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邓涛先生的《山河扣问》是一部体现了纯正书生品格和线装书生情怀的山水游品，更是一部浸透着生命意识和文化诗魂的旅游散文集。作者以行吟诗人和大地歌者的姿态，箭步山河，在中国自然山水和文化山水的版图上行走，深入历史现场和文化现场，寻找“隐居时代的遗存”及其折射出的文化映像，谱就了一阕现代书生的生命骊歌。这部凡四十八篇、二十二万余言的作品，以激情沛然、追怀渺远的生命体验，内审深刻、批判锐利的独特精神，空灵蕴藉、峻朗温润的抒情文字，矜持高迈、浪漫诗意的话语方式，书写了一幅秀润苍简、散发着浓浓书卷气息的文化长卷，建构了一个魅力独具的艺术世界。
　　 一、东方书生：《山河扣问》的人文映像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曾说，“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莺飞鱼跃、玲珑活泼、渊然而深的灵境”（《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心灵映射万象，万象烛照心灵。进入人类眼中的万象非复纯客观的万象，都是人类心灵的映照。对于创作艺术已经臻于成熟的游记作家而言，他们眼底笔下的山水，更是他们锦绣襟怀的人文映像。
　　 《山河扣问》中，游走着一位折扇轻摇、英朗倜傥，向着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深处走去的东方书生形象。“好想在这里做一介书生，向往：水声之中，昭明书院的一席之地。在唐朝的银杏树下，用一把折扇，借旷远的晨钟顿悟线装的圣贤之悟，参透浓淡笔墨和情高意远”（《乌镇：水的记忆》）；“我是为词而生的书生，错当了帝王，英雄都在北方，我只想安静下来，把幽深的心关闭在书卷里，枕着词好好入眠”（《皇殿词》）；“我深信自己染上了叫文字癖的毛病，这是缺乏野心的慢性病，必须在安静中调养。后来我把它定义为现代书生的品格”，“半生山林，半生书卷，这是书生最灿烂的理想”（《跋》）……在中国当代散文作家群中，如此决绝、如此确定、如此坦诚、如此自豪地把自己定名为一介纯正“书生”，邓涛应该是唯一的。
　　 《山河扣问》中的邓涛，首先是一位“前朝书生”。他对以青砖黛瓦、书院山林为主要意象表征的中华古典山水和传统文化，有着一副炽热衷肠和满襟皎皎情怀。他怀揣着“行走就是在接受一种思想的传递”（《站在绍兴的一座桥上》）的理念，带着“词是我今生唯一的行李”（《皇殿词》），不断告别，不断出发，去寻找“现代文明和急功意识没有围剿干净的遗存”（《阳光下的标本：朱家角》），“立体地出动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完整地消化它”（《站立的大理》），“用内心独白式的温润对秦砖汉瓦”进行“深情抚摸”（陈政:《砌字达人<代序>》）。他的江山旅行，游踪所及，从南国到北漠，从西域到东海，遍历古荆州、朱家角、绍兴、神农架、兰州、婺源、吐鲁番、澳门、长城、海南、凤凰、平遥、扬州、大理、富春江、呼伦贝尔、韶山冲、铅山、南昌、沈阳、丽江、武当、杭州、宏村、泰山、景德镇、九江、南京、黄山、承德、岳麓、满洲里、九寨沟、西安、青岛、香港、成都、呼和浩特、庐山、乌镇、昆明、赣州、西宁、上海、青海等地。
　　 邓涛说，“我的嗅觉对古典的遗砖旧瓦格外敏感”（《阳光下的标本：朱家角》），这种敏感，源自于他那颗追慕古风、向往隐逸的心灵与中华古典山水、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这种契合，打通了他生命的此在与历史之间的壁垒。在这种高蹈的自然场域与历史场域，他找到了灵魂的栖息之地。“那水岸，那摇着橹轻盈而过的棚子船，还有可以悠闲品茶、细细把玩青瓷的小阁楼。前朝人活得那么有风度，在石桥上仿佛影现穿长衫捧书卷的那个远方的我”（《阳光下的标本：朱家角》），“苍天之下。我卑微的心在跳跃，舒展成草。风一吹，我的血液就滚烫，在悲壮节拍的鼓励下，跟随整个大草原抑扬起伏地呼吸，开始像蒙古汉子闪烁着绿林式的豪情，天真地笑，气宇轩昂地痛饮。许多世事上的杂质、龌龊被秋天的快慰驱散得干干净净，灵魂啊，原本可以这样纯粹。”（《在呼伦贝尔朗诵秋天》）。
　　 《山河扣问》中的邓涛，更是一位“现代书生”。他的文字，以一种全新的现代视角，从批判和建构的二元向度上，对山水与人文、乡村和都市、人生与社会、个人与民族、历史与现实、存在与理想等，进行了深切体察、深刻思考和深层观照。他的文字，是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文字，闪烁着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光芒，体现了一位当代作家应有的文学担当和社会担当。正像作者所说，“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写得手心发热，灵魂温暖。在深斋中茁壮生长的文字和句式，也算是物化时代的隐喻方式”（《跋》）。“在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界线附近，筑立起一道泱泱大国的防御体系，累累白骨为一面墙的雄伟奠基，先人的血肉黏合着城砖之间的缝隙，长城是一群小人物沉重的墓史……我们用长城的雄伟来掩盖内心的脆弱，来掩埋把失败当屈辱的岁月里的恐惧。从此，我们被一堵墙围在里面”（《固步的长城》），“古镇已是稀缺，散落中国的只有两三百座，比许多濒危动物还少。可惜的是不少已滋生出现代商业的疮廯，有的干脆像批发市场，这是一种比环境污染更可怕的污染”（《阳光下的标本：朱家角》），“我们是水泥世界的昆虫，在颓废的色彩中，眼睛失去了应有的亮度”（《婺源，婺源》），“中国人的危机意识往往停留在物质上，其实根本的危机是精神危机，居物质之安当思精神之危”（《宏村：隐居时代的遗存》）……类似于这样的痛切的反思，几乎贯穿《山河扣问》整部作品。
　　 正是这种对民族和国家前途的深情关注、对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深入思考，对人类灵魂归依何处的深远忧虑，达成了《山河扣问》的四个精神维度：高度、广度、力度、温度。一、高度：《山河扣问》站在灵魂归依和人类命运的高度，扣问山河，审察历史，审视现实，审问心灵，体现了对人类终极发展的关注；二、广度：《山河扣问》的文化视野所及，空间上横扫神州大地，时间上纵贯古往今来，题材上涵纳自然与社会，内审上触及肉体与灵魂；三、力度：《山河扣问》秉承一位作家的文化良知，对践踏生命的专制暴政、践踏自然的物欲之祸、践踏文明的倒行逆施做出了有力的否定和批判；四、温度：《山河扣问》以饱蘸情感的文字珠玑、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追挽行走在消逝中的自然家园和文化家园，燃起文学的温度和思想的温度，抚慰沉默的东方大地，抚慰读者失落的心灵。
　　 二、酒香剑气：《山河扣问》的文化人格
　　 《山河扣问》是一部具有文化人格的旅游散文作品。它的文化人格，一言以蔽之，就是“酒香剑气”。“酒与剑，中国男人的血性。酒是一种力量，酒力；剑时一种气象，剑气……剑则是最有书卷气质的兵刃……酒是剑的液化，剑是酒的固体；剑的水性是酒，酒的火性是剑。两个虎贲之气的书生一手拎酒一手执剑，汍澜泪流，血液上涌，江山喑默，他们渴望弥漫着酒香和剑气的沙场……酒是他的血液，剑是他的骨头”（《酒与剑》）。酒与剑，代表着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的两面：酒，是一种文化情怀；剑，是一种思想利器。
　　 《山河扣问》的文化人格，首先表现为它的闲适情怀。闲适未必是一种生命的高度，却是一种生活的高度。作为一名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邓涛身上无疑打上了很深的中国传统士子的精神烙印。他说，“中国人的生活气质是以文人为标准的，文化是主元素”（《烟花扬州》），“生活追寻的是闲散，魂灵需要休憩”（《神奇的九寨》），“以西湖为核心的杭州文化是文人雅士们‘玩’出来的”（《天堂里也有车来车往》），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过程中，又一代书生在成长”（《书生膝下：岳麓》），由此，追求一种“中国式慢生活”（《烟花扬州》），“做一个宁静的前朝人”（《婺源，婺源》），享受“月色抚慰的诗体”与“悠闲和情怀”（《烟花扬州》），便成了他的生活和生命憧憬之一。这种渴慕闲适、向往山林的“前朝书生”般的情怀背后，其本质是一种旷达不羁、冲破禁锢、崇尚自由的人文精神的反映。
　　 《山河扣问》的文化人格，其次表现为它的书斋理想。作者坦言，“我的生活中乐趣中离不开书，走得再远，也要回到书桌上来”（《我的平民时代》）；“我的胸膛始终存放着一颗很古老的心，愿意在雨打芭蕉声，翻阅繁体的线装书；愿意俯视月下的江河，让几盅火辣的酒冲撞我诗性的内心；愿意在石板的巷内，借浊暗的壁灯独自踩踏着回到一扇半掩的门……我不远千里来寻访，像是在寻访我身着长衫，手摇折扇的前生”（《凤凰》）。他说，“历史告诉我们：文化是高于政治的”，“江山的本色正是一个民族独有的文化精神”（《书生膝下：岳麓》）。正是出于对文化和文化精神的钟爱，他将生命的大半光阴投入书斋，投入孕育文化和文化精神的产房，在书斋里，“积攒生命的高贵”（《雪里的心情》）。他奉“楚材是中国书生的模范”（《书生膝下：岳麓》），坦然宣告：“帝王匾额下，我怀念笔墨纸砚，那是祖宗们的气质，若有一把折扇，就可以指点江山了”（《书生膝下：岳麓》）。在他的散文名篇《皇殿词》中，他浓墨重彩地抒写了自己对词人风流、衣袂飘飘的文学时代的怀念和追慕。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把自己想象为南唐中主李璟，与李中主合而为一，一起缅怀文学的屈辱与荣光：“长满雄心的时代，可我们南唐的软土上长满美妙的词。矫健的战马放养在我的词里，在人间烟火中嘹亮它们的歌喉”，“江南的水土成长着一个帝国的词，它是万里江山忧伤的底色”，“词。拯救我苍白的魂”，“瑰丽的皇殿成了一个词人的书房”，“词成了帝国的恶习，传给了我的儿子李煜”。最后，作者借李璟之口，大声喊出：“背诵我的词吧，可以记住我的一生！”中国古今知识分子的书斋理想在这一声呐喊中，永远定格在笔墨纸砚所渲染的文化天空中。
　　 《山河扣问》的文化人格，复次表现为它的文人风骨。纯正的书生意气、纯粹的书生理想与书生情怀，铸就了它在权势和流俗面前的铮铮铁骨。作者坚定地认为，“重于泰山的是精神，轻于鸿毛的是肉体”（《不识泰山》）。在《凤凰》一文中，作者深情地追怀了“从军旅生涯转换成文化界的宗师”沈从文先生的生平，“从军人的骨头、文人的血肉里”对沈从文先生进行“完整的解读”，崇敬之情跃然纸上：“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这是文人之骨，也是当下的一种稀缺。我们敬重沈从文先生，因为他是挺着脊骨活着，而我们不少人仅仅披着皮肉求生”。在《山海都市》一文中，作者对劝导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结束杀戮、敬天爱民的历史人物丘处机同样给予了高度的敬意：“丘处机也有同样的勇敢、坚定，他自信，他不畏艰险，用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拯救一个从野性中走出来的战士的魂，让王者找回自己的人性，放下他血淋淋的屠刀。”作者对这些铁骨铮铮的书生们这样进行讴歌，“这是历史的站立，文化的姿式，在挣扎中倔强挺立的腰身”（《站立的大理》）。面对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作者也鲜明地亮出了鄙薄的态度——“景德镇的陶瓷原本清晰地分为宫廷的高贵和平民的朴素。走出历史时间概念的景德镇，陶瓷在世俗的熙攘中丢失了高贵，放弃了朴素，混淆成了异体，不少人忘记了最初的浪漫，忘记了跃身火焰的凄美，人心的躁动每天都在膨胀，这门工艺被浮华俘虏中没有了安静……成为媚俗的工艺表演空间，进入金钱逻辑的虚名时代。尘灰袭扰的工作间，工艺师们疯狂地抄袭和复制，艺术一旦丧失创作热情的时候，就意味着颓废，瓷画成为讨生活的捷径和转眼富贵的快车道”（《景德镇时间》）……
　　 《山河扣问》的文化人格，再次表现为它的批判精神。批判精神是现代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文化人格，也是区别古代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的一条重要的分水岭；从《山河扣问》的字里行间传出的声声“扣问”，就是作者批判精神的具象写照。“英雄没有乱世只崇功业，百姓没有功业只畏乱世”（《古荆州》）；“原本在丛林中飞行的山民不再有朴素的日子，不再有天蓝地绿、水清云白的自在，不再有野花般香溢的爱情，不再有温润而厚实的家园，翩跹的蝴蝶钉在标本盒里，人气太重，连金丝猴都择他处而栖。当下的人心早已进化得八面玲珑，我们正在为退化的精神寻找返祖的渠道，却还原了动物欺凌的本性”（《神农和架都不在的山》）；“人体内潜伏的屠性在没有决斗、没有沙场的时候，抑制不住地用刀锋剁杀养我们眼睛、养我们身体、养我们灵魂的土地。对大山开膛破肚，将大水逼得无路可退……我们在为自己制造恐慌，劫持的不是一个湖，而是我们的生活”（《关于一个大湖的祷告》）；“名山南岳之麓警醒着我们在学术和教育两重危机围困下的中国人”（《书生膝下：岳麓》）；“我们的村庄仿佛是爬满大地上的疮疖，邋遢、湿暗，随意性，原来村庄曾经是这样有涵养、诗意、规矩”（《宏村：隐居时代的遗存》）；“我回首武当，这就算圆了登武当的梦么？清修之地已不再清静，高人之居已难觅先贤，我仿佛觉得这座座青山在车流人潮之中与城市里高楼无异，而山野的风依然吹不散世人浮躁的心”（《武当》）；“蜿蜒的不但有龙，还有蛇和各种爬虫”，“让民族挺立起来的是喂养我们的文明，它才是一道真正地长城，才是我们不可攻陷的根本（《固步的长城》）；“而今是当下社会的缩影，功利主义已染指了最本真的艺术。它不是一个组织、团体，更不是个人所能扭转的”（《景德镇时间》）；“让城市外在形象优雅并不难，如同整形，但要让一个城市有内在气质，决非一日之功。文化是需要培育的，一蹴而就的文化是泡沫文化或是文化伪装”（《天堂里也有车来车往》）；“到底摒弃了多少不应该摈弃的？破碎的记忆里还能找到多少残缺的遗存”（《书生膝下：岳麓》）；“我觉得（泰山。笔者注）更像硕大的阳具，文化因它而繁衍，岂能自宫”（《不识泰山》）；“痛——不仅来源于一个叫南京的城市之痛，而且辐射成整个中国，整个人类的痛。那一刻，我感觉我们都是南京人，死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祖宗”（《十朝南京》）；“在玉龙山的目光中，我像犯错的孩子止不住发慌，现在的丽江因稀有而珍贵，却无法评估它的未来”（《清亮的高原深处》）；“一个城市最核心的美丽不在于楼宇和山水，而是安居于此的人”（《豫章人家》）……