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老家拆迁后，我在新小区分到了一套一百多平米的房子。因为两个女儿已经出嫁，我们老两口的户口又将迁往上海，所以就将这套房子出售了，在上海买下了五十多平米的房子。多余的钱除了稍微留下一部分以备急用外，都给了两个女儿。
　　 在上海，五十多平米的房子住二个人应该算是不错的了，只是她的兄弟姐妹以及侄儿外甥一起来时还会显得是那么的拥挤不堪，如果再有几个抽烟的，那就更受不了了。不过比起早些年上海的居住条件还是觉得改善了不少。
　　 虽然不是上海人，因为有不少亲戚早就在上海谋生，我很早就知道这儿房子的紧张，当时的居住条件现在想起来简直是不可置信。
　　 我的姑妈和四叔当时都住在南市大吉路。姑妈膝下还有一个女儿，她俩住的房子是我见到过的房子中最小的，就是人家从底楼上二楼的楼梯转角处搭出来的一个小阁楼，低着头进去就只能弯着腰躬身站着，屋里只能放下一张搭搭床和一张小方桌，坐在床上或小凳子上千万不可一下子站起来，不然就会磕痛脑袋，床底下一个木箱藏着姑妈的全部家当，从木格缝中看下去是底楼的住户，楼上的走路声再轻也会由这层薄薄的楼板传进你的耳朵，楼下的小弄堂放着一排煤炉，这就是大家烧饭炒菜的地方。我在姑妈家吃过一餐饭，所以印象很深。
　　 住在同一条路上的四叔家就稍微大一点。那时堂弟、堂妹都还小，四婶在家带孩子，就四叔一人上班。他们住的是三层阁，狭窄的木楼梯上去，四婶将地板拖得一尘不染，爬上楼梯就得脱鞋，人字形的房顶，前面刚好能站个人，后面低得直不起腰，一家五口三张床，再放上衣橱、羹厨等一些杂物，空间就显得十分狭小了。最麻烦的是烧饭的厨房在底楼。这公共厨房是一幢楼里住户合用的，每家一只煤炉，自来水也是公用的，大家排队接水，四婶跑上跑下，不但烟熏火燎地烧饭做菜，还得将要用的水一桶桶提上来，把脏水送下去。实在是非常辛苦。
　　 早年去上海，我基本上都住在大表哥家。大表哥比我年长二、三十岁，是我大姨妈的儿子，我的姨夫和姨妈很早就去世了，我妈就是表哥唯一的长辈，当初为了躲赌债就是我妈帮他逃往上海去找工作的。后来我们生活困难，他经常会从上海寄点钱来接济我们，所以我去上海，母亲总是让我住到他家里。
　　 他的家在杨树浦的平凉路八埭头（扬州路汾州路交叉口），这儿就是所谓的棚户区，一条条狭窄的小弄堂两边建造着低矮的平房或楼房，这楼房实际上就是在平房上加一层简易顶楼。狭窄的弄堂本来就拥挤，而家家户户做饭用的煤炉又都是放在门外的，炉顶上还搭着七奇八怪的破旧顶篷以遮风挡雨，如果二个人对面相迎不侧转身子那就会变成“小羊过独木桥”了，倘若是在做饭的高峰时刻，家庭主妇们在这炊烟缭绕，百味杂陈的天地里奋战，你想从战火中穿行可就是难上加难了。
　　 表哥夫妻俩有二个儿子、一个女儿，一起住的还有老岳母和他内弟的一对儿女，一共八口人。房子虽然在楼上，但面积也就二十几个平方，那么多人吃喝拉撒睡全在一起，简直没有转身的余地。
　　 我结婚以后，因为爱人是上海人，所以就不用再住到表哥家了。我和我爱人一起经常去拜访他们，最后一次去他家时，他们的儿女都早已成家，老两口就蜗居在一间更小的房子里。
　　 这房子就在原先楼房的底层，大约只有六、七平米左右，宽度只能放下一张小床，床的前面是一口木厨，一张小桌子底下有几根小凳子，床的下面有几只箱子就是他家的全部细软，做饭还是在门口的弄堂里。最为奇妙的是，因为床小，老两口要分床睡，可是这小房子又放不下两张床，如果放一张“白鸽笼”（双层木床）吧，房子的高度又不够，怎么办？嫂子告诉我：到了晚上她睡好了，大哥就在她的头部上方和脚后放四条小凳子，（因为嫂子长得矮胖，前后有余地。）再在凳子上放一块铺板。这就是简易双层床。
　　 你能想象七十年代上海人这样的居住环境吗？
　　 我的岳父家就在上海南市城隍庙附近的旧校场路上，大门斜对面就是全市最短的马路——百翎路，不远处的“五香豆商店”前面是全国闻名位于九曲桥那头的“豫园”。人说“没到过城隍庙就不能说到过上海”这儿可是黄金地段啊。住房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
　　 旧校场路宽不过三四米，地上铺的是鹅卵石，俗称“弹格路”，路两旁林林总总地开了好多小店铺：理发店、煤球店、胭脂店、杂货店、古玩店……岳父家在一个石库门内，宽大的条石门框装着两扇厚重的黑漆木门，每天夜里都可以准时关上。据说解放以前这儿是一家“典当铺”。
　　 进大门先得穿过一条黑咕隆冬的弄堂，弄堂的阁楼上和边门进去各住着一户人家。过一扇玻璃门，有一个小天井，这儿装有一个公用的自来水龙头和洗衣槽，右转弯进第三扇门后是一个大天井，凹字形三面的楼上楼下都是一间间住房。朝南住房的正中有一条狭窄的走道，岳父的家就在走道的东首。由走道进去又有一个昏暗的后天井，左右两边装有两部木楼梯，踏着这咯吱作响的楼梯拾级而上又有好多住户。
　　 据岳父说这个石库门内一共住着十八户人家。
　　 十八户人家合用一只大火表（电表），家家户户各装一只小火表，每个月轮流着由一户负责抄表，然后将总表和分表的差额按比例分摊交付电费。有时发现差额太大，难免会引起邻居间猜疑和纠纷，因为我岳父是工厂里的电工，平常又乐于助人，故而他不但经常为他们修理电器，而且还负责检查用电情况，避免不必要的争吵。
　　 小天井里那只水龙头也是大家共用的，这里是最热闹的地方。经常排着队，你方唱罢我登场，“急症疯碰到慢郎中”是最要命的事，骂又不能骂，抢又不敢抢，她在那儿笃悠悠慢条斯理地洗了一遍又一遍，你家中有急事还得排在她后面耐心地等候，再说这哗哗的自来水流啊流的，水费可是大家平均摊的啊！磕磕碰碰也就司空见惯了。
　　 岳父家的房子大约十七、八平米，当时住着六个人（岳父母，我爱人、大小舅子和小姨子）如果我去凑个热闹，那就是七个人啦！
　　 房子虽小，办法却多。用一堵砖墙将它一分为二，后间一横一竖放二张床，小窗下是一张简易的打字桌，床底下可以容纳许多衣服、鞋子之类的杂物。如有来客，晚上就在门边搭一张临时床；前间就是客厅兼餐厅，也就是一家人的活动中心：放着折叠桌、五斗橱及日常用品，羹厨是挂在墙上的。好在老式房子的楼层较高，大舅子又自己动手搭起了一个阁楼，一把亮眼木梯随时往楼板一搭就可以爬上爬下，这“楼上”又低又矮，和后半间一样整天不见太阳，除了有二张木床，还存放着很多一时用不着但又舍不得丢弃的“宝贝”。做饭烧菜根本没有厨房，就在门口那条狭窄的走道边放一只煤炉，搭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灶台，有人进出时大家都侧着身子，互相让一下，反正谁家都这样也就习惯了。
　　 房小人多，冬天还好过，碰到休息天将煤饼炉拎进屋里上面放一壶水，一家人围在一起磕磕瓜子，说说笑笑，倒也暖和；到了夏天可就麻烦了，特别是洗澡必须轮流着进行，一个人在里边用一只木制的浴盆洗澡，全家人都得呆在小天井里，再说家家户户都一样，这个时候小小的天井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小凳子、小桌子摆满一地。如果碰到雨天可就更惨了，人人都躲在廊檐下或那条走道里。一个人洗好澡出来，另一个进去，这位出来的又得在天井里洗“桑拿”了。男子汉就不受这个罪了，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拿一条橡皮管往自来水龙头一套，脱光衣裤，尽情地冲洗一番就好了，有更勇敢的跑到九曲桥边，打起鱼池中的水一桶一桶地往身上倒，那个爽快的感觉，胆小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晚上睡觉就靠几台电扇，受不了的就睡在天井里或者睡到城隍庙的广场上，直到环卫处马桶车的铃声响了才会回家。这时马路上又会出现另一番景象：大嫂、大婶、姑娘，小伙，还有大叔、大爷纷纷拎着马桶放在马路边……
　　 七十年代去过上海的人一定对外滩有深刻的印象，每当夜幕降临，这儿的防洪墙内，就会出现许许多多成双成对的男男女女，其中有年轻的情侣，有中年夫妻，也有老年伴侣。这些人在这儿卿卿我我，搂搂抱抱，甚至还会出现一些本应发生在家中的不雅行为。所以这儿被不少人称之为“情人墙”。
　　 即使在大街小巷，晚间出去，也经常能在大楼的门框阴暗处或者弄堂的旮旯里看到和“情人墙”类似的情况。反正见得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中住房的紧张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就在我们这个石库门大院里，好多家都是父子两对夫妻同居一室的，就那么十来个平方，说难听一点，放个屁都会响彻整间小屋。面积大一点、楼层又高的就像我们那样搭一个阁楼，小夫妻住在阁楼上，老两口就睡在下面；而楼层低面积又小，搭不了阁楼，儿子结婚了，怎么办？两张床几乎并在一起，中间一块塑料布的帘子一拉，就算隔开了老少两对夫妻。可以想象这两对夫妻像做贼一样是何等的“尴尬”。这就难怪有那么多人要到那些阴暗的角落里去解决需求啦。
　　 我说的绝对不是笑话。我在上海办喜酒的那天晚上，家中来了几个她们家郊区的亲戚，为了让给他们睡，我和我爱人就借宿在邻居家里，她睡单人床，我睡躺椅：这就是我俩的“新婚之夜”。
　　 这是我所知道的当时上海的居住条件。当然如今时代不同了，各方面都在改变，究竟现在上海一般居民的居住条件是怎么样的？很想有机会再去体验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