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或者推介刘梅花的散文作品之前，我想说的是：之所以答应撰写诸如此类的文字，一方面确实刘梅花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散文新家的一系列作品打动了我。另一方面，在我西北至今近二十年的生活中，曾经与武威这座城市有过三次深刻的在与容纳、快乐的关系，其中的李学辉、古马、谢荣胜、赵旭峰、邱兴玉等诗人作家都是我熟悉和喜欢的。闻听李学辉准备用整期的《西凉文学》杂志力推刘梅花散文，我以为，这是一种“甘为孺子牛”式的大气作为。真正和真心推举优秀作家与作品的人，其本身就是一种超越甚至一种凌绝，主动为他人的文学发展做些益事，对于推举和被推举者而言，其实也是一件相得益彰，相互辉映的事情。而不愿被人超越而罔顾左右，甚至从中作梗、诋毁者，不仅仅气量狭窄，而是一种境界甚至品行的问题。
　　 具体到刘梅花或者刘梅花的散文，在答应写这篇文章之前，委实读得不多，偶尔在报刊上看到，也都是一掠而过。我的这种行为，在“快速的年代”，可能是写字者或者伪读书者的一个通病。直到最近，在《海燕》《飞天》等期刊读到刘梅花的一些散文作品，再加上她发来的，在阅读之间，蓦然觉得，这些文章当中，回荡或者弥散的是乡野之间那种既与泥土植被相连，又能够升腾于空的尘土气息。更重要的是，刘梅花的这些散文语言非常轻盈和准确，尤其是方言的运用，对农事的精透和对乡间人心的发现和呈现，都非常自然和自由，自然的是，刘梅花的散文似乎没有固定的章法，更无写久了如我者文中那些挥之不去的匠气，每一篇作品，都似乎像吃饭或者扛着锄头在田间走路那样的自由，而不是按照某种方法或者步速、朝向去规整自己的写作。
　　 这似乎是刘梅花散文最大的特点，也是最能打动人的地方。在当下，受到追捧的乡村题材散文，其实都是虚化甚至被诗意遮蔽了的伪乡村，人间烟火从乡村这个古老绵长的人类生存背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野地里的微笑的花朵，比牛羊还要懒散的农具，甚至比云朵还要轻盈的泥土等等。其实，这是对真实乡村世界的最大误解，农民们不读书，如果读到这些作品，应当会是怎样的一种心理反应呢？所幸的是，另一些乡村出身的散文家不再因袭或者追捧诸如此类的伪乡村散文写作了，他们在很大程度显得更自信，也更有自己的主张和文学追求，他们似乎更懂得，如何去尊重乡村的真实时代背景或者乡村人群的切实生存状态。这不仅是一个良知问题，还是一种文字上的发现、纠正甚至尊重和声援。
　　 因此，在仔细阅读了刘梅花的一系列散文作品后，我觉得为其说些话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相对于更多的不情之请和勉强为之，为刘梅花散文作评，我也从中体会到一种微薄的推举的荣幸。尽管刘梅花还没有大红大紫，成为炙手可热的“新秀”和当代散文界“获奖专业户”、“幸运儿”，可以借机为自己捞点虚名，挣点彩头。但我要说的是，这些文字显然是值得推介的。首先，在写法上，刘梅花的这些散文显然摒弃或者说无视那些技术甚至流行经验的存在，或许，她不屑于去向任何经验或者甫一出世就被尊称为经典的“散文名作”看齐，或许她压根就没有把技巧放在眼里，而是用一种质朴自然的方式，随心所欲地进行自己的散文写作。
　　 具体说，刘梅花的散文有一种出自田野的自由和无拘束。这方面，只有稍微举几个例子就可以作为证见，如：“银子从镇子上来，带给我一袋剁成块的牛骨头。她说，就是家里那头黑眼圈牛——噢，你搬家的那年，它还生了个牛犊子，也是个黑眼圈呢，你送的那袋子麸皮，就是喂了它们母子……”这是刘梅花散文《一匹水一样蹲着的时光》的开头一段。我读的时候，就想，要是我写，第一句肯定是先把时间或者当日的环境做一番概括性的描摹和渲染，然后才切入正题。接下来，也不会拿“她说，就是家里那头黑眼圈牛——”这类乍看起来像是半截子话的语言来进行交待，或者进一步展开叙述。可刘梅花偏偏就这样做了，直截了当，但又满含意味，一段话，层层递进，且峰回路转，最后用一个省略号止住。这样一种方式，我觉得是天然多于设计，脱口而出胜于反复的腹稿构思。
　　 我想到的是：文章，尤其是散文，就应当这般去写，不需要太多的铺垫，也不需要刻意营造或者炮制某种氛围。我也恍然醒悟，很多人把散文乃至其他文学体裁当作城堡和宫殿去经营和建造，而文学恰恰与之相反，她们其实是沿坡散漫的野草，更是长势参差的森林，以及曲折无常的水流，是大地的自然物，也是灵魂的一片流沙。——这是阅读刘梅花散文给予我的一些顿悟或者联想，也是其中的收获之一。这样的话或许对于刘梅花来说有些过誉，但根本的问题是：从不同的人身上看到不同的美德和优长，其实也是一种发现和积攒，纠正和汲取。我始终觉得：任何一种存在或者动人的食物，必然有我所不及和不察的过失和不足，通过她们这个参照，很快就能发现镜子里的自己。
　　 刘梅花散文打动我，或者说最显著的特点之二，是她对待生活的态度，以及作品当中所氤氲的那种健康品质。在对文章阅读当中，我依稀了解到，刘梅花可能遭受了失去父亲和丈夫、生活不定，甚至极其困厄的人生磨难。但出我意料的是，她的作品当中没有一丝怨艾或者悲观的成份，更没有那种司空见惯的痛，揪心的呼喊，甚至剥皮一般的自我痛楚展示与展览。她的作品始终是跳着的，像五月麦芒上不断移换位置的蝴蝶，或者在林间飞纵和栖落的小鸟，身姿和鸣声是轻巧的，嘹亮的。如她《衣裳》一文中如此说：“突然地想哭。那件衣裳，是丈夫在世的时候，从一个他路过的城市里买来的。淡紫是他喜欢的颜色，羊绒的厚度和柔软是他渴望的温暖。很多个夜晚，他把那件衣裳披到我肩上时，总要合上我手里的书页，凝视我睡意朦胧的眼睛。”睹物思人，逝者留给生者的，或者生者在逝者之后的时光，总是一种煎熬。可在刘梅花作品里，这种念想或者疼痛是隐性化了的，是从内心流泻出来的一种意绪，一种深切真挚的念想。
　　 我想到的是，青年丧偶，其实是人生最大的缺憾或者疼痛之一，很多东西是需要慢慢修补的，时间可能会冲淡某一些东西，但根本的东西则是此生永恒的。除了这一篇读来令人伤感的文章之外，刘梅花写童年、天祝藏族自治县县城生活和乡野药草的文章，则是一种欢快而又不失意气的笔调，还有一种类似于少年不知愁滋味、桀骜不驯的“淘气”乃至“生存如此艰难，而我如此快乐”的气味。“我的车技越来越好。我把自行车蹬得飞快，丢开车把，双臂平展，像鸟一样飞翔。又像开着一架飞机，轰隆隆的驶过野槐湾。土胚墙下晒太阳的老汉们，眼睁睁的看着我飞掠而过。阳光里投下我飞速移动的影子，像一只鹰，贴着地面飘。”（《背景：泥土上的补丁》）“有时我自己想用用，就记不起来谁家借走的，只好挨门问：见过我家的斧头么？有时明明借给东邻了，找到时已经串了四五家门，在西邻那里正使唤。我拎着斧头出门的时候，西邻还在叮咛，用罢了仍旧拿回来我用用，又用不坏的。当然是用不坏的，但有个主权问题呢。可是藏了两天，又被人来拎走。我家小子郭飏仰挺大方的，只要谁张口借东西，他都掘地三尺找到后奉送，毫不迟疑。他给人借东西简直有瘾呢。”（《祝贡路：原版的生活状态》）“煎好的药，清在白瓷碗里。热气浩浩荡荡地占领了屋子里的空间。药汁的热气和清茶的热气是不一样的。茶水的热气，清，升，柔，收敛。药汁的热气，浓，萧杀，布散。”（《本草?八珍汤》）
　　 读这样的文字，感觉心胸是澄明的，有地气的，也还有一种淡淡的温暖，当然也有若即若离的惆怅和某种细若游丝的苦涩味道。刘梅花散文的“健康”其实是一种心态和心境的问题，历大难而质朴如初，经坎坷而泰然自若，这种生活和作文态度，其本身就是一种境界。刘梅花写童年乡间的“脱土坯的父亲”、“我的同桌：大眼睛矮个子的女孩”“邻居李黑子”“习武的邻居冯爷”，以及天祝县城祝贡路上的各色贩子、邻居、自己的儿子郭飏等场景事情，都形神独具，各有特点。有时候，读她的这些散文，似乎如小说，其中各色人物分别登场，表演完一个绝活，留下一个独特形象，然后隐身入画。这种写作方式，其实也是透着自由的，也是以深厚的生活积淀作为“本营”和“后台”的。可以说，刘梅花对自己所在的那片土地是了如指掌熟稔于心的，只要她一动笔，那些蛰伏的人、事、物就纷纷出台，在短小而宽阔的舞台上咿呀而唱，扭捏作态。
　　 除此之外，对方言在散文中的成功运用，我觉得这是刘梅花散文的第三个显著的特点或者优长。据我目力所及，在当今散文前沿，用方言写作取得成功，并且叫人不觉得生硬的写作者寥寥无几。在阅读当中，我了解到，刘梅花所在的地方，是毗邻兰州的祁连山下的一片空地，可能还有丘陵或者山地，名叫天祝藏族自治县。在一位朋友的诗句中，我得知那里便是多年前经常路过的小火车站华藏寺所在的地方。写这篇文章之前，刘梅花打电话来，说了一些情况，但她的方言实在是太浓郁了，我只听到了一个大概。但在她的文章中，却觉得她把方言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如“他在五岁的时候，个头还没有铺子里的柜台高。他常常立在柜台外面，仰起红丢丢儿的小脸蛋，一遍遍地问我：妈妈，你抽屉里的一多多钱分给我两角好么？”（《祝贡路：我们是漂泊而来的两只候鸟》）“女人们的头发像割韭菜一样被剪掉一茬子，很难看的。紧贴头皮一层层被剪去，满头戳着短抓抓的发茬，像青草地里被驴啃过一般，满目疮痍。”（《祝贡路，原版的生活状态》）“后来，他们就把牛养成个龙王爷，瘦的看不成。养了几年，别人家的二茬子牛都卖了，他们家的龙王爷还在吊儿郎当的甩达着。卖吧太瘦收不来本钱，养吧没功夫。”（《一匹水一样蹲着的时光》）等等，诸如此类，尤其在刻绘人物形态上，这样的方言用起来，只能用生动传神和栩栩如生来说明。
　　 我想，这样的一种挪用和再造，是刘梅花散文的一个优势。因为，方言在很大程度上是经过民间亿万张嘴巴锤炼过的，其准确传神，是某些书面语言无可匹敌的。据李长之先生研究，《史记》的语言即是以当时的西安和洛阳话为基础的一种官方语言，在阅读《史记》原文时，也觉得了一种简约而丰沛的快感。这种糅合，其实也是对汉语写作语言的一种丰富，方言是最后的生命记忆，也是乡野和地域文化日渐枯萎之根。刘梅花在其散文中将本地方言进行自觉的移植和糅合，其实也是一种传承和彰显的方式和渠道，且做得非常成功。她糅合的方言当中，有一种调皮的深刻，也有一种剥皮入骨的准确、生动和新鲜之感。因此，我觉得，将方言自觉融合书面写作，并不是一个令人自卑的事情，而是丰富和再造。
　　 除了相当数量的乡野和小城生活题材的散文作品外，刘梅花还以《大凉州》为题材写了不少的历史文化随笔，写武威特有的古味，还有《凉州宝卷》的解读及对其本人的影响等等作品。她的文化随笔，也是极其轻盈的，有弹跳力的。她善于小处着眼，从而揭示和发现武威丰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某些动人之处。当然，刘梅花的这种题材的书写，可能受到了李学辉、谢荣胜等武威诗人作家不遗余力地对大凉州文化的弘扬的影响。以小说闻名的李学辉先生、以诗歌著称的谢荣胜等人先后以大凉州为题，先后创作了不少出彩的文学作品，在全国各地期刊发表。甚至，连他们的个人博客，都冠以“大凉州某某某”，这种一种以个己所在城市为荣，并力所能及地进行宣扬的实际作为，显然是一种高贵的品质和自觉的道德。
　　 因此，在全国散文界崭露头角的刘梅花也写作大凉州题材的散文作品，也是情理中事了。但不可忽视的是，刘梅花近年来的散文创作势头令人侧目，也到了需要重视和推重的地步。一个写作的人，身份是次要的，说到底是其作品在说话。相对于现已声名在外的甘肃本土写作者，处在底层，甚至面临更多实际困难的刘梅花可能还需要更大范围的被认识和被接纳，当然，作为冲力强劲的一位甘肃散文新家，刘梅花还需要在作品的深度和广度上，尤其是心界、境界上应当再登高望远，如鹰出击。纳博科夫在其《文学讲稿》一书中说“风格不是一种工具，也不是一种方法，也不仅仅是一个措辞问题。风格的含义远远超出这一切，它是作家人格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或特性。因此，当我们谈到风格时，我们指的是一位作为单个人艺术家的独特品质及其它在他的艺术作品中的表现形式。有必要记住的是，尽管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有他或她的风格，但只有这个或者那个独特的天才作家所持有的风格才值得讨论。”我觉得，刘梅花的散文已经具备了相当程度的爆发力，关键在于她怎么做，因为，弓弦就是用来弹出力量的，虽然可以没有什么目标，但方向和力度始终需要不断加以加强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