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到2006年左右的散文写作充满了极端的个人性乃至做作、过分内向与自我的弊端和倾向，许多作家和作品自觉不自觉地与时代主题和社会生活严重剥离开来。尤其是文学写作（发表）日趋利益化、圈子化、人情化等因素，
　　 使得当代散文逐渐由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受关注”“异军突起”转向边缘化、冷漠化，形成了远远落后于小说诗歌的一个相对冷僻的文学门类。其中原因诸多，但根本的一点是，散文写作者在求新的道路上矫枉过正，在自我审察与惊醒的过程中过于迟钝与麻木，并且以此来作为区分“族类”的基本杠杆，使得散文写作日益成为“一群人的剧场”，自我封闭，自我“过滤”得过于严密，而导致了新散文写作发展的难以为继。
　　 对于后来者乃至当前散文创作来说，散文写作的难度不仅体现在题材、情感、技巧、方式等层次的“同化”现象，还取决于写作者的学识、思想、思维的扩张性，以及艺术主张、写作追求和胸怀境界等主体“依托”上。没有这些，或者只是凭借性情、奇特的生活经历与私密性的自身经验，这样的写作是难以为继的，也是难以写出与时代相提并论的散文“杰作”的。再一个问题，是文学的商业化，以及有意识的炒作，盲目的“从众”等问题也是使得当下散文备受诟病与轻视的原因之一。
　　 本文试图从当前散文写作的难处、九十年代以来散文写作的基本经验、成就和当前散文写作现状及其可能性等几个方面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和论述，并就散文写作今后的发展做学理上的建议。
　　 一、当前散文写作的难处
　　 （一）从三个方面探寻当前散文日渐边缘化的根源
　　 “新时期散文的另一个重要向度是关爱现实，在与时代和社会共进的情势下，作出自己的思考。①”就文学生态而言，散文从九十年代初期的勃兴，到二十一世纪初叶的日渐衰微，其中最大原因，一是出在散文作家自身。当前散文写作者越来越趋向“个人化”，普遍由状写外物与自身际遇，关注社会现实和重大命题等创作主张集体向“内宇宙”（自我）转入，虽然强调了“个体”和“个性”，最大限度地解放了散文中的“自我”，使得散文写作成为了一种“人”的艺术和创造，性情随之而毕露，思想随之而呈现，品质随之而凸显。是新时期散文写作之所以取得一段时期繁荣与被重视的根源所在。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散文作品所包含的信息量及丰富的“生命”“思想”和“现实”意识严重减退。“载道”的被摈弃和自行失落，使得散文写作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鸟瞰人世万物、纵横家国命运的强力色彩，并由此而急转到一种自我的甚至更为狭小的境地中去。
　　 二是与传统散文教育有关。“新散文”运动号称与传统割裂，号称或者妄图在新的“高地”上对散文进行大换血，甚至在表述方式、艺术手法上都进行了革命性的颠覆、推倒和重建。这是新的写作散文思潮和实验最大的成功，也是一柄双刃剑，在陌生化实验的同时也将散文逼进了孤芳自赏与小众化的境地。而与之相对的是：当前的散文阅读群体，其对散文的理解和认知完全来自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语文课本，仍还遵循着借物表情→就事论事→发现哲理→总结提炼等传统散文经验，而对于新的散文文本方式，接受难，即使有人赞赏，但接受起来也存在巨大差异，甚至产生抵触情绪。笔者做过类似调查，对新时期的散文写作及其作家作品，初、高中生基本上是陌生的，甚至不知此人是谁，此作品与课本上的相比较有何优长。为什么那样写，又为什么要把散文写得别人看不懂。散文乃至整个文学虽然是“士大夫”的专利，但相对于当前之文化发展之迅猛、思潮影响之广泛，我们长期以往的语言教育显然是滞后于时代的，也滞后于当前人们的文化认知程度与思想辨析能力。以课本为主的文学教育，一方面僵化了学生文学理念与文学理解、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对当代文学采取了漠然对之的冷淡态度，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当代文学在更多受众之间的传播和影响力。
　　 三是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因为工作或者生计，乃至影像、信息传播的异军突起，使得以文字和纸张为主要传播途径的文学收到了严重冲击。阅读群体锐减，阅读的取向趋向快餐化、扁平化和轻松化，使得散文受众日益缩小，进而与其他文学门类一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遮蔽”与“遗弃”。这其中固然与过于功利、注重外在物质与“本我”“利我”主义等时代本质有紧密关联，也与人民志趣转向，价值观念被更切身的利益所吸引，再加上生存之严峻、生活之逼仄、精神困境繁复且充满“难言之隐”、“无人认领”、缺乏真诚与自然的关怀等问题，使得文学越来越小众化，于更多人的而言陌生而冷僻，甚至成为了大多数人漠然置之甚至耻笑、嘲笑的对象。
　　 （二）当前散文创作和发表当中的“遮蔽”和“被遮蔽”现象。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学写作的日渐机械化和程式化。其中，成名者和资源占有者的有意甚或无意识的垄断，已经是一个文学界持续的不争的一个事实。当经济成为文学的第一要义，媒体资源占有者和传播者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乃是如何更好，至少保持不低于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和个人物质来源乃至必要俗世尊严。从这一层面上讲，要想实现这些，仅凭传统的，坚持某种纯正的文学传统、社会道义和高贵梦想显得不切实际。
　　 究其原因，一是受利益及其它现实因素驱使，散文舆论和传播资源自然而然地为一部分写作者强势占有，进而成为为自己和哥们姐们服务的工具、渠道。如，一些也曾艰苦写作，四处碰壁的写作者一旦功成名就，进而入主当年的文学期刊，成为主导者、引领者和作品优劣的最终判断者之后，就会按照自己的主张和“看法”来做判定，一些与之“不同”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就会被拒绝发表，形成资源独享的局面。
　　 二是散文批评家数量少，且批评家立场的严重丧失。散文写作长期边缘化，小众化倾向，乃至当前小说更容易受关注及引起轰动效应等缘故，专职散文批评家在数量上严重流失或者在院校阶段就有意无意地丧失了，致使散文批评严重滞后于其他文学体裁批评家拥有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散文的被推广和被宣传，使得散文日渐成为文学写作当中无足轻重的边缘化体裁。
　　 三是文学观念上的重小说轻散文，以及诗歌运动迭起，散文变革极少且难以引起“大面积”关注与“群众效应”等原因，致使散文主流意识和文学观念上受到冷落，进而构成了对散文“小格局”、“小制作”、“情绪化”、“谵妄”、“呓语”等错误认识，使得散文在整个文学生态当中日渐冷落。
　　 这样的一些“遮蔽”现象，其实是一种文学上自觉不自觉的专制行为，当然也包括了人性恶的某些劣根和弱点。另一方面，现在的专职的评论家们，则舍弃了往日那种穷经皓首、深入肌理、融会贯通、点石成金的学术传统，转而跟随大潮流，一而贯之地“站高台”“唱大戏”，随声附和，随迹彰行，使得文学批评成为泡沫文学附庸，也使得批评成为了文学体裁之中最不受信任的文体。
　　 （三）其他一些方面的原因
　　 第一，在当下，年轻写作者的文学发表和获得承认越来越艰难，其主张的彰显、个体文学水准、创造力被证见的难度显而易见；第二，未名者的文学写作时刻存在着被主流媒体乃至文学资源掌握者诱降、同化、篡改和扼杀的危险；第三，自身学识的浅薄，思想的拘谨因循，思维的单一化，题材的雷同和书写方式乃至语汇的共享性与可复制性，构成了当前文学写作者的内部病殇和不得不遇的挫折。
　　 二、九十年代以来散文写作及其成果
　　 （一）崛起及其重要作品
　　 中国散文再度崛起应当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甚至更早时候。在此之前，模式化的散文写作成就了一批人，也窒息了原本内质自由、性情辽阔的散文的应有生机。而一些优秀作家如张承志、韩少功、张炜、史铁生、贾平凹、汪曾祺、王宗仁、周涛、马丽华、韩小蕙、王英琦等人小说（诗歌）之外的自由的散文写作从根本扭转了杨朔、秦牧等人的模式化甚至有些僵化呆板的散文写作模式（倾向），使得散文写作重新焕发出了蓬勃、新鲜、独立的风度和风貌。如《无援的思想》《清洁的精神》、《聋子的耳朵》（张承志）、《我与地坛》（史铁生）、《商州三录》、《太白山记》（贾平凹）、《走过西藏》（马丽华）《唐古拉山和一个女人》《情断无人区》（王宗仁）、《游牧长城》《伊犁秋天的札记》（周涛）等，这样的一批优秀散文作品，可以说是对新时期散文写作的一次重要唤醒，也是对散文自由精神和丰富内质的再度发现、深入和张扬。
　　 可以肯定地说，所谓新散文写作，肇始者非多数媒体宣传的，就那么几位，而是这些人的开拓及尝试，使得后来的散文家们才有了足够的底气与勇气去实验一些新的散文语言和形式，包括思想的更换与超越，学识与对待笔下物象的态度，在文字中的“个性”与姿态等。更应当说，是上述那些优秀作家的实践并其成果，构成了散文在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的“高潮”的主要推进剂。但在这一点上，至少目前还没有形成共识。笔者一向觉得，在创作实绩上，尤其是传统上，客观、真诚品质是必不可缺的。
　　 正因为如此，到九十年代初期，一些面目新鲜的写作者在散文领域开展的大面积的试验和探索活动，可以说都是建立在这些作家和作品基础之上的，是长期窒息之后的高强度的喷发和多角度的释放。现在，我们都习惯将之成为新散文（运动）。通过一些作家的努力，新散文较为成功地接续了上述一些作家作品的未尽之力乃至未至之境，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冲击传统散文的潮流。使得散文写作彻底摒弃了面目呆板、意识形态第一的单一、自闭甚至僵化的文学创作模式，多方面、多层次肯定、发现了人（个人）价值的神圣性，进而呈现出尊重人性、题材多样、手法新颖、独立创造的创作趋势。
　　 （二）承继、创新及其误区
　　 上述作家的散文写作，一方面承接和延续了“五四”时期以及张承志、史铁生、贾平凹、周涛、马丽华等人的写作经验和创作成果，另一方面则直接受益于西方文学，尤其是大师们的影响。对此，我们只要对迄今为止的新散文作品进行必要的审视和检点，就可以明确感到，那些被命名或自行命名为“新散文”写作者的作品当中，或多或少地隐约了国内外A大师或B大师、C大师的影子。
　　 对被称为“新散文”写作的成就，“综合这些年来的新散文实践经验，我以为，新散文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极端的自由，不是书写对象和题材、形式和语言的，而是思想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第二，形式的探索创新，新散文作家们不遗余力，以勇气和学识，进行了有效的实践和探索，使得散文的表现形式更为活泼灵动，新颖新异。第三，个体意识的无限膨胀，使散文具有了强烈的个性化色彩和个人的魅力。第四，语言的创新，完全回避或者抛弃了大众模式乃至官方话语，使得散文的想象力和扩张性得到了空前的解放。第五：散文的内涵和指向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发散的，立体的，多维度和多方向的。这些都是新散文给我们带来的有益经验，他们的努力和探索，使得原来面目呆板、陈旧单一的散文写作呈现出新的生长点，具备了新气象。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今天，新散文丧失或者丢弃了这些独立的精神品质，自由精神转换为“狭隘的个人自由”，从体制外到体制内，这些人的写作显然是委曲求全甚或缴械投降了的。形式的创新走进了篇幅无限延长的单一性模式，动辄万言数万言仅仅是一种外在的标示；个体意识和内心经验的无限膨胀，导致了题材乃至内核的狭窄和鄙薄；语言的创新走进了解词的泥淖；内涵的空泛和严重的自恋甚至心理隐患成为了个性的标签和区别的唯一手段。②”
　　 (三)这些年来出版的重要散文作品
　　 这一时期出版的较有影响的书籍有：《新散文九人集》、《布老虎散文》（春风文艺出版社）、《七个人的背叛》（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以王开林《灵魂在远方》、祝勇《文明的黄昏》（均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等为主要作品的“新锐文丛”。此外，还有“中国散文擂台赛丛书（太白文艺出版社）”（包括冯秋子《寸断柔肠》、单正平《膝盖下的思想》、刘烨圆《精神收藏》、李锐《谁的人类》、筱敏《成年礼》及《城市牛哞》《燃烧的石头》等）。
　　 百花文艺出版社也相继出版了“后散文”、“日常生活”及“散文公社”和“新感觉女性散文”等丛书，对于推动当代散文写作发展，总结经验和展示成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另外，尤值得一提的是，鹭江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了《中国先锋散文档案·先锋文丛》，其中囊括了冯秋子、钟鸣、周晓枫、王小妮、于坚、黑陶、黄一鸾、张锐锋等卓有成效的散文作家作品。2007年和2008年、2009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及百花文艺出版还出版了《原生态散文十三家》、《散文中国》12卷、《大地上九座村庄》，以及河南文艺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名家散文系列”、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的“独立文丛”、文心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名家原生态美文丛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