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有穷人也有富人。但我们国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基本上没有什么富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一下子冒出了一大批富人。这很正常，符合“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特色理论。当然，我们国家的富人与西方的富人比，还不能算是豪富；我们国家的穷人现在也基本上有饭吃，很少有啃草根树皮的，不能算是赤贫。按理说，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没什么问题，应该比较和谐才是。
　　 然而不是。穷人抱怨，认为自己是社会弱势群体，抱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抱怨苍天的不公。富人也抱怨，抱怨没有安全感，时不时地有小偷光顾自己的豪宅，媒体上经常有绑架撕票的新闻，甚至有杀手惦记着自己，到哪都要随从保镖一大帮。
　　 凡此种种，有人总是提醒我们注意社会成员财富拥有量的两极分化，认为这是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根本原因。事情真的如此吗？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近邻印度。印度贫富悬殊之大,可以说是世界之最,1400万人口的孟买,竟有770万人住在贫民窟里,比例高达55%。然而,两极如此对立的印度,社会治安状况却总的不错,犯罪率并不高，因为“印度穷人不仇富”（见袁南生著《感受印度》）。这当然与他们的国情、宗教信仰和种姓制度有关，但我认为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印度穷人有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他们不必担心被外部强制所干扰，他们的生存权利一般不会遭到侵犯，形象的说法是，印度穷人“有选择贫穷的权利”。
　　 而我们中国穷人则没有这种权利。在中国，贫穷往往和“活不下去”划等号，人穷志短，人微言轻，贫穷即意味着许多权利的丧失，意味着受制于人，意味着缺少不被打扰的自我空间，“他们没有在大街两旁搭帐篷生活的权利，没有在繁华都市里乞讨的权利，甚至没有到城里卖西瓜的权利，穷人等于社会安排的多余人”（舒圣祥语）。
　　 因此，中国穷人特别仇富。
　　 因此，两极分化特别可怕。
　　 中国从上到下都在担忧两极分化，但大家担心的不是贫穷那一极没有饭吃，而是担心富有的那一极太富了，激发另一极的仇恨，从而引发社会动乱，至少是造成社会的不和谐。在中国的现实中，没有贵族存在，应该“你有我有全都有”，你不能比我有。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天下应该“均贫富、等贵贱”；如同商人“无商不奸”一样，富人一定是“为富不仁”。在影视和媒体中，中国的富人都是负面形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那些老板、经理们，一个个发家都不走正道，富了以后都迅速堕落，养小蜜、包二奶、吸毒嫖娼，无恶不作，这是仇富心理在影视作品中的投射，是社会主流心态的真实写照。
　　 如果认为只有抹平贫富鸿沟才能让社会和谐，才能使天下大治，这是天真的，是不切合实际的幻想，除非牺牲社会前进的步伐，重新回到穷过渡的年月。我们要问，有贫有富社会就一定不会和谐吗？雇主和女佣就一定对立吗？老板和员工就一定如同仇敌吗？如果这种社会心理不改变，社会要和谐，很难。因为改革开放让一部份人富了起来，未来富起来的人会更多，有人会更富，每个社会成员不能老是对富人看不顺眼，不能老是做着“劫富济贫”的旧梦。
　　 当然，“人望幸福树望春”，社会不能关闭穷人通过奋斗和苦干变为富人的通道，这也是社会能够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