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时候，上面已经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当时的情况可想而知，有我没我，对我父母来说，对我的爷爷奶奶来说，已经无所谓。好在我还算争气，长得对得起父母，对得起观众，对父母来说，儿子长得“体面”——方言“俊”、“漂亮”的意思——可以省下上学的钱，因为没必要花那“冤枉钱”，邻居都说：“这孩子长这么体面，说得到媳妇。”——当时的逻辑是：既然能说到媳妇，念书干什么？
　　 于是，我出生便逍遥，父母要在生产队劳动，没功夫管我，把我完全交给我的二姐——大姐帮父母干活，大哥在读书，二哥只大我两岁，带不了我，于是二姐顺理成章地成了我的“第一监护人”。据说母亲在老屋里生我的时候，喜欢唱歌的二姐在屋外自编自演：“妈妈又生小弟弟了”。负责接生的奶奶开门叱道：“去！”后来我分析奶奶的心理，她老人家并不希望妈妈又生男孩，而是希望我的大妈能生一个男孩，大妈和妈妈一样，已经生了四个孩子，但一色水千金，还没有一个“带把儿的”。
　　 我出生的时候二姐五岁。我的这个小“监护人”不太尽责，只顾自己玩，对我实行无为而治。我也没有什么意见，落得自由自在。常识告诉我们，自由也有代价，那就是经常头破血流，留下累累伤痕。但我还是喜欢这自由，要不是大哥，我是可以一直自由下去的。但十岁的时候，我还是进了学堂。因为我大哥初中毕了业，并且到新成立的“闸河耕读小学”当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老师，当了老师的哥哥的第一个任务是招生，于是我成了他的第一个学生，大哥是我的老师，也是结束我自由生活和改变我人生轨迹的人。
　　 十岁才入学读书，晚是晚了点，但到十八岁那年，我高中毕了业，早早上学的，有的还落在了我的后面。因为我小学阶段跳级两次：一年级读过跳到三年级，三年级读过跳到五年级——小学只读了三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半，顺利完成了学业，而且几乎承包了从小学到高中各个年级的学习委员。那年头，高中毕业意味着学生生涯的结束，唯一出路是回乡务农。一九七七年元旦那天，我接到县人民武装部发的“入伍通知书”，同时知道“高考”即将开始——我与大学失之交臂，带着极其复杂的心情穿上绿色军装走入了军营。
　　 虽然只在学校混了不到八年，但还是有许多美好的记忆，最难忘的当然是自己的初恋。
　　 一般来说，初恋都发生在学校，甚至幼儿园，初恋的对象基本上都是本班同学，但我与别人不同。虽然我当时也在读书，但我的初恋当时不是学生，而是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那个戴着红袖标神气活现的最小的宣传员，也是队里的“台柱子”。她人小，但大名鼎鼎，她是随父母下放到我们大队的，她父母不相信我们学校的教学质量，下放以后，就不再让她上学，而是一直让她在家自学，她的父母就是她的辅导老师。还有一个原因，她的父母是资本家公子千金，不愿意也不能下地干活，因此没有工分，而让女儿在宣传队，宣传毛泽东思想，一来可以减轻、淡化贫下中农对资本家夫妻的仇恨，二来能挣一个整劳力的工分，到年底可以凭大队的“工分条”把口粮“得”回来。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女孩早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就登上过大舞台，她家里挂着的主席像的旁边，就有她在苏南表演时的照片——当然我没有看过，是大家议论时我听到的。为了迎接公社文教组织的学校文艺会演，当时我们学校也组织了宣传队，我也是宣传队的一员。校长决定请她这个小苏南来教我们跳舞，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她教的那支舞蹈叫什么名字，我已经忘了，只记得歌词是：
　　 东风吹，战鼓擂，
　　 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这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群舞，需要大的地方，学校没有这么大的房子，于是排练房就选在操场上。当时正值干旱，操场上旱出了一层厚厚的黄土，我们一跳尘土飞扬，显得很有气势。我们跳得也很卖力，一个个都汗流浃背，汗水冲开脸上的尘土，形成一道道小溪，非常具有魔幻效果。我的本来就不怎么白的白衬衫，更是迅速改变了颜色。
　　 那天她教了一个动作，许多同学总做不好，只有我做像。动作开始后，她叫了一声“停！”大家保持姿势不动，她走到我面前，竖起大拇指，叫了一声：“标准！”回头对大家说：“你们看看这个同学的动作……”又问我，“你叫什么名字？”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苏南口音，后来知道这叫“吴侬软语”。
　　 当时我十一岁，我记不得在什么场合对什么人说过自己的名字，而且，我认为自己的名字不够响亮，嗫嚅着不肯说。她不再强求，只是又一次竖起手指，说：“很好，标准。大家要向他学习，我们再来一遍。”她这么一来，我的动作反而变得僵硬，再也“标准”不起来了。
　　 听校长喊她的名字，我才知道她姓沈，名字也带着南方色彩，叫“小妹”，很长一段时间，我认为“小妹”只是对一个人的称谓，而不会是一个人的名字。小妹在大队宣传队里是名副其实的小妹，年龄最小，个子也最小，一头浓密的齐耳短发，使脑袋显得特别大，小妹的眼睛大大，睫毛长长又向上弯曲，这是她在我面前时我看到的，当时没太注意，也没敢认真看，都是后来回想起来的。
　　 我们的排练吸引了许多人围着观看，其实我知道，大家不是来看我们这些泥娃娃的，而是来看沈小妹这个洋娃娃的。
　　 后来隔壁大嫂对我说：“我们这个三兄弟，不光动作标准，人也标准啊……”说完一阵浪笑，笑得我毛骨悚然。原来大嫂当时也在现场看我们排练的，而且听到了沈小妹夸我的话。过了几天，隔壁大嫂又问我：“谈得怎么样？”我问：“什么谈得怎么样？”大嫂用沾满面粉的手指点着我的脑袋，恨铁不成钢地说：“你啊，别犯傻，你们很般配的，抓紧谈，肯定能成。”
　　 大嫂的话尽管让我非常不好受，但也让我的心透了一点亮，好像有一个沉睡着的东西被她唤醒了，这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处于亢奋状态，但如果说现在就让我去和小妹谈对象？根本不可能！我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标准……”一个多么好的词！她除了说我的动作好，还有没有其他意思呢？“标准……”真是令人讨厌的词！她为什么要当着众人的面说我，让一个小女孩当面，而且当着那么多人夸我，我心里不是高兴，而是无地自容，因为我知道，我会迅速成为小伙伴们嘲笑的对象，事实证明，排练一结束，小妹还没有走远，一群男孩便围过来，嘻嘻哈哈，叽叽喳喳，说的就一个词：“标准！呵呵……标准。”，有的会加一个词，说成“绝对标准”，稍大的男孩更会牵强附会，随便演义，告诉我说“人家看上你了，哈哈……”没想到隔壁大嫂也这么说，而且我可以断定，她也跟我妈妈说了，这个大嫂！
　　 果然，第二天我让妈妈帮我洗洗衬衫，妈妈笑着对父亲说：“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主动让我帮他洗衣服了。以前可是催他脱下来洗都不肯脱的。”又回过头来对我说：“儿子啊，你这是大姑娘坐轿子——头一回啊！”我不知道妈妈说的是什么意思，只隐隐觉得与小妹、与隔壁大嫂有关，我装着听不懂，什么也不回答，妈妈也没有追问。这衣服确实够脏，一件衬衫妈妈洗了半天终于看出“白”的意思了，妈妈说：“就这样吧。你看你二哥，人家衣服老是雪白的，脏了自己洗。你啊，能把白的穿成黄的，黄的穿成黑的。”吃饭的时候，妈妈向父亲递眼色，父亲只顾埋头喝粥，不加理会。母亲看到哥哥姐姐在场，忍住没有盘问我。等我背上书包准备上学的时候，母亲终于逮住机会，拉住我说：“喜不喜欢那女孩？”我愣了一下，明白了妈妈的意思，一边挣脱，一边大声说：“不喜欢！”
　　 我对妈妈说的是真话，当然，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我根本没有喜欢的能力。我想到自己平时的邋遢，觉得配不上人家的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我还偷偷地对着妈妈的小镜子看过自己——镜子里的男孩是一个营养不良、又黑又瘦的傻小子，跟沈小妹的红润脸色相比，只能是自惭形秽，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根本不像隔壁大嫂说的那样般配，而是很不般配。
　　 我们的排练很快就结束了，沈小妹回到了大队宣传队。宣传队离我们学校很近，每天上课安静下来时，能听到宣传队的锣鼓在敲，胡琴在拉，有人在唱。对了，沈小妹不光会跳舞，她还是独唱演员，那天在帮我们排练休息时，她曾经自己报幕自己演唱了一首《沂蒙颂》：
　　 炉中火，放红光，
　　 我为亲人熬鸡汤，
　　 续一把蒙山柴，炉火更旺，
　　 添一瓢沂河水，情深谊长……
　　 随着她的歌声，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八路军伤员，他流血过多，奄奄一息，沂蒙山区的一个大嫂发现了伤员，寻水不着，情急之下，她想到了自己的乳汁，于是毅然解开了衣服，敞开了怀抱，电影解说是一个醇厚的男中音：“乳汁也能救伤员！”大嫂把自己的乳头塞进伤员的嘴里，甘甜的乳汁流进了伤员的体内……演唱结束了，我们拼命鼓掌。小妹上住了我们的掌声，说，如果有时间，可以找一位同学扮演伤员，练练这段舞蹈，她可以义务参演，一定能在全公社会演时，为我们学校争得名次。有老师汇报给校长，校长请示了公社文教助理，文教助理不同意，因为沈小妹不是在校生。此事虽然告吹，但小妹说要找男同学扮伤员时，目光是看着我的，受她目光的牵引，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我。
　　 我又一次感到无地自容。
　　 会演结束了，我们重新回到了教室，但我的心却久久不肯回来，每当听到宣传队的锣鼓和琴声，我的心便飞了出去，老师在讲台上讲什么，我一概听不进。一下了课，我就走到教室的东墙头，因为这里离宣传队更近一点，踮起脚尖就能看到队员们进进出出嘻嘻哈哈热热闹闹，觉得那是个无忧无虑非常诱人的地方，不用读书不用考试不用做作业，最主要的，那里有个女孩叫小妹。
　　 转眼到了秋天，再有几天就是中秋节了。妈妈管这个节日叫“八月半”，一到八月半，我们家屋后木枣树的果子就成熟了。这天清晨，父亲拿竹竿敲下了许多枣子。早饭后，我刚要出门，母亲喊住了我，接着把书包从我的肩上取下来，装了半书包木枣，我问母亲你这是干什么，我吃不了这么多。妈妈笑了，说：“下放户爱吃个稀罕。去，给那个小妹送去，让她尝尝鲜。”
　　 “我不去，”我说，“同学们会笑话我的。”
　　 “真的不去？”。
　　 “真的不去。”我是真的不想去，我觉得只要在心里喜欢就行了，为什么要去见她？
　　 “不去，那你为什么在作业本上写那么多她的名字？”妈妈随手打开我昨晚做的数学作业本，啊！我怎么写的全是“沈小妹”三个字啊？
　　 后来，那枣子还没到学校，就被一群如狼似虎的男同学分而食之，一颗没剩。再后来，当我鼓起勇气，去大队宣传队找沈小妹的时候，宣传队长告诉我，沈小妹已经随她的父母回城了。宣传队长最后问我：“你找她有事啊？我这里有她苏南学校的地址，你要吗？她又进学校读书了。”
　　 “不要了。”我飞也似地跑了，心里如释重负，脚步一下子轻松起来。
　　 “再见——”
　　
　　 2013-09-15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