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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新蕾轻音乐团是够诱惑人的。仅仅是在报纸上刊出一则招生广告，许许多多做着歌星之梦的青年男女的心即被揽动了。他们有的写来热情恳切的信，有的打来电报，有的索性坐飞机或乘火车远远赶来应招。
　　 团长邢少华从一大堆信件中解脱出来，对外出招生的歌手高双波和刘德全讲：“上海、南京有两个娃不错，得想办法弄来。把咱们的困难说足一点，条件差，来了要干事情，很苦！水平一定要不低于你们。”
　　 如此谦逊而自信，说明了什么?
　　 邢少华取人完全看艺术潜质，看本事，“后门”什么的甭想沾弦。他们这一帮子，可有几个是凭文凭混饭吃的呢?他们得凭真本事吃饭，自个儿养活自个儿。他们明白他们在表演团体体制中的性质：集体所有制啊!
　　 艺术是靠征服而存在的。新蕾轻音乐团倜傥风流，以她新蕾式的艺术征服力，在短短的几年间便饮誉国内外，使她的同行们不敢小瞧了。
　　 不过团址却不起眼儿。在西安古城最中心地带的新城广场一角，庄严的省府办公大楼、省科技馆大楼和青少年宫使躲在皇城墙根下的几间供办公和排练用的平房显得有几分可怜。在它周围皆是半人高的荒草、黄蒿。迎面的城墙已成残垣断碟。一条黄土小坡上踩白了的小径通往门口，几株美人蕉在那儿开得正如火似霞。 ，
　　 其实，这有什么可以小瞧的呢?它抑或是一首小诗，一支歌。在这里小憩之后，邢少华他们便要展翅高飞，作浪迹天涯的迷人的“长歌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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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情者都会说起，颇具实力的新蕾轻音乐团是拉着一个架子车走来的。三年前那个春塞料峭的时节，业余歌手邢少华吃了豹子胆，向新城区文化局立了军令状，大包大揽了区业余剧团，易名为“西安新蕾轻音乐团”。第一场演出的序曲寒酸而穷气。乐器是借的，服装是凑来的，道具装在一辆一个把儿的破架子车上，由团长邢少华掌车辕，走过大街小巷，前往剧场演出，看上去蛮有卖唱艺人的风度。
　　 尽管只有七千元贷款和勉强凑起来的几百块钱，邢少华却极自信于它的生命力。就团内的情况讲，不少同志所在的单位关停并转后无事可干，工资只发百分之三十，生活很苦，一些青年人待业，虽有艺术特长，却无路可走。有的演员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贻误了艺术年华，为怀才不遇而悲叹命运。他想承包了乐团，自负盈亏，打入沉寂的歌坛，开出一条新路，即使失败了，也将自慰于自己探索过，拼搏过，生活过。
　　 邢少华如愿以偿地取得了轻音乐团首场演出的成功。临到审查节目，座谈会上的分歧却叫他心里念念不安。有人挑剔《请到天涯海角来》的毛病，说为何不到车间来，不到农村和兵营来呢?好在上任不久的话剧演员刘法鲁，以西安市文化局新局长的身份表态说好，这才过了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开了绿灯，没有使新蕾轻音乐团这把架子车搁浅，方有今日之好气候。
　　 关于轻音乐团的“轻”字的争议，邢少华自有见地。他曾同李双江谈到这个问题，据说周总理曾经说过，歌剧舞剧戏剧都好，也需要搞一点轻歌曼舞的。他看到了轻音乐在现代生活节奏和现代人心态中的市场，并从演出实践中得到了其反馈的信息。交响乐需要，长恨歌需要，延水长需要，轻松的音乐同样需要。占住这个优势，“新蕾”就会怒放了。
　　 新蕾轻音乐团的初试锋芒，使西安这座文化古城荡漾一股清鲜的风。有观众叫好也罢，有人视为洪水猛兽也罢，她终是以自己独有的个性，引起歌坛和文艺界的震惊与关注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面对实际而开宗明义地命名为“轻音乐团”的开路者，恐怕要数“新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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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其老底，邢少华的艺术道路可以追溯得很远。也是与西安的街巷有关，也是与架子车有关。架子车在记忆里是亲切的。他曾同小弟弟拉着架子车送“洋面”，挣钱糊口上学。初夜的马路上，是他们弟兄童稚而优美的歌在飘荡。以至诱惑了周围的人们，拦住车子，让他们唱歌。他负载着沉重的生活的车子，歌声正是一种轻松的渲泄和享受。“马路天使”，是周围人们送给他们的雅号。
　　 他的家境困窘，却也不缺少歌声。父亲可以哼一段京戏，母亲可以唱老家绥德一带的民歌。他也学会唱了。此后父母双亡，他当上了电焊学徒工，但本性难移，还恋着吹拉弹唱。
　　 那时，他穿着一身工作服，戴着安全帽，一下班就直奔音乐学院。搬来一把梯子，搭在墙头，隔窗子偷听音乐课。
　　 他向歌唱家钱志鸿求教，一直追寻到人家住院的病室。他的一腔热情，打动了歌唱家。钱志鸿便背着医生，定期同他在医院的一个角落“约会”，教他唱歌。
　　 他又专程去北京拜师，看演出，回来就躲在屋里，用床单、被子蒙住门窗，伊伊啊啊地摸索着唱。
　　 邢少华的名字，和他热情优美的歌一起，逐渐被群众所熟悉。他的演唱热烈奔放，声情并茂，而又风格多样，题材广泛，富有感染力和特色，陆续在省市会演中多次荣获演出奖，以及表演奖和创作奖。他曾连续荣获曲艺、故事、小戏、独唱和小歌剧的奖励而被誉为“五项全能”者。其他艺术形式的实践，为他以后的演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九八一年底，就在他参加电视台、电台和舞台演出近百场，利用业余时间在各种大小场合演唱一千场之际，斗胆举办了“邢少华独唱音乐会。”
　　 凭着他十足的男子汉的块头和体魄，凭着他的演唱才能，独唱音乐会一连五场，没有使观众失望，观众也没有让他失望。音乐美的共震，显示出邢少华的歌唱潜质。他想，如果多搞几个我这样演唱效果的，一定更有气候。可见他对“新蕾”的设计，不是没有把握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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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惯于“左”的思想的人们，尽管已开始丧失市场，却仍喜欢用连自己都哄不过的大道理教训别人。他们无视于时代精神的变迁，无视于人们对音乐的审美情趣的动向，轻音乐的一套会被轻而易举地无限上纲到阶级属性的范畴中去。
　　 新蕾轻音乐团从一诞生，就似乎是一个怪胎，迎接着众多挑剔的目光。一边是演出轰动歌坛，群众为之叫好；一边是上边有人追究、指责。
　　 他们错在哪里?无非是情调轻松活泼一些，节奏轻快强烈了一些，旋律热情甚至狂放了一些罢了。违反党纪国法吗?大逆不道吗?精神污染吗?没那么严重。
　　 此时，正值新蕾轻音乐团在兰州巡回演出。邢少华得知受批评的信息，几乎每台演出都以耽心开始，以流着泪结束。他被热情的观众感动了，是因为他们的歌声感染了观众，上帝在为他们的生命力喝彩。
　　 在此期间，新城区委书记鲁生林为新蕾壮胆，白纸黑字，寄给邢少华一个条子：“脚踏实地，努力开拓，克服困难，勇往直前，党是支持你们的！”区长屈增民肯定了“新蕾”，并愿意作轻音乐团的后台，全力以赴给予支持。
　　 邢少华感慨地说：“简直是在子弹底下的新生！”
　　 演出成功，旗开得胜，新蕾轻音乐团西出兰州名声大震。当歌手们第一次拿到一百八十元的薪水时，都激动而感伤地哭了。团里已经有好几个月没开支了，娃们受了凄惶。连团长邢少华，在最困难的时候，还将家中旧书报卖了二元六角钱，买回七、八斤面粉混日子呢！
　　 因为他们没有经济靠山，吃不上“大锅饭”，得靠自己去捕捉人们对音乐的需求信息，却切切实实地为时代服务，为人们提供精神食粮，人们才会舍得买一张门票，从而养活他们。
　　 他们甚至从一些细小的部位，考虑提高艺术质量。谱架子去掉了，以达到伴奏与歌手、观众的直接交流，观众说好。伴以舞蹈，或边演奏边唱，报幕也象讲故事一样引出下一个节目来，在表现形式上以新代旧，内容清新健康，艺术质量上精益求精，从而逐渐形成了“新蕾式”的台风，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报上有文章说好了。应该说好。别的音乐会办不起来，他们场场爆满。国家养的一些文艺团体闲着无所事事，而“新蕾”却充满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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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个由个人承包的自负盈亏的音乐团体，邢少华曾果断地走了三步棋。
　　 一曰精简机构，招聘能人。先将人员由上百人缩减为二十多人，以待业知识青年为主加上少数留职停薪人员组成。应聘者必须一专多能，试用三至六个月，经考核合格再正式录用，其中包括艺术考核和人格考核。乐团不设一名专职行政干部，行政组长、业务组长、舞台监督、舞美设计及采购员、会计、出纳、考勤员、保管、电工、木工等，全由团员兼任，共同分担。
　　 作为团长的邢少华，也同时兼任行政秘书、艺术指导，还要吹萨克管、打鼓。他的男中音独唱，更是压台戏了。
　　 二曰实行浮动工资制，奖勤罚懒。把工资分为基本工资、“基数”和奖金三部分，根据演出收入情况浮动。月收入超过三千元发给基本工资，初进团的待业青年可以拿到与学徒工相等的月薪，停职留薪人员拿原薪；达到五千元则发四十元“基数”；而超过五千元的部分，百分之三十积累，百分之七十作为奖金分配。在一般情况下，奖金加上“基数”都在二百元以上，多至可以拿到五、六百元。
　　 这还用再去强调主人翁精神吗?团员的积极性大小与每一件事情做得好坏，都一五一十地记录着，与经济收入的多少紧密地联结在了—起。
　　 三曰严明纪律，高奖重罚。奖金虽多，并不是可以轻易到手的。对发生演出事故和违纪现象者，扣罚奖金则有非常明细的严格规定。电子琴演奏员一次因睡觉误了演出时间，被扣发一百元。有两个演员在巡回演出中发生口角，动了手，扣发了一百元，而考勤员若照顾情面徇私者，也要罚—百元。
　　 正因为在奖金问题上体现了如此严格的区别，这个团保持了其它文艺团体不易做到的严格纪律。早点名，午点名，每次演出完毕开小结会，每月的生活会，每季度的评比，年终的奖励，记事本上有无数的红道道和蓝道道，使团员们抱成团儿，以整齐阵容，提高艺术质量。
　　 “不养闲人，不要懒人”。这是“新蕾”的口号。
　　 在用人上，打破“铁饭碗”的制度，实行“业务骨干相对稳定，辅助人员流动”的作法。每三个月进行一次业务考核和评比，由于大多表现较好，只得评“最差队员”。被评为“最差队员”者，扣发奖金，这本身就是一种信号。如连续获“最差队员”，则解除合同，另聘选新人代替。
　　 竞争是友好的，淘汰是无情的，这才叫做重视人的价值。没有生存竞争，不会有社会和历史的发展。淘汰的无情，是因为艺术规律本是无情的。这又正好是新蕾轻音乐团生命力的所在。邢少华认为，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促进了艺术水平的提高，而且保持了队伍的年轻化。惟年轻才是希望。并且，为社会培养了更多有一技之长的文艺人才，岂不是好事情!
　　 一年之后，新蕾轻音乐团便演出六百二十多场，观众达五十万人次，接待了一百多个国家的外宾。总收入达九万余元，向国家上缴利润近万元，为少年儿童福利事业捐献近千元。这些数字，在经商者眼中微乎其微，可在中国的文艺团体，尤其是“官办”的文艺团体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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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蕾轻音乐团名曰“新蕾”，也确实可以称为那些含苞待放的艺术天才们的一块沃土。有名从无名而来，谁也不是一夜之间突然成为大歌星的。人才成功的必要因素是机会，是实践。
　　 在这里，没有主角，而每一个歌手都可以是主角。互相之间的服与不服，得靠艺术才能去角逐，从而赢得“上帝”的青睐。一位唱得很象样的歌星，自命不凡为主角，拿了半个月架子，竟被别的不起眼的小姑娘所击败，而被无情的淘汰了。在艺术规律面前，所谓不安全感又恰恰可以成为一种动力，促使你成为强者。
　　 论修养，他们大多是“草台班”的，唱好歌凭什么?就凭向名家高手学习，凭实践。
　　 男高音贺亮，可算是音乐学院毕业的大学生，音色不错，但就是不受观众欢迎。邢少华经过仔细琢磨，找出了贺亮的毛病，讲了三点：“你应该学会曲艺演员的吐字，借鉴舞蹈演员的眼神，还有，要用字领声，并爆发内在的热情。”还帮他选择歌曲，设计动作，鼓励他会唱好的。
　　 贺亮在屡遭打击后，终于振作起来，以他演唱的意大利名曲《我的太阳》博得极热烈的欢迎。他找到了他的太阳。
　　 除非是朽木不可雕，邢少华都以诚挚的情感给新歌手们以再三的实践机会。除非实践证明，你是扶不起的猪大肠，也无可奈何。
　　 男高音高双波的演唱很叫座，专家们评价很高，被誉为“蒋大为第二”。邢少华说，你是你，蒋大为是蒋大为，各是各的，不必为此而得意，应该自成一家那才是高水平。．
　　 谁知当初，高双波还是一个煤矿工人的时候，是邢少华“慧眼识人”，收留了他，高双波生活上受到一些挫折，心情很遭，是邢少华以兄长般的爱心为他解忧排难，慢慢地在歌坛上声名大振。
　　 往往，专业团体根本看不上眼的，邢少华却视为人才。他是看其潜质，而独具慧眼。等在“新蕾”初绽了花朵，有人又来摘花，这时候，邢少华则把走和留的选择权利交给本人；高双波是这样，邹二鹏也是这样。有过滴水之恩，会当涌泉相报。知情的人，会把一切交给这个集体所有制的乐团。当然，有的该走的，邢少华也好心劝他们另攀高枝。
　　 当初，邹二鹏是个在家待业近乎十年之久的残疾青年，从小就以音乐滋补一颗不幸的童心。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家关门来苦练小提琴和吉他演奏，盼望以此寻找生路。报考专业团体吧，连想都不敢去想。慕“新蕾”之名而来，却久久地徘徊于门外，想报名又为自己的残疾所自卑。他的舅舅替他报了名，应试也很令人满意。但他生理上的缺陷，也确实使邢少华举棋不定。收下吧，是否影响乐团的名誉?而拒之门外，则无疑是毁坏了一颗充满艺术细胞的不幸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