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间社会的倒影是什么呢？我以为，除了鬼间或阴间，还应该包括狗间，它与人间构成一个有意味的夹角。萧伯纳说过，“我见过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欢狗。”而胡适的一句口头禅是：“狮子与虎永远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与狗才成群结队。”他们对狗的理解如此相反，只能表明狗间和人间的互动与纠缠有多么深。据说德国人一般情况下不喜欢与人交谈，但是，只要两个狗主人相见，他们首先谈论狗，然后才谈别的事情。在“六畜”之中，狗是最早被驯化的，约有两万年的历史。丹麦曾在一万五千年前的古人类生活的遗址中，出土了犬化石，被定名为“泥炭层时代犬”。中国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狗化石也有七千年历史。狗作为与人距离最近的动物（换一句说法就是“最亲密的伙伴”），不得不接受人的文明，居同样的环境，喝同样的水，吃同样的食物，甚至穿衣、穿鞋、美发、美容等等。这种与人共存的方式对狗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以致狗也患上了与人相同的病症，诸如癌症、癫痫、夜盲症、青光眼等疾患也流行在狗间。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搬运夫和哲学家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不过，一百年后，一个搬运夫要想成为哲学家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至少他思考的范围必须包括狗间的社会学命题。例如，狗的户口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没有户口就意味着“盲流”。你每天都可以在街上目击到处乱窜的流浪狗。于是乎出现了打狗队。他们戴着白手套，牵着狼犬，成为人间和狗间之秩序的维稳者。与此同时，洋狗群日益壮大，杂交狗越来越多，全球化速度比人间更甚。在狗年中，继“超女风”后，“超狗风”也愈刮愈猛。各种各样的“狗美”比赛屡见不鲜。“狗狗ＰＫ”也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有人放言“当选狗”可得十万年薪。于是乎出现了狗仔队。他们拿着长枪短炮，像蚊子一样无孔不入，专门干那种追嗅“宝贝”屁股的事。不过，狗间全球化有一个方便的条件：狗语是真正的世界语，没有语种分别，因而像美元一样全球流通。在中国，生肖狗之所以被称为戌狗，按老祖宗说法，戌时指晚上七点到九点，这时狗正处在亢奋期，任何一点响动都会引动它们吠叫。只是如今失去夜吠习惯的戌狗越来越多了。看起来狗语不存在话语权问题，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在另一种话语暴力下，它们同样会变成哑巴。
　　 喜剧大师卓别林深谙其妙，他在《狗的生涯》中表现的是流浪汉查理穷困潦倒的生涯，却将流浪小狗斯凯普的命运与之纽结在一起，这样一来，“流浪汉和流浪小狗的差别要比家犬和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对狗和狗性研究最深入的，要数卡夫卡。他将对狗的观察记录在一个笔记本上，后来他竟以狗视角写了一只老狗的精神履历，充斥着恍惚、质疑、分辨、自否、拷问、憧憬相混合的意识流，将人间的世像和心像曲折地映射在里面。卡夫卡死后，该笔记被冠以“一只狗的研究”而公诸于世。作者借老狗的口吻感叹道：“不过那时的狗不像今天这样奴性十足。”由此看来，卡夫卡小说中的主人公堪称狗间哲学家，它探究的是世界、万物和狗自己的存在。不过，在卡夫卡之前并没有人知道狗间也有哲学家，否则马克思不会说出那一句名言。这是卡夫卡的过人处。
　　 二
　　 然而，家犬变成狂犬这个问题有点特别，有点复杂。它的疯狂是来源于人，还是它自己？据科学家研究，月亮和动物行为之间存有联系。动物在月圆时更容易咬人。悉尼大学的研究者发现，在月圆前后，全澳大利亚狗咬人的事件比其他时候略少。奇怪的是，在年底的假期，动物咬人的情况会出现一个高峰。比如圣诞节和新年期间对狗多加小心――不管月亮圆不圆。有趣的是，远在古罗马时期，每当炎夏天狼星与太阳一同升起时，古罗马人会将酷暑归咎于天上这只疯狗的出现，因此会脱口而骂：dogdays。只是古罗马人没注意过，这一天地上究竟有多少家犬变成狂犬。
　　 狗咬人与月圆的关系不是笔者能研究的。只是我奇怪，为什么猪、羊、牛们很少疯狂，而唯独狗会像人一样疯狂？当狂犬咬人并使人变成“狂犬”而咬自己的同类时，人间几乎反过来成了狗间的倒影了。学者们在研究鲁迅《狂人日记》时，大都忽略了“赵家的狗”的独特作用。这是很大的疏漏。比如开头：“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其时，赵庄上空的月亮确乎圆了，而且“赵家的狗”也确乎有些特别。反过来，狂人呆在黑屋想知道月亮圆没圆，只须看看“赵家的狗”的“眼睛”，或者听听它发出怎样的叫声就行了。比如，“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鲁迅显然研究了“赵家的狗”与月圆之间的社会学关系，并且还研究了它与洋名叫“海乙那”（英语hyena）的鬣狗之间的差别和血缘：“记得什么书上说，有一种东西，叫‘海乙那’的，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时常吃死肉，连极大的骨头，都细细嚼烂，咽下肚子去，想起来也教人害怕。‘海乙那’是狼的亲眷，狼是狗的本家。前天赵家的狗，看我几眼，可见他也同谋，早已接洽。老头子眼看着地，岂能瞒得我过。”
　　 鲁迅的结论恰恰与马克思相反：“赵家的狗”与野性的鬣狗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更可怕的是，赵庄的“搬运夫”与狗的差别也越来越小了：“大门外立着一伙人，赵贵翁和他的狗，也在里面，都探头探脑的挨进来。有的是看不出面貌，似乎用布蒙着；有的是仍旧青面獠牙，抿着嘴笑。我认识他们是一伙，都是吃人的人。”
　　 由此看来，在宗法制和独权制的社会土壤里，不仅难以冒出耐高压的哲学家，即便从康德和马克思的故乡空运来几个哲学家，也会被“逆淘汰”掉，即哲学家被搬运夫淘汰，搬运夫又被赵贵翁们淘汰，最终赵贵翁们会被“赵家的狗”淘汰。如果不研究“赵家的狗”的狗性结构和繁衍方式，便谈不上读懂《狂人日记》，以及何以要“痛打落水狗”了。
　　 三
　　 在中国，家狗大都是有姓氏的，常称之为“赵家的狗”“李家的狗”或“朱家的狗”等等。“爱屋及乌”这个成语，翻成英语便是“loveme，lovemydog”。问题是，中国人从来都不爱乌鸦，乌鸦历来被视为凶兆。当然，“爱屋及狗”是可能的，但这要看狗主人是谁。狗与主子家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狗身上自然打上了阶级的标签。由此可见，纯粹的野狗是很少的，大部分野狗原本是“赵家”“李家”或“朱家”的“看门狗”，后来被主人抛弃了，因此才成为“丧家狗”。它们流浪在外面，乞求旧主人回心转意，同时也期待新主人早点收留它。因此，这些野狗从来不具有野性，也暂时失去了“家性”，因而更加暴戾和孱弱。
　　 记得父亲下放青阳农村那年，一次被村庄里的一只狗咬伤。父亲说那只狗蜷曲在门口，一声不吠，待他走过去后，猛冲上来就是一口。堂兄要找狗主人讨个说法。父亲摇摇头说，算了吧，那是老贫农家的狗。自此我才注意到狗与狗是不同的，开始留意哪条狗是老贫农家的，哪条狗是地主富农家的。后来读王小波小说《黄金时代》，发现王二也有类似遭遇：
　　 春天里，队长说我打瞎了他家母狗的左眼，使它老是偏过头来看人，好像在跳芭雷舞，从此后他总给我小鞋穿。我想证明我自己的清白无辜，只有以下三个途径：
　　 １、队长家不存在一只母狗；２、该母狗天生没有左眼；３、我是无手之人，不能持枪射击。
　　 结果是三条一条也不成立。队长家确有一棕色母狗，该母狗的左眼确是后天打瞎，而我不但能持枪射击，而且枪法极精。
　　 在流氓型时代，一只羊想证明自己清白无辜是不可能的。而愈是想证明便愈显现出种种荒诞来。这是小说的深刻处。有人认为流氓型社会里只有狼和羊。其实不然。狼实施专制（或名曰专政），对羊拥有生杀予夺之无上权威，羊只有等死的份，下跪乞求的份，被吃的份。但如果没有狗，狼的专制就不那么顺遂、牢靠了。瞿秋白在《狗道主义》一文中这样形容它：“只有那狗似的英勇，见着叫化子拼命的咬，见着财神老爷忠顺的摇尾巴——仿佛还可以叫主人称赞一句：‘好狗子！至于羊的奴才主义，那就是说：对着主人，以及主人的主人要驯服得像小绵羊一样。’”秋白先生似乎忘了，狗遇见羊便成了狼，遇见狼便成了羊。羊要进阶到狼的队列中去，第一步必须设法成为狗仔。流氓型社会得以维持的秘密，不在于那几只狼拥有无上权威，而在于为数庞大的“赵家的狗”“李家的狗”或“朱家的狗”，在于将羊转化为狗的“进化”机制。狗群的存在不仅让羊的反抗（如果有的话）遭到瓦解，而且使羊们朝着成为狗的方向变异。当流氓型社会达到狗群即羊群的程度，它的稳定性往往最好，延续的时间也最长。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指出，“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我们只应该拿人的运动来轰散那狗的运动，不应该抛弃我们人的运动去加入他们狗的运动。”可谓一针见血。所谓狗的运动，专指民国后各派政客拥着各派的军人争权夺利，好象狗争骨头一般。陈独秀追问道，“民国十二年中，伤亡的下级军官及兵士到底有多少，究竟他们为什么而战？为什么而死伤？不用说是为少数军阀私人的利益与地位而战而死伤。”（《北京政变与军人》）这些兵是由军阀雇佣的土匪及各种无业游民构成，他们甘心充当狗群供主子驱遣以换取一点残羹冷炙。然而，象群狗争骨头的岂止是军阀们手下的兵士们，更有一大群帮闲文人。他们的结局似乎比那些兵士要好，但却更可悲更龌龊。
　　 四
　　 问题是，“人的运动”非但没有“轰散”那些“狗的运动”，而且“狗的运动”远比“人的运动”要浩大得多。究其因在于：其一，有许多帮闲文人从旁协助“狗的运动”。他们在一边帮腔、喝彩、放冷箭、搅浑水。在流氓型的文化传统里，一直深植着怎样做知识的狗，进而凭知识谋取“看门”之狗位的结构功能。知识和真理本来是打狗棍，但现在却成了“看门狗”进攻的吠液和利齿。知识者（区别于“知识分子”这一神圣称呼）所依附的狗主可以是权势、派系或金钱，他们一听见吆喝、怒斥或者狗链抖动，就知道该朝什么方向狂吠、摇尾或呲牙咧嘴。其二，犬儒主义盛行使“人的运动”式微，并带有一股“儒犬”气息，于是“狗的运动”更加狗势浩大。其三，“人的运动”越来越成为招牌，成为挂羊头卖狗肉的“运动”，其实质是将人奴化为狗的运动。陈独秀后来也被这种“人的运动”所淹没——最早是共产国际让他做听话的狗，后来他不服从了，于是就把他搞臭，直至用打狗棍驱逐之。出狱后各方势力纷纷用高官、利诱、设套、威逼让他做“狗”，均遭到他严辞拒绝。
　　 在布满凶险漩涡的急流里，一个革命者，一个知识分子，想做一个独立的人是很难的。权力一旦与知识、主义合谋，自立和自由就难有立锥之地。陈独秀晚年看到毕生发动的“人的运动”近乎虚妄，而“狗的运动”仍喧嚣不已，于是陷入痛苦的思考：“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我的根本意见》?1940）苏俄所谓的“人的运动”，其实也只是“狗的运动”的变种而已。他从苏俄的现状悲哀地看到了中国可能的未来。事实上，在他死后的数十年里，所谓“人的运动”比任何时代都更狗急，也更狗化，谁要是反对这种运动，谁就是“崖崖狂犬吠红日”。至此，“人的运动”与“狗的运动”变得如胶似膝了，竟合二为一地成为“狗人运动”了。
　　 五
　　 狗间与人间的交错、互映，无疑使人狗之间的界限慢慢模糊了，以人喻狗，以狗指人，这类文化隐喻几乎俯拾即是，譬如狗盗鸡鸣、狗吠非主、狗吠狼心、狗苟蝇营、狗急跳墙、狗尾续貂、狗血淋头、狗血喷头、藏弓烹狗、狗仗人势、狗彘不若、狗眼看人低，一人升官，鸡犬升天，狐朋狗党，等等。刘邦灭掉项羽后，将手下几位功臣称作“功狗”，理由很简单，他们如同猎狗一样在“猎人”指令下包抄猎物。成吉思汗也如法炮制，称手下最勇猛善战的四名将领――忽必烈、哲别、折里麦、速不台――为“四狗”。
　　 到了现代社会，将狗称作“功人”的，齐奥塞斯库算是登峰造极。齐奥塞斯库有一爱犬名“考布”，周围的高官皆尊称为“考布同志”，齐奥塞斯库嫌此称呼太平民化了，于是郑重给爱犬授衔，“考布同志”摇身一变成了“考布上校”，前无古“狗”地开创了“狗官”的历史。“考布上校”配有豪华别墅和专车，有秘密警察充当保镖，保健医生更是日夜照料，据“考布上校”的女助手回忆：“秘密警察告诉我们永远不要喂狗。有专门医生检查狗食（一种从英国进口的肉）。只有医生尝过后，肉才能喂狗。”罗国驻伦敦大使肩负的重任之一，便是每星期去一趟圣伯利公司采购精美的“上校食品”，然后空运回国……。而此时，罗国人民正在凌晨的寒风中排着长队购物——不过，这些食品“考布上校”是不屑一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