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机构的变迁与精简】
　　 农村基层行政区划及机构的设置，是随着时代变化的。有时候变化频繁，有时候长期稳定，都是由政权当局所决定的。
　　 旧社会，农村基层机构比较薄弱，基层事务主要由先生老爷们说了算。虽然也有法规，做老百姓的多不了解，更没有过问的必要。社会上的大小事务，都是“大先生们”决定。所谓的大先生，就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有社会地位，还能识几个字的人。他们多是与政治体系相勾结，自己不事农桑，专门在社会上争究事端，甚至百姓的私事也要干预。他们为了自身利益，常常狼狈为奸，指鹿为马，而且习以为常。
　　 解放后，这些先生老爷们被打倒了，基层行政机构是国家建立的正常机构。建立这些机构的宗旨，是贯彻国家的政策法令，维护地方秩序。正常情况下的任务，是发展地方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即常常挂在口边的“为人民服务”。在具体的工作中，一直以来都是在为国家政策履行职能。
　　 解放后农村基层行政机构变化最频繁的，是大跃进及其以前。最初是区政府、乡公所和村农会，之后是区、小乡、小社，再以后便是大乡、大社。到了一九五八年，是人民公社、大队、中队；其间，有过“全民皆兵”的行政机构，县一级称师，以下是团、营、连。大跃进结束后比较稳定，是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些机构，正常称号是“管理委员会”，文化大革命中，称“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1984年撤销人民公社后，恢复了乡和村的称号。
　　 国家关乎百姓的事务，方方面面。基层行政机构也因此设置了多方面的职能。因此，一个基层行政机构，由许多人组成。而且分工和具体事务越来越细，随着时间的积累，机构臃肿和人浮于事的情况在所难免。
　　 改革开放后，国家为了减轻行政负担，采取了扩大行政区划，减少行政机构的办法，以达到精简机构与人员的目的。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全国各地农村都进行了基层行政区划的改革。
　　 东圩村所在地新镇，历史上便是县级以下的行政机构所在地。它的南边是谷口镇，因为交通和地理都与新镇毗邻，行政区划老是合、分。大跃进中，两处是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结束后，各是一个公社。改成乡的称呼后，各是一个乡；于2003年12月16日又合并在一起，称作“谷口镇”了。
　　 “大跃进”后的农村，公社以下是大队，大队以下是生产队。东圩是个比较大的自然村，由于都是诚实的农民，没有人钻营政治。大跃进时，居然没有人被挑选为“当家”的干部，管理村上的干部，都是当局从外村选派来的。这些外村来的干部，占着“大跃进”的势头，恣意地欺压东圩以及被并入东圩的人，人们恨透了这些外村人。
　　 “大跃进”结束后，重新划分行政区划时，东圩应该归属于那派来的人所在的大队。东圩人怕再被欺负，坚决不同意。因此，与当时的公社僵持了半年之久，而且扬言，要自成一体，接受公社直接领导。公社在“做不通工作”的情况下，只好于1962年秋天，从本来的山河大队，另外划出了一块区域，成立了一个比较小的大队。并且滑稽性地在这个区域内捻了个最小的村庄名字，作为了这个大队的名称，叫做“韩庄大队”。历史上，行政区划没有按照当局旨意划分，是非常少见的事，也是实在“无可奈何”的事。这样的行政区域，居然维持了二十多年。
　　 2004年5月初，谷口镇下发通知，要求韩庄村民投票，是否愿意撤销韩庄行政村，与山河行政村合并；那个月的十五号合并成功，村名叫山河。从此，“韩庄”作为行政单位，成了历史。
　　 行政区划的扩大，如果能够一贯维持精简的原则，行政负担便会减轻。
　　
　　 【农业趋势新走向】
　　 农民分田到户后，初期都抱着做一年是一年的心理。安徽省委下达了“三十年不动”，土地也不再跟着人口增减而增减的文件后，一些新增加的人口，因为没有了进田的希望，便寻找土地以外的事去做，以解决生活来源
　　 分田到户的时候，手扶拖拉机已经普及。前十年，大部分农户没有拖拉机，土地耕作请有拖拉机的人代耕。而且，请代耕和给代耕的，大体上都有固定对象。代耕的代价使有拖拉机的户挣到了自己土地以外的钱；没有拖拉机的户也能在适当的季节里完成生产。因此，双方都相得益彰。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原因，人们安排农活更加紧凑，特别是收割机的应用，使农活中的人力大量减少。最繁忙的“双抢”，由每年半个月减少到了个把星期。于是，代耕的农户只能忙于自己生产，无代耕余地了。没有拖拉机的农户耕作成了难题，只好自己购买拖拉机。这样，手扶拖拉机几乎每户都有，农业生产的进度更加快捷，农闲时间更加宽裕。
　　 当年，土地负担很重：国家的公粮、余粮、集体的水电费、圩费、修筑圩堤的工资、名堂繁多的各项摊派，都是坚挺的任务。常年在外谋到了职业的人，为避免土地负担，便设法将田地托付给别人。被托付的，虽然有田里的收入，却得承受这许多负担。因此，不是自己的亲属，一般不接受托付。于是，托付人只好给以优惠的条件，一般是收获全归了被托付者外，还每年每亩贴付给一到二百元的现金。一般情况下，农民们做了自己的田地后，还接受了托付的田地，便不再外出打工。其收入比常年外出打工者也能不相上下。
　　 也有的人，由于难得找托付人，只好将土地荒芜着，自己承受各项负担。这样的人，多是在土地以外有着可观的收入，不在乎“田差负担”，但却保持着自己对土地的所有权。这也是农民们将土地当做“命根子”的说明。
　　 事实上，土地具体到每一户，数量都不多。农民们如果仍然完全依赖于土地，经济上则无法宽裕。于是，他们都在寻找农业以外更适当的职业。长此以往，一个家庭便出现了两个以上的职业。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代人务农的话，年轻一代便会离开农业，专门“从事他业”，农业上的事务，由年长者料理。这些另谋职业的人，大多数离开了农业，成了别的行业里的人。有的户，因为“留守”的劳动力较弱，农忙之时，外出的人还得回来参加农业生产。
　　 开放后，世面上各式产业都在各自环境里长足地发展，需要众多的工人。因此，农村中只要是愿意找工做的，都会有工可做。因此，许多常年在外的人，虽然还是农民身份，却已经与农业没有关系了。
　　 现实的农业生产，已经由传统的方式，转变成初步现代化生产了。农业机械化，化肥、农药的广泛应用，使农业上的劳动力大量剩余。而且这些转变还正在深化。现实说明，农业上的剩余劳动力将越来越多。加上农业的收入无法满足一家一户的需要，年轻一代的农村人，已经几乎都不再务农。现在的农村里，还在正规务农的，多是上了年纪的人，这些人被称为“留守”农民。农村已经不再是人头济济，而只是“留守”的老人和孩子为多了。
　　 随着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产业的规范发展，农业生产正出现新的局面：农业上原来的劳动力将大量减少，新的农民，将只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型农业人员。繁重的农业生产，将为现代化的农业模式所“简化”。最为广大的农民人群，将大量地转型为其他职业的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