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空图在《诗品.洗炼》中用“流水今日，明月前身”形容文字的洗练之美。流水洁净，谓之“洗”，明月精纯，谓之“练”，意思是作品像清澈的流水，晶莹的月光是它的化身。不洗不净，不炼不纯，这两个比喻，说明语言艺术更讲究淘尽杂质，存其精华。
　　 洗练的文字，有简洁精纯、言简意深的突出特点。而短篇小说因其文体特点，讲究情节简洁，人物集中，结构精巧，更要求文笔洗练，语言高度凝缩。清代文论家刘大魁说：“文贵简。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至境。”著名作家冯骥才也说：“小小说是一种多一个字也不行的小说。”莎士比亚更说过：“简洁是智慧的灵魂，冗长是肤浅的藻饰”，这些都是至理名言。一篇小说，当它的遣词造句和情节设计达到“简”时，它就达到了洗练之境。
　　 艺术就是把多余的东西砍削干净，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衡量语言洗练有一个重要标准，那就是“无可削”“不得减”。就是说语言要洗练，是砍削枝蔓语言和删除多余的话，也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真正体现文章的洗练之美。如《荆轲刺泰王》的第一段：“秦将王剪破赵，虏赵王，尽收其地，进兵北略地，到燕南界”。作者连用“破”、“虏”、“收”、“进”、“略”、“至”六个动词，准确、生动地写出了秦军所向披靡，燕国危如累卵的形势，使故事一开始就黑云压城，笼罩着紧张的气氛，为后面故事的展开定下了悲剧的基调。再如冯梦龙在《笑史》中写一女子，写其容颜仅用“玉净花明”四字，脱尽铅华，简洁自然，文体省净，殆无长语，再无赘言，用笔洗练，只这寥寥四字，就写出了女子如玉的美，如花的好。足见，在优秀作品中，用词俭省是共识。
　　 鲁迅也从传统旧戏的不用背景，从新年花纸的人物之少，悟到小说应该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只要觉得能够将意思传给别人，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如短篇小说《孔乙己》，丢弃了孔乙己漫长的人生旅程中小伙计所未见所未闻的大量生活场面和素材，只提炼出眼前的几个最能显示人物性格的小镜头。文章脉络清晰，主次分明，情节紧凑，让我们领略到现代小说的洗练之美。“排”“摸”等洗练的包孕丰富的词，在文中比比皆是，真正达到了“以少胜多”“朴字生色”的境界。如：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走”，只能是脚发出的动作，而这里却说是“手”发出的动作，很是奇怪，作者是不是用错了词——用“爬”不是更符情理吗？仔细体味，用“走”确实比用“爬”更准确传神，更切合人物的悲惨命运。“走”，表明孔乙己“以手代腿”，所有支撑力都集中到手上了，腿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丁举人之流狠心地“打折了他的腿”，不仅剥夺了他用脚“走”的权利，而且剥夺了他用手“爬”的权利。一个“走”字就把一幅触目惊心的图画逼真地“勾画”了出来。又如：孔乙己最后一次到店，大家取笑孔乙己又偷了东西了。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辨，低声说，“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是恳求掌柜，不要再提。在这段文字里，作者不仅入木三分地画出了掌柜利欲熏心、冷酷无情的嘴脸，而且活脱脱地画出了孔乙己身残气微、不复聊生、备受凌辱的惨状。作为读者，我们又有谁能忘记孔乙己那种恳求、羞愧、悔恨、悲哀、绝望交织的眼神呢？作者没有让孔乙己多加辩解，只是让孔乙己只是低声地说道：“跌断，跌，跌……”竟说不下去，这难言之隐，难言之言，又暗示了作者对整个封建势力的愤怒控诉。我们可以想象，丁举人残暴地把孔乙己的腿打断了，人们依然拿孔乙己作笑料，酒店老板不但不曾心有恻隐，反而念念不忘孔乙己还欠19个钱。人生的痛苦是这样的深重，深重到受苦者说不出痛苦来。孔乙己留给我们的是最后一句话就是这几个没有说完的“跌”字。这样，孔乙己的形象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被损害被侮辱者的形象，而且还是带着强烈的社会抗议性质的形象。
　　 从某种意义上说，简洁的艺术就是反复地“删”出来的。美国著名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写了一篇短篇小说《一个明亮千净的地方》，据海明威自己说，这是他“删得好的一篇小说”。他把不必要的叙述通通去掉，只剩下核心部分，全文惜墨如金，几乎是对话的形式完成的，把短篇小说的技艺运用到了尽善尽美的极致，寥寥数笔，洗练简洁的文字和精到的表意，跃然纸上，
　　 在俄罗斯天才作家契诃夫的书信和言论里有不少类似“写了再删，写了再删”的警语，他强调：“写作的艺术，其实不是写的艺术，而是删去败笔的艺术”。为追求作品的严密紧凑，他主张“用刀子把一切多余的东西都剔掉。”他说：“要知道，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脸来，无非是把这块石头上不是人脸的地方都剔除罢了。”他认为，“留有余地比说过头为好”。作品“所欠缺的主观成分读者自己会加进去的”。他早期有一个短篇：写一个女作家向一个名作家征求对自己作品的意见。作品拖沓冗长，折磨得名作家十分不耐烦。他请求女作家不要继续朗诵，她却一个劲儿地往下读。名作家无名火起，拔出手枪打死了她。小说结尾异峰突起，出人意外：法庭竞宣判这位杀人的名作家无罪。契诃夫这种戏剧式的处理表明，他对冗长简直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
　　 契诃夫有一句名言：“简洁是天才的姊妹。”事实上，他正是遵循这一原则，以高度集中概括的艺术表现能力和语言的精练”，创造出天才的简洁的艺术，把生活过程变为戏剧场景，用不多的文字表现深刻的主题，把长事说得短，取得了一以当十、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1901年，契诃夫完成了《三姊妹》，交给艺术剧院排演。在剧本第四幕中，安德烈有一段独白，谈论到什么是妻子的问题。据艺术剧院的演员回忆：“那是一段精彩的独白，大约有两页长。”但是，当时已去法国南部城市——尼斯疗养的契诃夫，突然寄回一件信函，要求剧院排演时把这两页长的独白全部删去，仅用下面七个字代替：“老婆嘛，就是老婆!”
　　 他的另一篇小说《凶犯》，写一个庄稼人常和其他老乡拧铁轨上的螺丝帽作钓丝上的坠子，并因此造成一列火车在村子附近出轨的重大事故，但是，作品只写了“审判”一个场景，拧螺丝帽、被捉挨打、送进法庭、判处坐牢等其他事件都在审讯、答辩过程中交代出来。来看看《凶犯》中的这几句对话：“听着，兄弟，你不要跟我装傻，要说正经的，用不着撒谎，说什么坠子不坠子的。”“俺这辈子没有撒过谎，现在撒啥谎……可是没有坠子，那行吗，老爷?要是把活饵或者青虫什么的安在钓钩上，不加个坠子，难道它会沉底？说我撒谎呢……”契诃夫把人物对话运用得出神人化，对话洗练，绝不拖泥带水，发挥到了极致。这些话可以使人十分生动地想象出两个人的鲜明形象：一个居高临下，咄咄逼人，表现出官僚的蛮横和跋扈；一个自觉卑微，质朴天真，显示出僻壤农民的善良和愚鲁。我们不但闻声见人，而且简直可以看到人物的姿态和动作。通过这一场景，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不无狡猾然而又纯朴无知的农民形象，控诉了沙皇反动统治的愚民政策造成的愚昧、停滞、落后的农村现实。文字不拖泥带水，高度浓缩与深入浅出的对话，使作者所特有的语言风格不至被淹没在冗词之中。
　　 荡去浮华，才能愈见真纯。小说写得如明月流水，就是抵达了洗练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