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将近之时，朔风渐烈，草木枯索。某夜读《郑超麟回忆录》之“十二人”，忽想起俄国诗人勃洛克的歌谣体长诗《十二个》。这令我很有些讶异。仔细一想，从巴黎经柏林转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就读的少共党员“十二人”，想必读过勃洛克的《十二个》罢。后者不仅影响巨大，而且一度被誉为歌颂十月革命的名篇。令人惊悚的是，诗歌中的“十二个”与历史版的“十二人”，似乎存在着某种隐秘而奇特的联系，其结局的悲怆与过程的妄诞相互颠覆、讽解。毕达格拉斯说过“万物皆数”的名言，但真正触痛我们的数其实并不多。
　　 一部黑皮书里面有“十二人”。在政治漩涡和历史图表中，他们只剩下“一”。“十二人”被遮蔽在历史蜿蜒不绝的隧洞之中，绝大多数都走不到“封底”，但他们一直在那儿艰难蜗行。勃洛克止步于血色的“插页”，然后写下他最后的迷茫的诗歌。郑超麟柱着拐杖，踉跄着走到同样一团漆黑的“封底”——他摸索着找寻火柴，最后找到一支旧钢笔。我想他一定流泪了。“十二人”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了。上帝保留了“十二人”中的一个，以便让他茕茕孑立，让他独自打破忘川的坚冰，将灰烬重燃成回忆的柴火——用苍白的冻僵的手指，扒开那被雪尘掩埋的“十二人”残留的弯弯扭扭的脚窝……
　　 十二月的清冷的月辉从窗户伸进来，轻轻抚摸着黑皮书和右边的一只手。
　　 “风在游荡，雪在飘摆，/十二个人列队走了过来。”（勃洛克：《十二个》·1918）
　　 “最后，我在这里写我对于十二个人的回忆。”（郑超麟：《十二人》·1945）
　　 谁称得上“最后”？勃洛克在俄国革命的乱局中写成《十二个》，几年后他就死了。而他的“十二个”仍在纸上风雪中奔行不止。在革命期间，他在圣彼得堡遇见了马雅可夫斯基，曾忧愤地告诉马氏，“我的乡下的图书馆给烧掉了！”勃洛克最初是赞同十月革命的，但对革命暴力的非理性他深感惶惑。旧的统治秩序被打破了，却没有建构有效的新的秩序。世界变成了一堆粘满血腥的碎片。带着对暴力革命的幻梦、迷惘和追悔，以及布尔什维克对他的误读与嘲弄，他黯然早逝——虽然是秋天，但骨子里的风雪不断地飘飞而出，将那孤单的身影永远定格在寒冷的路途中。我一直把勃洛克想像为“十二个”中的某一个。因为即便有更多的人加入进去，“十二个”依旧不会增加。同样地，逃逸或倒下也不会使“十二个”有所减少。传说耶稣受害前和弟子们共进晚餐，第十三个进来的是犹大。就是这个犹大，为了三十块银元出卖了耶稣。因此“13”成了西方世界最忌讳的数字。
　　 勃洛克难道是为了一种神圣化需要，才将诗作中的赤卫队员框定为“十二个”？他们定格在纸上但永远跋涉在途中，他们隐现于风雪现场但已化作幽灵。他们在“别人的血”中奋起革命，直到通过“自己的血”才开始困惑与质疑。一切自欺欺人的表面的胜利，都意味着将付出高昂的精神代价。但我不知道，勃洛克《十二个》如今是套上红皮封面还是灰皮封面？
　　 “十二个”赤卫队员中唯一有名字的叫彼德鲁哈。他在途中巧遇叛徒凡尼卡（他可以视作赤卫队第十三个成员）和情妇卡季卡，而后者原是自己的女友。在追捕叛徒的过程中，彼德鲁哈朝凡尼卡射击，却误杀了卡季卡！愤怒、复仇与私欲一瞬间抓紧了他，并转化为一种毁坏一切的死亡本能。人性中阴暗的恶突然被释放出来。勃洛克有意将革命与情杀掺和在一起，模糊情敌与叛徒、泄愤与斗争的界线，从而构成反讽现实的张力空间。血腥过程提前颠覆了乌托邦之根基，不择手段将屠杀任何合理的目的，即便纸上的圣洁也必遭亵渎。在诗的结尾，勃洛克不得不将希望寄托于宗教：“他带着白色的玫瑰花环——/走在前面——这就是耶稣·基督”。这显然偏离了原先的革命主题，同时也内含了隐忧与救赎的意味。勃洛克认为革命就是人类的自我拯救，同样应该具有宽恕、仁爱、自我牺牲的基督精神。如果“十二个”赤卫队员连耶稣也敢杀，那么俄国岂不成了没有人性底线的世界？
　　 勃洛克在诗中预示了“十二个”前行的可能方向。而我一直在他们的来路回望：这“十二个”来自哪儿呢？后来读到托尔斯泰的《我不能沉默》，发现一向温文尔雅的托翁晚年变成了一头暴怒的雄狮——面对末代沙皇绞杀“十二名农民”，他再也无法置身事外！
　　 这十二个人是这样一种人：我们以他们的劳动为生，我们以往使用一切力量败坏他们，现在也在败坏他们，从伏特加毒液开始，直到我们并不相信却拼命灌输给他们的那种信仰的可怕谎言，——这样的十二个人，被他们给饭吃、给衣穿、给房住，过去和现在都在败坏他们的那些人的绳子绞死了。
　　 十二个丈夫、父亲、儿子，俄国的生活全靠这种人的善良、勤劳、纯朴来维持，现在他们却被捉了起来，关进监牢，带上脚镣。然后，为了不让他们抓住将要吊死他们的绳子，把他们的手反缚在背后，带到绞刑架下。有几个和他们同样的农民，就要把他们吊起来，不过这几人都有武装，穿着很好的靴子和干净的制服，手上拿着枪，伴送着被判决的人。这些被判决的人旁边，走着一个身穿锦缎法衣，围着项巾，手里拿着十字架，头发长长的人，队伍停住了。全部事务的主持者说了几句话，秘书念着公文，当念完公文，那长发的人便面对别的人正准备用绳子绞死的那些人讲了一些关于上帝和基督的话。讲过这些话之后，刽子手——他们有好几个人，一个人是处理不了这样复杂的工作的，——立刻冲肥皂水，抹到索套上，以便把那些带着镣铐的人勒得更紧；接着就给他们穿上尸衣，带到绞架的木台上；给颈子套上索套。（托尔斯泰：《我不能沉默》）
　　 他们为什么刚好是十二个农民？沙皇绞杀农民也忌讳“13”吗？难道他不担忧这“十二个”怨魂化作厉鬼吗？不担忧“十二个”绞索合成一根更粗的绞索悬在他头上吗？因此我断定，绞杀造就了勃洛克诗中“十二个”赤卫队员。
　　 勃洛克经历了红色革命风暴，他的感受与高尔基最初的印象有相似之处，“最令我震惊，最使我害怕的，是革命本身并没有带来人的精神复活的征兆，没有使人们变得更加诚实，更加正直，没有提高人们的自我评价和对他们劳动的道德评价。”（高尔基语）诗歌《十二个》吸引我的，也许正是他们固执中的迷乱与迷津中的冥悟。它是一曲多重困境中有关人性、良知以及救赎的哀歌。
　　 沿着同样风雪迷漫的、泥泞的道路，打着绑腿的“十二个”走过去了，慢慢消失了；渐渐呈现在地平线上的是“十二人”——一九四五年二月，郑超麟用十二章写成一部《回忆录》。在第二章“十二人”中，他在开头写道：“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八日，我们从巴黎北站出发，身上带着中国领事馆的护照，说是经过西伯利亚铁路回国，其实我们是去莫斯科进东方大学的。周恩来和我们同行，他是从法国回归德国去的。此次一起派遣十二个人”。这批人有的在史册上留下名字，有的已经消隐在无边的烟尘里。这“十二人”是：赵世炎、熊雄、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佘立亚、袁庆云、高风、王凌汉、郑超麟、陈九鼎、王圭。比起诗作《十二个》，我们在《十二人》中更能看清他们的面庞和细部。作为同伴和亲历者，郑超麟以平角来写他们，不避讳，不隐瑕，因而更具有历史现场感和烟火气。例如，吴稚晖在一次演说中，曾对陈氏父子进行人身攻击：“他的儿子陈延年，还有一个陈什么年，他父子三人，俺相信，凡见过他们的都一定说，像他们这样的尊容再丑也没有了。他们就是穿一件漂亮的纺绸长衫，人家也要说他们是小偷。”吴稚晖骂人像泼妇，投靠主子像奴才，在捣鬼方面更像卑鄙小人。郑超麟反驳道：“这是胡说！陈独秀并不丑，没有见过他的人，可以看看《实庵自传》单行本封面上他的照片。有一个女同志曾说他的眼睛是特别可爱的。乔年是个美男子，不仅是我们十二个人中最美的，而且是我见过的莫斯科中国学生中最美的，连顾影自怜的李鹤龄也比不上他。他身体强壮，皮肤很白，两颊同苹果一般红。他的哥哥则与他相反，不很健康，肚皮比常人大，两条腿比常人细，皮肤黑而粗，浓眉毛，斜眼，近视，有时你以为他在看你，其实他看的是你旁边的人，动作缓慢，表面上有点萎靡不振的样子。到莫斯科后袁庆云给他一个绰号：‘腐败’。但他没有吴稚晖所形容的那种丑相。总之，俺们十二个人中还有比他更丑的哩！”吴稚晖获悉陈延年被捕后，立即秘密写信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发生额下，厥壮极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后来陈独秀直呼吴稚辉为“老狗”，连冯玉祥也骂他：“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老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
　　 郑超麟笔下的王若飞，也与党史中的那一个不同：“王若飞的年龄是最难确定的，骤然看，他似乎同我们一般年纪，即二十五岁上下，但仔细看他脸上的皱纹、牙齿的颜色，尤其是生活经验和习气，则显然比我们老得多，这一年应该有三十岁，至少也有二十八岁。他从舅舅黄齐生及其他贵州政客学会了许多斗争的本领，但他能干，而且忠诚于共产主义，并不减于我们这些初出学校的青年。这是一个矮子，头颈短、手指肥、鼻梁微歪而曲，皮肤白净，满口贵州官话。他爱喝酒，同我一样。他爱讲笑话，顽皮、好闹他是十二人中最有趣的。”
　　 “十二人”抵达莫斯科时，好几个中国学生去车站迎接他们，有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我只记得一个是任弼时，用高音说话；一个是王一飞用低音说话。走出车站，王一飞同我一路走，不仅挽着臂，而且挽着腰，这种走法在法国、德国时未曾见过，在中国也未曾见，但在俄国则很常见。”那时候盛行列宁装、红军帽，但走路姿势也俄国化，这在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走俄式道路后来成为中国的主流，绝非偶然。
　　 然而，在办理入校手续时，教务长瓦克士不知出于什么动机，竟给“十二人”每个都取一个俄国姓。据李仲武翻译，这十二姓乃是一九0五年彼得格拉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被捕的十二个委员。这几乎成了“十二人”命运的谶言。赵世炎姓辣丁，陈延年姓苏汉诺夫，陈乔年姓克拉辛，王若飞姓尼姆泽夫，袁庆云姓雅诺夫斯基，熊雄姓雪尔维尔斯特洛夫，陈九鼎姓喜斯金，郑超麟姓马尔洛托夫，等等。又是一个奇怪难解的“十二个”！二十多年后，郑超麟质疑道：取俄国姓“是为了中国姓名难记呢，还是为了别的原故”？这十二个被捕的委员大都无可查考，仅苏汉诺夫略知一二：他早年是民粹派分子，一九0三年成为社会革命党人，后来加入孟什维克集团，企图将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苏汉诺夫曾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委员，支持过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在苏维埃机关工作，著有《革命札记》七卷，坚持认为俄国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因而受到列宁的严厉批判。“十二人”抵达莫斯科时，列宁身体每况愈下，他正口授《论我国革命》，但仍不忘猛批苏汉诺夫。三十年代初苏汉诺夫被判刑和坐牢，也是必然的。教务长瓦克士看似随意的张冠李戴，却无意识中透露出轻慢、岐视和嘲讽的意味。连斯大林也讽刺说，中共之于共产主义，不过是人造黄油和黄油的关系。事实上，当时的中共不过共产国际一个支部——所有重要决策和任命都须得到他们批准，而共产国际也不过苏共一个支部而已。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蒋介石一九二七年进行“清党”（又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竟然是师法苏联共产党。苏共从一九二一年开始“清党”，仅一年时间便清洗掉十七万党员，占党员人数的四分之一。一九二三年，蒋介石受孙中山委派率国民党代表团赴苏联考察，“清党”仍在进行。其时，列宁病重，斯大林执掌大权，开始排斥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国际派。这给蒋介石留下深刻印象，他在日记中声称这是“排斥异己”，是“大弊”，且“吾为之危”。蒋介石的感觉是敏锐的。列宁死后，斯大林的“清党”愈演愈烈，以致发展到从肉体上彻底“清除”异己，三十年代有一千多万党员成了冤鬼。从公布出来的日记可知，蒋介石当年也是一个狂热的革命者，向往俄国革命，苦学俄文，且熟读马克思著作；在四个月的考察期间他多次发表演说，比如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作报告时宣称，“民生主义是通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我们认为，对中国革命来说，目前最好政策是，作为第一步，使用‘（争取）独立的中国’、‘人民政府’、‘民族主义’之类政治口号。作为第二步，我们将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做一些事情。”很难想像这是出自四年后疯狂屠杀共产党人的蒋氏之口。在俄期间，“十二人”多次见到蒋介石，且双方上演了戏剧性一幕：中共旅莫支部与国民党代表团都力争对方加入自己的政党。双十节那天，蒋介石在寓所——旧俄某贵族邸宅——举行宴会，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苏联共产党都派代表前来祝贺，东大中国留学生也在受邀之列。“饭后余兴，沈玄庐舞剑，舞时剑脱了手落在地下，他拾起来舞完了一套。我们不敢笑出声。彭述之跳高加索舞。有人唱歌。蒋介石邀我们到大厅旁边一个小厅里去，向我们讲演国民党历史，结论是请我们加入国民党。”旅莫支部反过来争取蒋介石加入中共，蒋以“须请命孙先生”为由婉拒。双方的“争取”均收效甚微，只有退了党的沈玄庐又加入共产党，仿佛捡起那把“脱了手”的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