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六七年，在中国大地上卷起了武斗浪潮。隆昌也不例外，武斗的风声一阵紧过一阵。隆昌红旗派（也叫造反派）和革联总派（隆昌县革命联合总部简称，又叫保皇派）都打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隆昌》的口号，天天搭台辩论得不可开交。两派群众组织由大辩论，发展到互相围攻，最后棍棒刀枪相见。
　　 当年隆昌还属于宜宾地委，时任宜宾市委书记的张西挺煽动说：“我如果是隆昌县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我就有自卫的权力。”这句颇具权威性的话，立刻掀开了隆昌本来还半推半就的武斗面纱。8月11日红旗派接管了隆昌武装部和驻隆部队的枪支弹药，这就是革联总大肆渲染的红旗派“抢枪事件”。其实当时的隆昌县武装部部长王德文是支持红旗派的，红旗派能抢到武器，当然是王德文默许的。否则，就凭那些拿着木棍铁锹的人，能抢到那么多武器，那不是天方夜谈吗？那次抢枪中，光隆昌一中造反派抢到的机枪、步枪、冲锋枪、手枪、弹药，就堆了大半间教室，可想而知有多少先进武器装备落到了红旗派手中。8月16日，两派白热化的敌视情绪终于一触即发，红旗派在义大煤矿和革联总爆发了一场真枪实弹的武斗。义大煤矿和隆昌其他地方一样，工人被迫离厂，工厂停产，商店关门，武斗风烟滚滚。红旗派仗着有了好武器，乘机把革联总赶出了隆昌城，赶到了石燕桥。以石燕桥黄泥垭为界，黄泥垭以下是革联总占领，黄泥垭以上是红旗派驻守。
　　 革联总当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就想方设法弄武器。他们把目光聚焦到了李市军区332部队，对军区里那些坚固的紧锁的还有战士站岗守护的大仓库，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里面都是储备的战备物质，其中有许多援越物资，是当时最先进的武器，有些甚至还没有装备部队。他们就大胆设计起抢劫援越物资的方案来，恰好当时的军区首长是保皇派，就是和革联总一派的。他们透露了仓库里有半自动步枪，长风牌机枪等各种各样的先进武器，特别是长风牌机枪在当时是可以打飞机的。革联总头头们对这些武器心驰神往，讨论着怎样才能把这些武器弄到手，憧憬着有了这些武器可以怎样打击红旗派。
　　 第一次革联总派人去和李市军区的首长联系，告诉他们想来弄点武器装备。尽管是支持革联总的，但军队严格的纪律，事关大批精良的武器，军人的责任心，让部队首长还是不敢轻易表态，拒绝了他们。革联总联系人垂头丧气而归，听说弄枪无望时，有些人火气冲天大发雷霆，叫嚷着要去强抢。但革联总头头们是知道的，面对训练有素的解放军战士，赤手空拳或者拿着棍棍棒棒去抢这些武器，无疑是以卵击石，抢不到武器还要搭上小命。有些胆小的人想放弃了，但更多的人禁不住先进武器的诱惑，坚持还要去协商。于是有了第二次的联系，这次，他们群情激愤，痛诉红旗派的种种罪行。说红旗派拿到武装部的枪怎样逞强凌弱，怎样打压革命群众，怎样给隆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怎样打死了他们的阶级兄弟……富有激情地游说，声泪俱下地恳请，打动了332部队的首长，同意给他们一部分枪支弹药。他们为此和首长们一起制定了详细的方案，确定了抢武器的路线、人数。甚至为了部队好交差，为了部队首长跟上级汇报时不受影响，不挨处分，要遮人耳目，抢枪时要打一下，放点枪，都一一的在计划中。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在夜幕的掩护下，革联总集合了一千多人，大多数都是学生，还有不少女学生。按照制定的计划悄悄摸向李市军区，因为有内部接应，他们比较顺利地靠近了军区的仓库。把站岗的解放军战士，招呼到一边，他们用铁锤、钢钎撬门拗锁，打开库房大门，大肆抢劫。冲锋枪、半自动步枪、特别是长风牌机枪装了几大卡车。看着差不多了，守仓库的战士佯装开枪，双方交了一会火就准备撤了。谁知突然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原来有不知情的战士发现了大批武器被抢，来不及请示就开枪了，很快被军区首长紧急制止了，才停止了射击。但后来清点人数，也有三名学生娃被乱枪打死了，革联总把他们封为“烈士”，埋在义大煤矿的武斗“烈士陵园”里，文革后，那里被夷为平地。他们用几辆大卡车把抢来的武器运到义大煤矿，放在什么地方，让他们颇费脑筋。后来有个聪明人出主意，把抢来的武器藏到义大煤矿井下，派专人看守，确保了万无一失。平时给武装人员配备了必要的装备，需要打大仗了，才全部从井下拿出来，分给参战人员，打完了又要藏到井下去。这批武器直到隆昌武斗结束，才上交了。
　　 革联总有个“战地宣传队”，那里有一群能歌善舞的学生，他们很会演戏，把他们和红旗派打仗出现的所谓“英雄”编成歌舞，大加颂扬。经常到处演出，鼓舞士气。为了投桃报李，感谢抢到军区的大批武器，革联总经常派“战地宣传队”到部队慰问演出，搞军民联欢。演出之余还给部队战士们洗衣缝补，拉近和部队的关系。
　　 在以后两次攻打隆昌的武斗中，这批抢来的武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涂炭了许多年轻的生命。让多少失去孩子的家庭痛不欲生，让多少经历了那段岁月的人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