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后，慵懒。
　　 从窗外透进来的光，有些刺眼。窗帘挡不住阳光，浅金黄里——太阳的一条条亮线与众不同，炫眼而灼目。推开窗，有一丝寒凉把我蛰了一下，我知道，天，还是冬天的天，虽然今天没有风。
　　 喜欢埋在老家暖和的被窝里，把头对着窗子，等午后的阳斜斜罩住我的眼睛。即便是冬天，薄薄的窗帘阻不住阳光，文弱的阳光让心中的冷峭，一点点变小，融化成蒸气，烘得心里暖。关不严的窗缝间跳进冬天俏皮的凉，拧一下我的鼻子，我眯起眼睛搜罗一遍老屋，却找不到它的影子。厢房檐下的一溜干白菜碧绿的，衬得表皮干枯的葱越发白。煤仓上，去年还有的冻豆腐，今年已经不在了，还记得豆腐上蜂窝样一个个孔，像食堂里卖的发糕。
　　 偶尔，几只不知名的小鸟站在厢房矮顶上，房顶错落着母亲拾来的树枝，剥落的树皮被它们踩几下，婆娑散落到屋顶上，零星的尘土飞不了多高。
　　 走出老家的大门，屋外的阳光软软的，一下铺了我一身。看看天，不太晴朗，半乳色半浅蓝，阳光没有直射下来，似在半空顿了一下再缓缓飘下来，打在身上温弱、温暖。空中投射下来的光线像父亲和我交谈时手里的那颗烟，烟气升到半空，被斜绕进来的过堂风一袭，忽散了，而父亲手里的烟还在燃着，一丝丝，青色袭不断。
　　 停在老家的世界，让冬阳染着我，感觉这里时间没有匆匆地逝过，想留的都在你的视线里。隔壁墙上，盆子里一株干枯的辣椒秧，在冬天的风中，不肯掉落最后一枚火红，老家门外对面房子墙底，那一片夏天遗留的青苔，也想留恋冬天午后阳光，颜色暗绿、夹黑。
　　 不知道为什么，一到老家，觉得时间缓慢了，你看到的一切，除了静止，再就是缓慢。向着山坡的方向，前些日子下的雪，还在山路上顽固地坚持，形成一块柔润的不等边，粘在路上，被午后的阳映。原来，这里还是有冬天，只不过，比烦躁的城市慢了半拍。和老家一墙相隔，是三四十年前的烈士墓，小时候躺在水泥墓上，阳光晒在身上，忘记墓里的人和墓边的碑文，只知道，阳光好舒服、好温暖。
　　 同口的两棵香椿树挤在一起，树顶挂着两个跳笼，里面几只色彩斑斓的鸟叽叽喳喳。胡老家窗台摆着几盆绿色的青株，栽在紫色、红褐色和奶白色花盆里，冬日午后的阳光倾洒在叶片上，从窗缝吹进的风，让这些植株微微地动。其中有一株是去年新插茉莉，清瘦地靠在窗台边上，叶子浅绿。
　　 曾瞥见我家楼道通风窗台上一株被人遗弃的茉莉花，叶子都落了，花盆里的土干成一块，只有一棵奇怪形状的本兀立。冬阳透过窗玻璃照在茉莉树上，我想给它添一瓢水，又担心太阳下山后，水还没有来得及渗进土壤就结成冰，让这株茉莉花再次受伤，于是，不再动这个念头。
　　 老家那株茉莉花，栽在最大的灰陶花盆里，树冠硕大。我没结婚时，每年冬天父亲让我帮着他把花盆搬进堂屋，由于天冷，叶子掉光，只剩光光的枝。父亲把鸡蛋皮倒扣在花盆里，当成茉莉花的肥料，等到了来年春天，这株茉莉花蓬勃的生出绿叶，夏天开出雪白，喷香的花。后来，家里安了暖气，那年冬天，茉莉花开了一冬，往后几年，都是如此。今年三十回家，看到堂屋还是那个灰陶花盆，里面还是茉莉花，树冠小了将近一半。问父亲：“这棵老茉莉怎么变小了呢？”父亲淡淡地说：“哪还是那颗，那颗已经枯死了。”“枯死了？”没等我再问，父亲接着说：“屋子里暖，本来应该冬休的茉莉不再落叶，也没有光照，时间长了，耗掉精气，就枯了。”我低头看一眼角落里的茉莉，树冠上有几颗白白的花苞，过几天，又要绽开。茉莉花几片黄绿叶子掉在地上，父亲猫下腰，捡起来，慢慢走到垃圾袋前，把落叶放了进去。
　　 今天回家过节，我看了看摆在堂屋的茉莉花，那几颗花骨朵开成一朵朵，靠近前闻了一闻，淡淡的。而——那株窗台上的，还会发芽吗?
　　 提及老家的香椿树，我又多了几分碎念。
　　 两棵香椿树一株笔直，一株从一人高处分成两叉，每到春天都郁郁葱葱。现在两棵树依旧挨挨挤挤在一起，不过已经不属一家，一棵让给了邻居，一棵归我家。
　　 现在两棵树径大概二十多公分，树皮发暗，不过暗里透着饱满的亚光，我看得出它们的生命力还是那样旺盛。几时种下的这两棵树，我已经记不清楚。只记得父亲在集市上把它们买来，绑在自行车后托架上带回了家，买来的两棵树不太一样，一株纤纤细细的，另一株粗壮一些，自树半腰分成杈。香椿树光秃秃的树干有几颗小芽苞，树干底下有一些土粘在根上。回家后，父亲没有急着把香椿树种在土里，而是用一盆水把树根浸在水里，他说先让两棵树接接水气，免得种下后树根失水分活不过来。浸过了半天后，父亲在我家胡同口选好地方，挖开两个土坑，浇上底水，把树苗种下。
　　 说起种树，不得不提我家居住的环境。我们这里大多是尖顶的瓦房，为数不多的平顶房子那些地震前建好的。公房依着山坡而建，比那些居住楼房的社区多不少土地。老家的叔叔婶婶都喜欢在自家门前种几棵树，渐渐地这些树长成夏天里的一片阴凉，和一些散落的老树衬映着，苍翠青笼。
　　 我和妻子结婚时的小院里，父亲种过一棵柿子树，每到秋天，树上挂满扁红的柿子。到我离开那座小院的那年冬天，柿子树已经很高，树顶有几个残留的老柿子，落光了叶子的柿子树用树枝挑着它们，跟红灯笼差不多。离开老家已经十几年，几次特意回到小院看看，那棵柿子树已经被砍掉，新主人把小院用木头窗封成一个客厅，原来的院门还是那个，连我亲手安装的门把手都还在；不过门关得紧紧的，已经看不到里面。
　　 说这么多，跟父亲家的那两棵树没太多关系，可我又忍不住回忆，回忆那些树，还有树给我的留恋。
　　 自从父亲种下两棵香椿树以后，每天早上都去树跟前看看，有时用手掐掐树皮，来确定它们是否还活着，再看看土壤是不是干了，父亲用家里的水舀子泼一些水在土里，一直盼着他们发芽。两棵树不声不响地站在那里，半个月后，不经意，父亲发现笔直的那棵在芽孢中萌出一细芽，过了几天另一棵也悄悄地长出两个嫩叶，父亲长出一口气，说：“活了。”从这开始，父亲怕被人折断枝条伤了树身，用酸枣枝围起两棵树，不让别人接近。第一年的小树一个劲的往上窜，到冬天笔直的那棵树已经超过兵营大墙，那棵分叉的虽然长得慢一些，也同墙一样高。来年两棵香椿树又发芽，嫩嫩的叶子比第一年多了不少，我试探问父亲：“今年可以采香椿了吧？”父亲摇摇头：“哪行，今天得让他们再长高长粗，想吃等明年。”我心不情愿，放下心的撺掇，不去摘香椿树叶。有一天，我家工房北边别处遛早的人趁父亲不注意，偷偷采了几簇新叶，父亲发现后很心疼。到了晚上，父亲找来一些更高的酸枣枝，重新围好树，自从那天后，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看看是不是还有人偷，一直等到香椿树叶老得不可以吃，父亲也不再早早起来。
　　 第三年春天，我家的两棵树越发高，现在已经需要用一两米长木棍才够得到树顶，这年父亲不再嘱咐我忍着馋，而我等着树发出嫩叶，去采个够。
　　 头一年采香椿，父亲用长木棍做了一个采香椿的工具，木棒前面绑上一个钩子，当遇到高处够不到的香椿芽，就用钩子钩住，一拧，香椿芽咔吧一声落到地上，树枝很少被折断。我家香椿芽生出来发紫发红，有一种特殊的香气，比另一种叶子发绿的好吃得多。把采下来的香椿芽交给母亲，母亲用清水洗净，再切成碎末，和鸡蛋搅在一起，用铁锅摊成一个圆饼，吃在嘴里异香。这段时间，父亲的下酒菜离不开香椿芽。我喜欢把馒头切开，把香椿炒鸡蛋夹在当中，一口一口咬，嘴里的香味留很长时间。第一茬香椿采完后，用不多久，香椿树就有新的叶子生出来，父亲还去采，我一个朋友说，第二茬的香椿叶会有毒，已经不适合再吃，提醒过父亲，父亲说：“没事，用水焯一下，毒性就没了。”看着父亲每年都这样吃，我虽然对朋友说的事情有些将信将疑。可是父亲身体一直没有不适，还很硬朗，就不再劝父亲。
　　 两颗香椿树是父亲亲手种下的，长成后给了邻居一棵，刚开始我们和邻居两家相互帮衬不分彼此，我们这棵叶芽少了就去采他们那棵，邻居也会效仿我们。不过，有一年春天，邻居和我家起了怨气，说父亲不该采他们的，各自有各自的树，分得清楚些好。父亲拼命回想到底是哪件事得罪了他，非得在香椿树上斤斤计较。父亲觉得，两棵树都是他种的，而今要分也应该父亲张口才对；父亲纠结这事，甚至气愤地想把两棵树都伐了，母亲和二弟劝他，就让他们去挑，剩下的归我们。于是，这两棵树分了家，笔直的那棵是我家，分叉的那棵归了邻居。从此两家相安无事。
　　 如今，每年春天香椿树发芽的时候，我家这棵长得茂盛，除了邻居以外前排后排的叔叔婶婶都举着钩子采摘，几天的功夫，我家这棵树已经光秃秃的，而邻居那棵父亲送的香椿树依旧紫得扎眼。邻居偶尔出来采几簇，如果身边有别人，他会客气几句：“你们随便摘，挺多呢，吃不完。”叔叔婶婶答应着，却少有人采。
　　 有时候邻居碰到父亲，低头不说话，然后转身回屋。而父亲旁若无人地走过去，站在我家香椿树前，摸摸这摸摸那，似乎自言自语：“这棵树是我的，不会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