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堂叔的院落里，冬日一丝一缕的暖意荡漾着每个角落。公鸡和母鸡相互嬉戏逐食，堂叔的孙子孙女们发着童音吵闹着。不时有人上门请堂叔看病，堂叔忙完之后给我续水，让烟，腊梅花散发出淡淡的清香。
　　 堂婶在灶间准备午饭。尽管她还是那么利索干净，可我从她的耳鬓间看出了隐隐的白发。她的女儿已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在灶间烧水，我想，她的母亲当年也如此清新动人吧。
　　 上个世纪60年代，堂叔和堂婶本来是相隔二十里两个村子的青年。公社举办赤脚医生培训班，他们相识。我曾设想他们认识的许多过程，也曾小心翼翼地问过堂叔，堂叔总是淡淡地一笑，日子长了，忘了。
　　 堂叔忘记了许多在我想象中那种微妙的感觉。但是堂叔没有忘记煤油灯下的那个夜晚。堂婶把他约到了教室里，跳跃的灯花映得堂婶的脸上象三月的桃花。堂婶说她怎么也找不到尽脉的位置。于是堂叔的双指搭上了堂婶的玉腕。堂叔对堂婶说：你的心跳得很历害。堂婶颤抖地说，你用听诊器给我听听吧。堂叔的手勇敢地伸了上去......
　　 堂叔后来给堂婶做了全身“检查”，呵呵！
　　 堂婶的父母无论如何也不能应允这门婚事的。他们早已把女儿许配给公社的一位副书记的儿子。其结果是：堂叔和堂婶双双被学习班开除了。堂婶的父母日夜看守着女儿，全家人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单等着书记的公子前来迎娶。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堂婶破窗而出。二十里的泥泞路，她只用半个小时就“走”完了。当她如出水芙蓉般出现在堂叔的家里时，堂叔一下子就从半个月没起来的病床上“腾”地一下子站起来了。
　　 堂婶的父母家还有公社副书记来了一百多号人前来“搜捕”堂叔和堂婶。但他们搜索了村子里的所有房子，包括茅厕。但是他们失望了。公社副书记用盒子枪指着村支书的脑袋说：把人交出来！老支书把旱烟袋向腰里一别，说：你打呀，小日本没打死我，蒋介石没打死我，美国鬼子没打死我，你打死我吧！一百多号人只好悻悻而去。
　　 其实堂叔党婶被乡亲们转移到村后的玉米地里。
　　 喝酒，喝酒。堂叔的劝酒话把我从那个年代拉回来。你吃饭咋走神？堂婶问我。我在想当年你和叔在玉米地里下那么大的雨咋过呀？这孩子，怎么没大没小？堂婶嗔怪道。
　　 吃过饭，堂叔堂婶送我回城。面包车穿过枯叶飘落的杨树林，绕过青青的麦草地，擦着翠绿的竹杆园，离村子越来越远。
　　 我一回头，见堂叔堂婶并肩站立在平原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