分。一年到头，不论男女，所有的劳动都是以工分的形式来累算计酬的。当然，男女还是有别的。男劳力身体强壮，扶犁拉车，肩挑背扛，干的是重活，属于整劳力，每天记一个工，也就是十分工；而妇女呢，力不如男，干的是田间屋外，扫扫扬扬，插秧除草的轻巧活，属于半个劳力，每天的只能记五至七分工。
　　 那时候的记工员，别看他算不上是生产队的领导，但手中的权力还是蛮大的呢，笔头稍微歪歪，一年下来也是个不小数目。别小看了这些数字，到了年底呀，生产队上的会计在算盘上拨弄拨弄，可就变成粮食、变成现钱了。正因为是这样，负责记工分的记工员自然就成了块香馍馍。
　　 在上世纪七十年的农村，人们对于“性”事是从不避讳的。一群妇女，在干活时总是津津乐道地谈论着此类话题，就连自己和家里男人昨晚发生的“苟且”之事，也会拿出来抖露一番。现在看来，她们那时随便的玩笑和闲聊，比《金瓶梅》《木子美日记》等那些受禁的小说“黄”得多了。让我不明白的是，她们为何要当着孩子的面说出那些粗俗、露骨、污秽的荤话，究竟是出于无心，还是故意让孩子们接受早期“性”教育呢。
　　 生产队里的大闺女、小媳妇，常会利用田间歇息的当儿，有事没事都会凑上去与记工员套套近乎，或说些让男人脸红心跳的辣皴话，或挤眉弄眼，搔首弄姿，摆出各种媚态，挑逗他，戏弄他。甚至几个生过孩子的婆娘，在笑闹声中一起追打他，将他扼倒在地上，有人一起哄，便会扒下了他的裤子，往裤裆里塞把杂草、泥巴……除了这些，在那个年代还有什么更能让人开心的呢？她们之所以这样，还有另外一个隐情，就是指望记工员手中的笔头能在自己的名下“歪歪”呢！
　　 当记工员的大成，就在我家隔壁住。小伙子中学毕业，浓眉大眼，长得周正，还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喜好音乐，嗓门也亮，甭管啥电影插歌曲，只要看一回、听一遍，他便能像模像样地哼唱出来，或用二胡、笛子、口琴奏出来，腔正音圆，从不跑调。与人相处，板板正正，规规矩矩的，不一定人人都喜欢，倒也不“讨人嫌”。按说，像大成这样的人，在乡下找个媳妇成个家不算啥事。可大成的爹，在上海工厂里上班时，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乡下，头上有“帽子”，属于“四类分子”，家庭成分不好。
　　 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人们宁愿成天吃糠咽菜，也不敢沾上“政治上”的半点不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是很少有媒人上门的。尽管大成的身边天天有不少女人围着转，但没有一户人家愿意把自家的闺女嫁给他。当了多年记工员的大成，年过三十却依然还是光棍一条。
　　 我家门前，是生产队的一大块粮田，大概有几百亩，春季油菜，秋季水稻。油菜花开的时节，一望无际的田野，便成了花的海洋，蜜蜂、彩蝶在金灿灿的晨光里翩翩起舞，如梦，似画……那浓郁的花香随风四溢，沁人心脾，令人心醉；秋天一到，风便顺着西方向东使劲吹，稻穗低垂着沉甸甸的头颅，金色的阳光洒在稻穗上，田野里闪烁着一层令人迷醉的金黄，这一排排站立在大地上的风景，似凯旋后的士兵，在秋风中自豪地矗立着、摇摆着，显得那样的骄傲而威武。
　　 土地，承载着生命的继续与希望，也承载着农家人的快乐与幸福。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并非没有简单的幸福，只是我们总是纠结于那些复杂的快乐，导致了快乐却不能够幸福，幸福却又快乐不起来。
　　 开镰收割了。社员们发现，在这块田地中间，总会有成片倒伏的秸秆，好像被石滚子碾过似的。是谁把这儿当作了伊甸园，幽会狂欢，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每见此景，大妈大婶们总要望着大成说：“瞎作孽呀！”这时候的大成，力持镇静，抿着嘴憨憨一笑，却不言语。这句话，我们这些懵懵懂懂的孩子，是听不大懂的。只是从大人们的表情中，多少能猜测出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可是，来年呢！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出现。
　　 怎么说呢，当时在这种事上，乡下人的态度是暧昧的、宽容的、开放的，但前提是你情我愿，不能出现什么岔子，或惹出什么事情来，或造成什么坏影响。在那个漫长、封闭、枯燥的艰难岁月里，还有多少东西值得乡下人欢愉的呢。粮田里的风流韵事，在我们村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大人们在茶余饭后，总是拿出来回味一番。而大成，这个被人们认为是故事的男主角，往往置身事外，或沉默不语，或转身离去，给人们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后来，大成真的出事了。
　　 大队书记婆娘多年不生养，抱了个丫头，起名凤儿，打小就被视为掌上明珠。这一天天的，长大的凤儿，似出水芙蓉，长得俊俏，眉清目秀，身段子好，皮肤也白，长发垂腰，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小酒窝。凤儿不仅伶俐乖巧，而且还天生一副清脆悦耳的歌喉，说起话来甜脆脆的，唱起歌来婉转动听。俊俏的凤儿，爱打扮，穿着也和别的姑娘不一样。那时乡下的姑娘，从发育开始就要束胸，直到结婚有了孩子，才能够“解放”。凤儿却我行我素，从不按乡下的“规矩”来，坚挺着乳峰，高昂着头，每天都在人群中走来走去，引来邻居的指指点点，从不在意，也不避讳。凤儿爱唱歌，爱看电影，还喜欢与大成这样的人在一起，像个跟屁虫似的，成天跟着大成屁股后面转悠。因是独生女，又娇生惯养，有点倔犟、任性、叛逆，中学毕业后进了公社文化站，当起了广播员。
　　 那时候，村里一年唱一台戏，再就是一年看一两部电影，全都在露天里。一台样板戏《红灯记》或《沙家浜》一演就是好几年，一部《地雷战》或《地道战》从年头放到年尾。除此，再无触动乡下人兴奋神经的文化活动了。无论演样板戏，还是放电影，都会在各个村庄轮转着、重复演。锣鼓响，脚底痒；亮灯光，心发慌。我们常常挨村追着观看，最后连戏和电影中的人物及台词、对白都记得滚瓜烂熟了，但仍然乐此不疲，不厌其烦。如果下回再演再放，还会照样追随着宣传队和放映机。观大戏，看电影，是乡下人仅有的业余文化生活，也是年轻人谈情说爱最好的场合了。在明亮的戏台下，或昏暗的电影场里，常常能出现大成和凤儿的身影。
　　 后来，凤儿真的喜欢上比她大十几岁、是她叔辈的大成了。消息一传开，整个村子像炸开了锅似的沸腾了，像是重大新闻传播着、蔓延着，轰动了方圆十来里。那段时间，街坊四邻见面的第一句话不是“吃了吗？”而是：“听说了吗？”不等你回答，接着一句便是“书记家的凤儿和大成好上了！”之后便会伸出两只大拇指，平行相对，不停的弯曲着，打着通行的哑语。说者，神秘认真；听者，摇头叹息。
　　 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这还了得！书记利用惯有的威严和特有的权力，轻而易举地撸掉了大成的记工员，然后罚他去干生产队里最重的活——挑河工。指望着能从此棒打鸳鸯，拆散这桩门不当户不对、大逆不道的姻缘。
　　 起初，凤儿还算老实，像没事人一样，每天骑着那辆用特供票买来的凤凰牌轻型脚踏车，花枝招展，飘着秀发，早出晚归，照常上她的班，也没发现有什么不妥之处。之后，偶尔有那么几回，说是站里头忙呢，回来有些晚。书记和凤儿娘没太介意，也就没放在心上。
　　 过些日子，村子里有人传言，凤儿怀上大成的孩子了。尽管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凤儿娘却死活不信，还骂这些人不安好心，妄口白牙，竟是嚼舌头根子。凤儿娘之所以不信，自有她的道理。大成在二十里开外的河床上挑河修渠，凤儿呢？在公社文化站上班，根本不在一个方位上，八竿子也打不到一块去，岂有“凤儿怀上大成的孩子”之理？就是打死了，也不会相信的。直到那天在工地上当伙夫的饼叔回来说，真的在工地见过凤儿呢！细听了过程，凤儿娘才如梦初醒，一屁股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哭天喊地。
　　 晚饭后，挖了一天河泥的汉子们，累得像烂泥一样，软塌塌地都歇了，如雷的呼噜声长长短短，在黑夜里起起伏伏。饼叔上了年岁，每天买买菜做做饭，没有挖泥那么累。收拾完碗筷的饼叔，拿起烟袋，背着双手，到附近的村庄里挨家，溜溜门子，扯扯闲篇，才回到伙房独自睡下。晚睡早起，也是饼叔平日里养成的老习惯。上了年纪的人都一样，觉少，不溜到家家都熄灯上床，把憋了一天的话说完，是睡不着的。
　　 那天，下了小雨，饼叔回来早。还没进门，就听到伙房那张铺满干草的土炕上，有沙沙的响声，还有簌簌的呻吟声。那动静真不小呢，像“驴打滚”，更像“狗起窝”，翻云覆雨，或这样，或那样，缠绵起伏，无休无止。饼叔是过来人，哪能不晓得屋里出了啥事呢？看看停在草垛边的脚踏车，再透过门缝，瞧瞧那两张被炉火映红了的脸，吓得没敢吱声。摇摇头，远远地蹲在河边，掏出旱烟斗，在满是油垢的布袋子里揉了几下，装了老烟沫子，点上火，叭答叭答地抽起了闷烟……
　　 书记这回是真的恼了。发狠要拿大成法办，让他吃官司、戴小洋铐、下大牢。凤儿娘却在一旁，唉声叹气，一把鼻涕一把泪，呜呜咽咽地抽泣着。那年月，闺女长得丑点不要紧，要是作风有了问题，嫁人可就难了。要是大成坐了牢，凤儿嫁谁去？可把漂亮的凤儿，嫁给了光棍大成，肯定要遭人在背地里指指戳戳的。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家里人的脸往哪搁呢？不省心的凤儿，已经把全村上下闹得鸡飞狗跳了，以后在村里怎么活呀？让凤儿被唾沫星淹死，还不如放她条生路呢……
　　 凤儿娘苦口婆心，唠叨了一晚上，可她那“一根筋”的老头子，依然铁青着脸，满腔怒火，听不进半句劝，铁了心，明儿个非要把大成办了不可。在里屋的凤儿，突然冲出房间，怒发冲冠，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瞪着书记，撂下一句：“我恨你一辈子！”便飞快地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中。
　　 那天夜里，出奇的冷，西北风刮得飕飕的，天上还飘着鹅毛大雪……
　　 过了几天，人们才发现，大成不见了，凤儿也不知去哪了？村里人的议论便多了起来，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有鼻子有眼的，像真的似的。有人说，看见大成被书记在夜里偷偷送去坐牢了，还戴着小洋铐子；还有人说，肯定是大成带着凤儿私奔了，要不，怎么看不到凤儿呢；甚至说，大成害怕吃官司，悄悄溜走，逃到外地谋生去了，凤儿呢？早做好了准备，自然也跟去了……
　　 对村里的这些流言蜚语和猜测，书记俩口子沉默不语，大成爸妈也避而不谈。日子久了，大成和凤儿的事，渐渐地从人们的嘴边淡去了。
　　 许多年过去了，村里人再没见过大成和凤儿。前些年，有人传说大成和凤儿在南方一个工厂当了几年工人，大成爸妈落实政策回城后，俩人也跟着去了大上海，在大城市里落了脚，安了家。凤儿恨她爸无情，况且又不是书记亲生的，不回来也在情理之中。但这些传言，并没有得到证实。
　　 如今，书记早已退休，头发白了，身子板不再像以前那样威武挺拔了；凤儿娘老了，腿脚也不灵了，身体大不如从前。凤儿不知下落，让老人日夜在暗中思念、暗中期盼、暗中忧伤，一次又一次怀着渺茫的希望和真实的绝望。
　　 又是一个寒冷的季节，又是一个雪花纷飞的冬天。苏北平原上，白雪皑皑，天空中缀着一弯淡淡的冷月，稀疏的灯光从红墙碧瓦的新农舍中照出，村庄里不时传来“汪、汪”的狗叫声。暗月下，雪地里，俩老人，相互搀扶着，深一脚，浅一脚，蹒跚地走到村口，干瘪凹陷的眼睛里含着泪花，久久地遥望着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