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三口之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平凡得不能再平凡。做丈夫的是农民的儿子，上世纪70年代末通过高考跳出“农门”，挣下一个工作岗位。做妻子的是小镇人，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后招工返城，早于丈夫占着一个岗位。独生女儿如今正在美国读博。三名家庭成员，两名党员，一名团员，既没什么理由比别人优越，也没觉得因而多了什么束缚。不像改革开放前的那几十年，以“帽子”划阵线，以出生论贵贱。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过着幸福得平平常常的日子，水波不兴。不惟我们，大凡我们这一茬人，走上街（自然是指我们所在的这个县城呀）眼一扫，多与我们家相似。吃不愁，住不忧，虽然没有小车、别墅，却一日三餐想吃什么吃什么，也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出门可以招手打的。近不愁，远不忧，每月夫妻共有六七千块钱工资，折子上也备下了“防饥”的“积谷”。经济是底子，政治是面子。尽管对一些党员干部的言行不如意，痛恨极少数官员的胡作非为，却并未因噎废食，男人们大都还是入了党，当着党的干部，有的女人们亦复如此。
　　 可就在三十多年前，这种幸福得平平常常的日子，我却连想都不敢想。那时，我在家乡百里洲当村子里的“赤脚医生”，整日里为社员群众及其老人、子女看病发药打针，从事着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合作医疗事业。其实，并未真的打过赤脚，夏天穿凉鞋，秋春穿布鞋，冬天穿棉鞋，唯下堰塘挑水时才是赤脚两瓣。那时的收入，全在于年底贫下中农代表会给我们评定的工分。每天平均10分，每年的分值约摸每10分3角到1元。平常吃的，是生产队分的粮食，加上三分自留地里种的菜蔬，再就是自家饲养的鸡下的蛋，那自然是不来客别想的。穿的是蓝、黑“市布”，凭布票和几年一遇的好年成换来的，因为是老大，讨了一些好，老二老三们则多“捡旧”了。一般的年成，年终分配时，分值折合的收入，抵除平时的粮、棉、油分配的支出，多为“超支”。至于存款，绝大多数的社员家庭莫想，说了不怕人讥笑，20岁以前，我的手里没攒足过一块钱。
　　 那时的党，在我看来，就是大队支书、大队长，再就是老实憨厚的生产队长、贫协组长一类。在我眼里，他们高为“圣人”，赛过封建农村的乡绅。党和国家的任何决策，在我们这儿，都由他们来具体执行。他们就是党，他们就是国家。如此神圣，这么伟大，能不令我这个“志存高远”、“风华正茂”的青年男子神往吗？
　　 记不得是哪一年了，反正是在充满生机的五月里吧，我一连用了几个夜晚，在柴油灯如豆且缥缈的灯光下，用处方纸郑重地写下自己的宏愿，然后，面红耳热心跳异常地双手捧给大队长。捧出的岂止是一纸入党申请书，简直是自己的一颗火红的鲜活的心呵。其后，便是热切地企盼、企盼。只要一见同姓同辈的大队长，我的心就止不住地狂跳。大队长一张口，我的双耳仿佛就竖了起来，指望着听见“你被批准了”几个字。说我幼稚也好，天真也罢，我都认了，但我的那份神圣，那份执著，是绝不容人亵渎的。然而，日也等，夜也盼，最终也未等到那句话。再后来，我渐渐从侧面打听到了入党的一些要求和程序，心才放得稍微安稳了一些，但依然指望着，指望着党来考验我、锻炼我、考察我。再再后来，我侥幸赶上高考的末班车，考上了卫校，摇身一变为“国家人”。而临走前夕，未忘找大队长给我出具一张证明，证明我是向党伸出过手、交出过心的有志青年，是接受党组织培养过几年的入党积极分子。
　　 上卫校是我人生旅途上的一个转折点、里程碑。卫校生活尤其是藏书丰富、报刊盈室的卫校图书馆，为乍进城的我打开了一扇大门，让我真正认识了社会，理解了人生，融入了现实。与此同时，对党的认识逐步趋于成熟，对党的感情逐步趋于深沉。毕业后踏上工作岗位，经过多年的不懈追求，我终于成为这个大党的一名小小成员。做我妻子的同时代异性，早在工人岗位时即已面对鲜红党旗发过誓。我们的女儿，在刚够加入少先队的年龄戴上了红领巾，在刚够入团的年龄领到了团员证，如今她在全身心攻读的同时，两耳倾听着窗外事，双目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壮大与自净，还注意分辨着党的肌体上的赘疣与党的健康机体的区别，深化着对祖国的客观认识与主观感情。
　　 回想当年的追求，我不悔；细察今日之政治抉择，我自豪。二三十个春秋逝去，无论是“底子”还是“面子”，与人比，说得过去，与自己的过去比，堪称云泥。自己由赤脚医生而“皮鞋医生”而国家公务员，太太由纺织工人而至事业单位负责人最后退下来，女儿高考录取北大而后又考入美国波士顿大学，如今做到博士。我等何德何才何命，早已满足，对社会唯有感恩。
　　 个人是家庭的成员，家庭是社会的细脆，个人和家庭的成长与幸福，均乃社会的功德及自身的努力所致。党员是党的细胞，作为执政党，她又是社会的中坚。党员的成长和党员家庭的幸福，端赖党的恩泽和党这个大家庭的和睦共进。
　　 支撑和驾驭我的“面子”与“底子”的，是一颗平平常常的心：风云眼前过，我自朝前行；名利身外事，快乐方本真。遥望将来，我充满信心，生活必过得更有滋味。惟存一念：慢慢走，看风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